自1945年梅原末治《唐镜大观》著录两面“永徽元年”铜镜以来，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发现多件带有“贞观元年”“贞观十六年”“永徽元年”“上元二年”“大和元年”等唐代年号的铜镜。这些铜镜因有明确的纪年，在唐代铜镜艺术研究中曾被作为标准器对待。但这些铜镜在造型、铭文书体、纹饰等方面，皆与唐代铜镜有异，而与宋代铜镜相合。
1945年，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搜集了日本、英、美、德及北京梁上椿收藏的141面中国唐镜的资料出版了《唐镜大观》，此书为首部唐镜著录专门著作。书中著录的两面“永徽元年”的铜镜，一直被中国学者当作唐代铜镜考古与艺术研究的标准器。
近些年来，中国境内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发现带有“贞观元年”“贞观十六年”“永徽元年”“上元二年”“大和元年”等唐代年号的铜镜。这些铜镜因有明确的纪年，也被作为唐代纪年镜。但是，如果对照唐宋铜镜类型学研究的成果，这五种唐代年号镜的铸造年代以及反映的历史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一 宋代铸造的“贞观元年”镜
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面“贞观元年”镜〔图一〕，直径15.5厘米，八瓣菱花形，圆钮，铜镜背面竖书“贞观元年”四字铭文，无其他纹饰。该铜镜资料刊布者张孜江未就其铸造年代给予充分考证，仅提出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该器可能是后世仿造，年号中的“贞”字少了一笔，应是为了避讳。另一种看法是，贞字少一笔有可能是制镜时疏忽所致，理由是铸镜者通常不会仿造经济效益较低的实用型“素镜”，而不去仿造纹饰精美、经济价值高的铜镜，并认为该铜镜反映了唐初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状况。显然，作者刊布此镜时，是把它当作初唐镜对待的。
〔图一〕菱花形“贞观元年”镜 四川博物院藏 采自张孜江:《 馆藏汉唐铜镜赏析》， 《收藏界》 2010年第6期， 页117图6
目前所知，纪年唐墓出土的和传世的带有年号的菱花形镜大约有22面［附表一］，形制分为六瓣（出）、八瓣（出）两种，其中纪年较早的有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八瓣菱花形银壳鸾兽镜〔图二〕、长寿二年八瓣菱花形素面纪年镜〔图三〕，一般认为唐代菱花形镜大都为盛唐以后。那么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贞观元年”镜是否铸造于贞观元年，下文将从镜形、铭文及质地等方面加以考证。
〔图二〕菱花形银壳鸾兽镜 《唐镜大观》 著录 采自梅原末治:《 唐镜大观》 页99下图，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资料丛刊 第三册， 株式会社美术书院， 1945年
（一）镜形
“贞观元年”镜为八瓣菱花形，镜缘尖瓣线条较宽，尖瓣较为低平，轮廓线凹下弯曲，花瓣的底部深入镜体较深，且十分尖锐。此特点与唐代菱花形镜有一定的差别。
〔图三〕菱花形长寿二年(693)素面镜 洛阳关林天宝八年( 749) 墓出土 采自霍宏伟、 史家珍主编:《 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下册， 页234图197，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图四〕菱花形仙骑镜拓片 开元十二年( 724) 阎婉墓出土 采自湖北省博物馆、 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 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页38图一四
