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艺术批评家本·鲁克（Ben Luke）在《The Art Newspaper》的每周线上广播中与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对谈。在这位“行为艺术教母”看来，疫情与隔离并未影响她的生活和创作，“我的身体是唯一与我关联的场所”，她说道。阿布拉莫维奇并不认同创作要对诸如新冠疫情等新闻事件进行回应，“直接基于疫情的作品就像是对每日新闻的再生产，而艺术应该让人‘不安’，应该向人发问，应该预测未来。”
阿布拉莫维奇将迎来自己在英国的首个大型个展——位于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的展览“身后”（After Life）。展览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举行，由于新冠疫情而被推迟至明年。这位艺术家在访谈中表示，展览不会结合当下的情形而作出变化，“唯一将改变的一点是我对于乌雷（Ulay）的致敬”，这位阿布拉莫维奇昔日的艺术伙伴与爱人在今年三月因病逝世。两人曾合作完成多件艺术作品，其中，作品《情人·长城》始于两人关系的终点：1988年，两人选择结束恋人与合作关系，并以次为纪念，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分别从中国长城的两端出发，他们在路途的中间相遇并道别。从那以后，两人开始各自独立的艺术创作。阿布拉莫维奇透露，为了纪念乌雷，展览中将增加两人过往合作中的作品。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我认为，在让行为艺术成为主流艺术上，我确实功不可没，因为我为之花了50年的时间，从未放弃过。谈论这件事就像是谈论我自己的孩子。行为艺术在当下难以进行，因为它需要观众共同来完成。当然，我仍然在工作。最近，我正在排演歌剧《玛丽亚·卡拉斯的7次死亡》（Seven Deaths of Maria Callas），好在整场演出只有我一个演员，台上除了我只有一位钢琴家，他也戴着口罩，所以说我们正习惯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
（本文编译自《The Art Newspaper》的《‘It is dangerous for artists when the events of the day change their work’—Marina Abramovic on art an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一文，部分内容听译自其广播《Exclusive: Marina Abramovic Int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