［附表一］中22面唐代菱花形纪年镜，除了甘肃庆城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和河南陕县M1907韩干儿墓出土镜发掘简报资料不详外，其余20面铜镜的外形基本清楚，其中序号3、14、15、20四面银背镜为六瓣菱花形，其他16面为八瓣菱花形。八瓣形的菱花尖瓣较为突出，如长寿二年（693）八瓣菱花形素面纪年镜〔见图三〕、陕西西安马家沟中宗神龙二年（706）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出土的金背瑞兽葡萄镜、湖北郧县玄宗开元十二年（724）阎婉墓出土的仙骑镜〔图四〕、陕西西安紫薇田园都市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辅君夫人米氏墓出土的双鸾衔绶镜〔图五〕、河北临城懿宗咸通十一年（870）赵天水夫妇墓出土的鸳鸯双凤镜等，六瓣形的尖瓣则更加突出，如河南偃师杏园中宗神龙二年（706）宋祯夫妇墓出土的银壳鸾兽镜〔图六〕、河南偃师杏园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景由夫妇墓出土的银壳鸾鸟瑞兽镜〔图七〕、河南洛阳东明小区文宗大和三年（829）高秀峰夫妇墓出土的银壳鸾兽花枝镜〔图八〕等，这些纪年唐镜尖瓣不仅较为突出，且线条宽窄基本一致，轮廓较平滑，未见弯曲下凹的。另外，无论六瓣，还是八瓣，这20面菱花镜的尖瓣底部都伸入镜体较浅。
〔图五〕菱花形双鸾衔绶镜拓片 天宝十四年( 755) 辅君夫人米氏墓出土 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辅君夫人米氏墓清理简报》，《 文博》 2015年第4期， 页22图九
〔图六〕菱花形银壳鸾兽镜 神龙二年( 706) 宋祯夫妇墓出土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 师杏园唐墓》 图版34-3，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图七〕菱花形银壳鸾鸟瑞兽镜 开元二十六年( 738) 李景由夫妇墓出土 采自《 偃师杏园唐墓》 彩版8-1
〔图八〕菱花形银壳鸾兽花枝镜 大和三年( 829) 高秀峰夫妇墓出土 采自《 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 下册， 页305图272
比较以上镜形可知，虽然贞观元年镜铸有唐代年号，但与其他唐代纪年菱花镜的外形有异。该镜镜缘较为宽厚，且轮廓线凹下弯曲，尖瓣较为低平，尖瓣根部尖锐且伸入镜体的菱花镜形具有宋代菱花镜的特点，与西安地区征集的宋八卦镜〔图九〕、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湖州仪凤桥镜〔图十〕、安徽六安寿县博物馆藏宋湖州石六叔镜〔图十一〕等菱花镜的外形基本相同。
〔图九〕菱花形八卦镜 西安地区征集 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文 物精华·铜镜》 页142图128， 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2008年
〔图十〕菱花形湖州仪凤桥镜 辽宁省博物馆藏 采自辽宁省博物馆:《 净月澄华—— 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铜镜》 页267，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图十一〕菱花形湖州石六叔镜 安徽六安寿县博物馆藏 采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六安市文物 局:《 六安出土铜镜》 页247图221， 文物出 版社， 2008年
（二）纪年铭文
贞观元年镜无花纹，只有四字纪年铭文，如此简素的铜镜因疏忽缺贞字末笔可能性不大，应为避讳所致，因为唐朝以后避讳多行缺笔之法，尤以缺字末笔为常见。
铜镜作为商品，避家讳、偏讳的可能性较小，应是国讳。贞字为宋代国讳。宋仁宗名赵祯，除避正讳“祯”字外，宋代还比较严格地避与祯音声相近的嫌名“贞”，唐代年号贞观、贞元等皆采用代字、缺笔等进行避讳。
“贞”代以“正”、“真”，如《五杂组·事部》云：“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春明退朝录》载：“唐正观中，长孙皇后谥文德”，又：“正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正”字下并注云：“正字犯仁宗嫌名。”《梦溪笔谈》书中多次言及贞观年号，亦径追改而作“正观”。唐德宗年号贞元，宋人亦改“正元”。《春明退朝录》有“正元二年”，“正”字下自注云：“正字犯仁宗嫌名。”《史讳举例》曰：“宋人书贞观年号为真观，或为正观，书贞元为正元，避仁宗嫌名改。”
还有作缺笔处理者，如宋石经《周易·乾》：“元亨利贞”，《〈诗·召南·行露〉序》：“贞信之教兴”，“贞”字并缺中二画作“”。《尚书·洪范》“曰”缺末一笔。
《桯史·冰清古琴》载：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宁坐上，客有叶知几者，官天府，与焉。叶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纹鳞㕙，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晋陵子题⋯⋯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李以质于叶，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客又有忆诵《渑水燕谈》中有是名者，取而阅之，铭文岁月皆吻合，良是。叶益自信不诬，起附耳谓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觌，虽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偿百万钱。鬻者撑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宝此，将贡之上方，大珰某人固许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顾信叶语，绝欲得之。门下客为平章，莫能定。余觉叶意，知其有赝，旁坐不平，漫起周视，读沼中字，皆历历可数。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问叶曰：“琴之媺恶，余姑谓弗知，敢问正元何代也？”叶笑未应，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问为？”余曰：“诚然，琴何以为唐物？”众哗起致请，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是矣，而贝字阙其旁点，为字不成，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徒取《燕谈》，以实其说，不知缺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笔，修琴时必剖而两，因题其上。字固可识，又何疑焉。”众犹争取视，见它字皆焕明，实无旁点，乃大骇。李更衣自内出，或以白之，抵掌笑。叶惭曰：“是犹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强薄酬，顿损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虽怒而无以辞也。
《桯史》所载冰清古琴上“贞元”年号贞字的写法与贞观元年镜上的贞字相同，都是因避讳缺少末笔。
（三）质地
除镜形和纪年文字外，贞观元年镜镜体也不像唐镜那样白亮，表面发乌，似泛铁锈。唐代铜镜锡含量较高，质地精良。《旧唐书·食货志》：“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发乌应是铅含量较高，锡含量较低所致。虽然该镜的合金成分需测试后进一步鉴定，但仅从镜形和纪年铭文来看，贞观元年镜应为北宋仁宗以后铸造，是宋镜而非唐镜。
二 宋代铸造的其他唐代年号镜
近年，考古发现有一些类似贞观元年镜的宋代仿唐年号镜，下文将逐一列举。
（一）“贞观十六年”八卦纹镜
此型镜发现有两面。
①方形镜〔图十二〕，出土于1979年发掘的湖北襄阳磨基山宋代砖室墓墓主人头部左边的漆奁内。镜面光洁照人，背面为圆形钮，钮外饰有一周绳纹，再环列篆书铭文“大唐贞观拾陆年伍月戊午造”一圈，外切方格，方格四内角各有一乳钉纹，外圈为八卦，每卦爻之间用三条竖线隔开，最外圈为二十四方格，每方格内均有字，不识。此镜平面近方形，长12.5厘米、宽12.3厘米。墓葬纪年为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图十二〕方形“贞观十六年”八卦纹 镜拓片 崇宁三年( 1104) 襄阳磨基山宋墓 出土 采自孔祥星、 刘一曼:《 中国铜镜图典》 页765， 文物出版社， 1997年
②亚形镜〔图十三〕，1962年征集于湖北襄阳谷城县大峪桥镇新店村。纹饰与上镜相同，唯镜形有异，边长12.9厘米。该镜被认为是盛唐制镜。
〔图十三〕亚字形“贞观十六年”八卦纹 镜拓片 谷城县博物馆藏 采自汤雨林:《 谷城县博物馆馆藏铜镜》， 《江汉考古》 1997年第2期， 页42图三
孔祥星认为此型镜虽有贞观十六年（642）纪年，但因出自宋墓，应属宋镜。孔祥星对此型铜镜年代的判断正确，但原因尚未论证充分，因为宋墓也可能出土唐镜。
根据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研究可知，亚字形镜及八卦纹饰主要流行于中晚唐，不见于初唐。此外，唐代的八卦纹都是三爻，异于“贞观十六年”八卦纹镜中的六爻八卦。
此型镜因有宋墓出土资料，应属宋镜。虽属宋镜，但八卦与二十四个似字非字的方块图形配合的纹饰，与唐代上清长生宝鉴节气文镜有相似之处。见于著录和刊布的唐代上清长生宝鉴节气文镜共有七面，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镜形，铜、铁两种质地，镜背图案以方框线分为三区，镜钮周围是四神纹和八卦符号，中区为浮雕动物形生肖图案，外区是一圈24字铭。唐代传奇《古镜记》详细叙述了此类镜的尺寸、纹饰及文字：“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此类镜应属道教镜。襄阳磨基山宋代砖室墓出土的八卦镜与1987年西安东郊晚唐墓出土的一面上清长生宝鉴节气文镜镜形一致，其外圈也应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符合道教神秘主义的认识方法和符法意义。襄阳磨基山宋代砖室墓随葬有买地券等铭文砖，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契人张坚固”等道教用语，反映出墓主人的道教信仰。贞观十六年铭八卦纹镜也应是反映墓主人道教信仰的一种随葬品。
（二）“永徽元年”篆书铭带镜
此型镜发现有三面，皆为四神规矩铭带镜。
梅原末治《唐镜大观》收录有两面，圆形，球形钮。钮座为圆形，底饰半月形纹一周，规矩方格四角内各有一朵草叶纹。内区外为两排锯齿纹，四边有四神图案，四神之间用规矩纹隔开。外区为锯齿状纹，内有篆书铭文带。镜缘交替饰以三道斜线与三圆点纹，将边缘四等分，每等分里有一个字，共有四个字，为“永徽元年”。一面铭文带有篆书24字，“光流素月，质禀玄精。莹（澄）空鉴水，照迥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图十四〕。另一面铭文带有篆书32字，曰:“明逾满月，玉润珠圆，惊鸾晖（钿）后，舞凤台前。生蓤（菱）上壁，倒井澄莲。清神鉴物，代代流转。”〔图十五〕
〔图十四〕圆形“永徽元年”24字篆书铭带镜 《唐镜大观》 著录 采自《 唐镜大观》 页9
〔图十五〕圆形“永徽元年”32字篆书铭带镜 《唐镜大观》 著录 采自《 唐镜大观》 页8
陕西省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出土一面，纹饰与前述两面铭带镜相同，铭文带为篆书“明逾满月”32字。对于该出土镜定年，墓葬简报作者认为是唐代的四神规矩铭文镜，王欢认定其为宋代仿镜，但都未阐明理由。
“明逾满月”铭带镜尚未见唐墓出土的报告，仅见四川博物院藏瑞兽镜，有楷书40字铭文带，曰：“明逾满月，玉润珠圆，鸾惊钿后，舞□□前，生死上辞，倒井澄莲，精灵应态，影逐桩妍，清神鉴物，代代流传。”
“光流素月”铭带镜存世较多。唐墓出土的，有1954年陕西西安东郊郭家滩国棉四厂工地第123号、第338号唐墓各出一面五瑞兽铭带镜、1987年江西大余县唐墓出土一面四瑞兽葡萄纹铭带镜；其他地点出土的，有1966年陕西西安动力厂出土一面六瑞兽铭带镜、1974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一面五瑞兽葡萄纹铭带镜、浙江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出土一面四瑞兽葡萄纹铭带镜、辽宁锦州市张扛村一号辽墓出土一面四瑞兽铭带镜、1983年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的四鸾衔绶铭带镜；文博单位通过拣选、收购等方式收藏的，有故宫博物院藏五瑞兽葡萄纹铭带镜、旅顺博物馆藏五瑞兽铭带镜、辽宁北票市文管所藏迦陵频伽纹铭带镜、陕西扶风县博物馆藏五瑞兽葡萄纹铭带镜、湖南益阳市博物馆藏四瑞兽铭带镜，这13面镜铭文都为楷书。铭文篆书者，仅有《唐镜大观》的永徽元年四神规矩铭带镜、团花铭带镜和《中国铜镜图典》著录的五瑞兽铭带镜。
《唐镜大观》收录的永徽元年“光流素月”四神规矩铭带镜，为日本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从《世界美术大全集》刊载的图片来看，此镜除表面生有绿锈外，质地白亮，花纹铸造精细，颇类唐镜，但是篆书铭文却与唐镜有异。呈圈带式分布的铭文镜时代为隋至初唐，隋唐墓葬出土镜中，铭文皆楷书，未见篆书的铭带镜。铭带镜中有“聊书玉篆，永镂青铜”这样的铭文，虽然铭文中的“玉篆”，是篆书的美称，多指典籍、文告、符箓上的文字，但此铭文也是楷书，而非篆书。
由此推断，永徽元年四神规矩铭带镜因有安康市上许家台南宋墓的出土实例应是宋代铸造，而篆书铭文的团花铭带镜和五瑞兽铭带镜也应非唐镜。
（三）“上元二年”篆书铭文镜
上元二年镜〔图十六〕为1955年西安东郊高楼村M83出土。此镜最早刊布于《陕西省出土铜镜》，所出墓葬被认为是唐墓，因而该镜亦被认为是唐镜。
〔图十六〕方形“上元二年”篆书铭文镜拓片 1955年西安东郊高楼村M83出土 采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 上册页763， 三 秦出版社， 2015年
近几年，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20世纪50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进行重新整理研究，西安东郊高楼村M83因有一定数量的宋钱出土，显然应是宋墓，“上元二年”镜也被定为宋镜。该镜为方形，边长11.1厘米，圆钮，四瓣柿蒂纹钮座，四角有楷书“上元二年”，每边正中对称篆书铭文“宁寿宣老”，镜缘为双线凹边。此镜唐代年号铭楷书，其他铭文篆书的构思与“永徽元年”篆书铭带镜相同。
M83所出钱币的种类、数量如下：
唐五代时期的“开元通宝”1枚、“乾元重宝”1枚；
宋太祖时期的“宋元通宝”1枚；
宋太宗时期的“太平通宝”2枚、“至道元宝”8枚；
宋真宗时期的“咸平元宝”6枚、“祥符元宝”25枚、“天禧通宝”5枚；
宋仁宗时期的“天圣元宝”9枚、“景祐通宝”1枚、“皇宋通宝”4枚、“至和通宝”1枚、“嘉祐通宝”1枚；
宋英宗时期的“治平通宝”8枚；
宋神宗时期的“元丰通宝”3枚、“熙宁通宝”13枚；
宋哲宗时期的“元祐通宝”8枚、“绍圣元宝”1枚。
这些钱币透露出墓主人收藏唐宋钱币的爱好。从最晚的钱币“绍圣元宝”推断，此墓应为北宋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的墓葬。那么，“上元二年”方形镜则是1097年以前所铸。
（四）“大和元年”许由巢父镜
大和元年镜〔图十七〕为1972年四川省三台县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此镜直径25.5厘米，半球状钮，镜背有图像和铭文。图像的下半部为波浪翻卷的水面。上半部为岸边：左方一树，疏枝无叶，树下一人坐于磐石上，神态闲逸，右方一人牵牛而立，两人相向作对语状。铭文两段：一处在钮的左上方，阳识真书“大和元年”四字；一处在上方正中和右侧空白处，阴刻大篆，已模糊不可识读。两段文字的制作时间不同，前者与图像一次铸成，后者为镜成后加刻，后又被有意磨去，仅存残迹。关于镜背图像，刊布者有两种解释，一是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封君达的故事，一是许由遇巢父的故事。虽然此镜的出土信息不甚明了，但因铜质优良，制作精工，镜形及图像均具明显的唐镜作风，且有唐文宗大和元年年号，被认定为唯一有纪年的四川出土唐镜，为唐镜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标尺。
〔图十七〕菱花形“大和元年”许由巢父镜拓片 四川三台县出土 采自罗家容:《 从唐大和元年铜镜谈传世“ 饭牛 镜”》，《 文物》 1984年第7期， 页70图一
此镜的镜形为八出菱花形，八个尖瓣较平，外轮廓线条宽窄有细微变化，且向下弯曲，但曲度较小。这面镜的外形与贞观元年镜有相似的特点，只是大和元年镜镜缘较窄，尖瓣根部不似贞观元年镜那样尖锐且伸入镜体。这样的菱花镜形不似唐镜，颇类宋镜。如宁夏固原隆德县观庄宋墓出土的楼阁人物镜〔图十八〕、故宫博物院藏宋海水行舟镜〔图十九〕、四川博物院藏二面宋许由巢父镜〔图二十〕与大和元年镜镜缘形状及宽窄变化十分相似。杨桂荣认为宋代仿制的唐代葵花镜、菱花镜，花瓣弧度平缓，有的较直，几乎成为多边形，而大和元年镜的菱花镜形符合这一特点。
〔图十八〕菱花形楼阁人物镜 宁夏固原隆德县观庄宋墓出土 采自宁夏固原博物馆:《 固原铜镜》 页236图版一六三，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图十九〕菱花形海水行舟镜拓片 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郭玉海:《 故宫藏镜》 页133图133， 紫禁城出版社， 1996年
〔图二十〕菱花形许由巢父镜拓片 四川省博物馆藏 采自《 从唐大和元年铜镜谈传世“ 饭牛 镜”》， 《 文物》 1984年第7期， 页70图三
结合宋金许由巢父镜兴盛的情况，尽管大和元年镜镜背纹饰中，坐于水边树下的人物没有明显地抬起手臂的动作，但仍符合许由巢父镜的基本要素和人物组合关系，即坐于水边树下者为洗耳之许由，右方牵牛者为巢父，下部水面代表颖水。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许由》云：“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铜镜图案表现的应是唐尧时期的隐士许由洗耳、巢父饮犊上流的故事。
〔图二十一〕亚字形许由巢父镜拓片 湖南长沙桃花岭中南工大校区晚唐墓出土 采自长沙市博物馆:《 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 页193图146， 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目前所见最早的许由巢父出土镜为1987年湖南长沙桃花岭中南工大校区晚唐墓出土〔图二十一〕，该镜为亚字形，小圆钮，出土时钮部周围有残缺。主纹区构图简约，钮上方配置一丛花草树木，下方为水波纹，钮右侧一人踞蹲水边，头略后仰，面朝向右方，左手向下作取水状，右手上扬前伸，似作与左侧人物对语状，头部的上方有“许由洗耳”铭文。钮左侧配置一站立牵牛者，左手前伸、右手牵拽一头位于钮下方水流边低首引颈喝水的牛，牵牛者头前上方有“巢父饮牛”铭文。牵牛者与镜钮间还铸有一字，惜因残缺未能释出。另外，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收藏一面纹饰基本相同的唐弈棋人物镜〔图二十二〕，也有许由巢父图像。镜为圆形，镜背由三组人物故事图组成，镜钮右侧是许由洗耳巢父饮牛，左侧是周文王访贤，下方是商山四皓弈棋。
〔图二十二〕圆形弈棋人物镜拓片 上海博物馆藏 采自上海博物馆:《 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 藏铜镜精品》 页274图99，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年
这两种唐代的许由巢父镜构图、人物衣饰和背景刻画皆不相同。长沙桃花岭出土镜陆上空间大，水面窄，呈凹字状，许由巢父头戴幞头，身穿窄袖紧身衣裤，二人平列相对分布，许由右臂上抬，人物后的树木背景更像是花丛；唐弈棋人物镜许由与巢父著宽袖曳地袍服，许由与巢父侧向排列，斜伸出一道河水，许由右臂抬起，明显有洗耳的动作，此镜人物身后的背景像是阔叶花树。
宋金时期，许由巢父镜产量较多。根据杨玉彬的研究，许由巢父镜于北宋晚期开始出现，主要有圆形和八瓣菱花形两种镜形。八瓣菱花形许由巢父镜主要流行于北宋晚期，其图像特征为，画面由水、陆两部分组成，两者界面大致呈直线状，上部陆地占镜面比例较大，组图物象有对话人物、牛、山峦、大树、流云等，下部有河流、落花，下部所占的空间小。如四川博物院藏两面宋许由巢父镜〔见图二十〕均具有这样的画面特点。
大和元年镜没有北宋时期八瓣菱花形许由巢父镜的构图紧密，显得比较疏朗，画面由水、陆两部分组成，分界面已不似唐代铜镜凹下或者斜向布局，趋向于直线状，上部陆地空间有人物、牛、树木，没有山峦和流云，且树木萧疏，没有树叶，不似宋代菱花形许由巢父镜中的树木那样繁盛。该镜中的人物形象没有唐代镜中的人物形象丰满匀称，身体被拉长，显得较为瘦削，与宋镜中比较消瘦的许由、巢父形象相近。此镜与唐宋许由巢父镜皆有一定的差异，一种可能是北宋晚期较早阶段产生的镜类；另一种可能是因为铸造有唐代铭文，有意与同时期的宋镜风格有所区别。
三 铸造唐代年号镜所反映的宋代工艺制作现象
（一）五种唐代年号镜与宋代仿古镜的不同
以上五种宋代铸造的唐代年号镜，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被当作唐代纪年镜，其实是宋代伪造的唐镜。之所以会误判，与学术界对宋代仿古镜的特点认识有关。
目前发现的宋代仿古镜基本是仿汉唐镜，在纹饰间大多铸有纪名、号铭或姓氏等明显标志，纹饰虽细腻，但比较模糊，不如汉唐镜纹饰清晰，线条也不如汉唐镜流畅自然，且铜质较汉唐镜差，表面发黄发乌，铸造不及汉唐镜精美。王欢搜集了19面宋代仿唐镜，虽无纪名、号铭或姓氏等宋代镜的明显标识，但仍具有宋仿古镜纹饰模糊、铜质较差的特点。
但上述五种唐代年号镜，大和元年镜虽有刻铭这样宋金铜镜常见的做法，但由于磨去不识，与其他四种铜镜一样，都未有纪名、号铭或姓氏等标志，且花纹、铭文较为清晰，贞观元年镜、上元二年镜体虽不像唐镜那样白亮，但铜质好于一般宋镜，其他三种年号镜铜质和精美程度都十分接近唐代铜镜，而直接铸出唐代年号不见于其他宋代仿唐镜。
（二）仿古和逐利催生的宋代唐年号镜
宋人崇古、好古，仿古器物在宋代的流行，在铜器、瓷器等制作中表现得尤其鲜明。宋代工艺美术中的仿古风主要是受到三代、汉、唐器物的影响。这与宋代超越汉唐、直追三代的文化政策有关。《宋史·太祖本纪》：“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孝宗论用人择相》载：“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过，故本朝之治，独与三代同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这种仿古的风气对宋代的铜镜铸造业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宋镜中的仿古镜多为仿汉、唐镜，从北宋初期开始就有仿汉镜的铸造，王欢收集到两宋时期仿汉铜镜53面，分为仿汉铭文镜、仿汉乳钉纹镜、仿汉博局镜、仿汉神兽镜和仿汉画像镜五型；仿唐镜19面，分为仿唐海兽葡萄镜、仿唐花鸟禽兽镜、仿唐瑞兽铭带镜、仿唐生肖镜四型。本文所述五种宋代铸造的唐代年号镜也是仿古风气的产物。而与其他仿古镜不同的是，这五种铜镜直接铸有唐代年号，目的应是和《桯史》所载宋人制作的带有唐代年号的冰清古琴一样，如能蒙混过去，则可获得高于宋琴九倍的利益，造假牟利的意图更为明显。
本文所讨论的五种8件唐代年号镜，有3件出土镜可知墓葬年代，方形“上元二年”篆书铭文镜应出自北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方形“贞观十六年”八卦纹镜出自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墓主人是无官职的刘密昨妻张氏二娘；“永徽元年”四神规矩铭带镜出自安康上许家台南宋墓，该墓是抗金名将王彦为其父母修建的。其父名王诚，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日, 因病死于上当，后葬于绥德祖坟。因为宋金战争,王彦未能扶陵归乡，心里非常不安。故在此建坟，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八月十五日葬其父的衣裳及其母于此。虽然此墓是南宋绍兴三十年所建，但因是衣冠冢，墓中随葬的这面铜镜也不排除前朝铸造的可能。
宋嘉泰元年（1201）所修《吴兴志》载：
大宁寺有章后镜一面。郡旧有铜坑，工人铸造得诀，小大方员照鉴若一。官禁铜，镜渐难得。工价廉，器亦不迨昔。
从这一记载可知，南宋初，由于铜禁，铜镜的铸造数量少，质量差，而上许家台南宋墓所出“永徽元年”镜纹饰较为精美且铜质较好，很可能与“贞观十六年”八卦纹镜一样，为北宋晚期所铸。
北宋末年的徽宗和钦宗两朝，是宋镜的黄金时期，铜镜数量之多，种类之繁，纹饰之杂，是两宋其他各期都无法比拟的。
而此一时期，由于崇古，古器收藏潮流兴起，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有详细的记载：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及大观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
叶梦得《避暑录话》也说：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古器的收藏必然使得价格增高，通过铸造唐代年号，使得宋镜变作唐镜，自然可以加倍获利。另外，除了加铸年号，在铜质和纹饰上也更加贴合唐镜。宋人已经知道古镜较宋镜精巧，无锈蚀。
赵希鹄《洞天清录·舂陵冢古镜》记载：
道州民于舂陵冢得古镜，背上作菱花四朵，极精巧。其镜面背皆用水银，即今所谓磨镜药也。镜色略昏而不黑，并无青绿色及剥蚀处。此乃西汉时物，入土千年，其质并未变。信知古铜器有青绿剥蚀者，非三代时物无此也。
元丰中，苏轼也曾在黄州得到过一面“汉有善铜出白阳”铭文的古镜。道州民和苏轼得到的铜镜不知是真正的古镜，还是宋代的仿古镜。目前发现的五种唐代年号镜的出土收藏地四川、湖北、陕西安康，与文献记载的道州、黄州，均属南方地区，实物和文献俱说明该地区人们对古镜的喜爱，很可能这类镜是该区域内的铜镜作坊所制。
人们高价购得古镜，除了彰显身份和财富，还能满足趋利避害的心理需求，这是因为古镜颇为灵异。《洞天清录·古铜器灵异》中说：
古铜器多能辟异祟，人家宜畜之，盖山精木魅之能为祟者，以历年多耳。⋯⋯范文正公家有古镜，背具十二时，如博棋子，每至此时，则博棋中明如月，循环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时钟，能应时自鸣，非古器之灵异乎？
古镜灵异很可能是人们高价买得古镜，并在墓葬中埋藏古镜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以上五种唐代年号镜，都为宋代铸造。贞观元年、十六年、上元二年和大和元年镜目前并未有相同或相似的唐代镜发现，永徽元年镜虽有相同纹饰的唐镜出土，但尚未发现有篆书铭文者。其存在揭示了宋代仿古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即铜镜作坊为了牟利，用在镜背铸造唐代铭文的办法，精工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仿唐镜，目的是为了造假，谋取高额利润。这种现象从北宋哲宗时期既已出现，到徽宗时加剧。除逐利造假之外，社会的崇古风尚以及古镜灵异等思想，也催生了宋代铜镜铸造唐代年号铭文的出现。
[附表一] 唐纪年墓出土的菱花形铜镜和年号镜统计表(注:不包括5厘米以下的小铜镜和铁镜)
（本文作者单位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