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伊朗－中国间的文化交流，多依赖传世文献进行探讨，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萨珊波斯晚期或中国隋唐时期。本文以狻猊（狮子）、天马（阿克哈·塔克马）和跳脱缨（手串）为例，试图探讨两国间年代更早的交流。从考古发现看，狮子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为中国人所了解，并从汉代就扎根于中国艺术。比较汉晋和萨珊艺术中的额髦和鞍鞯后的花穗，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伊朗在马具、马饰上的许多共同特点。此外，中国首饰中的玛瑙珠、天珠和“蜻蜓眼”也深受伊朗艺术影响。
绝域苍茫，一条古道连东西，中国在东，伊朗在西，中经西域各国，商贾驿使往来不绝，世称“丝绸之路”。昔劳费尔讲中国对伊朗文明的贡献，讲西域各国对唐代中国的影响，皆以伊朗、中国为两端，西域各国为中段。这里所说伊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自然离不开西域各国的媒介作用。丝路两端相互馈赠，不光是植物、动物、矿物类的“金玉珠宝、珍禽异兽”，还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如世界六大宗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除佛教是从印度发源，经西域各国传入汉地，其余宗教几乎都是从伊朗，经西域各国传入汉地。
下面举三个例子，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一 狻猊、貎和中国艺术中的狮子
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有三大帝国。这三大帝国与中国的年代对应关系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早期和中期；帕提亚王朝的安息帝国（前247－公元224），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224－651），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和唐初。
中国古书最早提到“安息”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同期史料；最早提到“波斯”是北齐魏收的《魏书》（一共出现过八次），年代大约在公元6世纪左右，属于萨珊时期的同期史料。更早，两国是否有来往或彼此听说过什么，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只有老虎，没有狮子。狮子为西域传入，历朝历代多有记录，是中国与伊朗以及西域各国来往的重要证据。问题是，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狮子的。
狮子传入中国，史书记载，最早在东汉，如：
1．汉章帝建初四年（79）和章和元年（87）从月氏进口（《后汉书》的《章帝纪》和《班超传》《西域传》）。月氏，指大月氏，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
2．汉章帝章和二年（88）和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从安息进口（《后汉书·和帝纪》）。安息在今伊朗和土库曼斯坦。
3．汉顺帝阳嘉二年（133）从疏勒进口（《后汉书》的《顺帝纪》和《西域传》）。疏勒在今新疆喀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西域传》提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派遣使节进献狮子给汉和帝。从年代推断，这位国王即帕提亚王朝的帕科罗斯二世（Pacorus II, 78－105）。汉章帝和汉和帝时，从伊朗向中国进献狮子的安息国王正是他。
狮子初入中国，最初写成“师子”，后来才加犬旁，写成“狮子”。但在此之前，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也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中国典籍就已提到狮子的外来译名。
中国有一本带小说性质的游记，叫《穆天子传》，内容是讲周穆王（生当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游天下，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该书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战国大墓出土，号称“汲冢竹书”。墓主相传是魏襄王（前318－前296）或魏安釐王（前276－前243），此墓墓主如果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则该书可能成书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或帕提亚王朝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提到一种名叫“狻猊”的猛兽，原文是：“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晋郭璞（276－324）注：“（狻猊）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可见狻猊就是狮子。
中国古代还有一本词典兼博物学性质的古书，名叫《尔雅》，年代不晚于西汉。其《释兽》篇提到“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狻麑）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穆天子传》曰：‘狻猊日走五百里。’”（注引《穆天子传》同上）“狻猊”即“狻麑”，下面加了“日”字。“虦猫”，原书上文有解释，“虎窃毛谓之虦猫”，意思是说，毛色浅的老虎叫虦猫。看来，中国人是把狮子当作毛色浅的老虎。有趣的是，中国人相信，这种与老虎相像的外来动物比老虎更厉害，可以把虎、豹吃掉。
“狻猊”“狻麑”“狮子”，于阗塞语作sarau，中古伊朗语作shir，印度语作simha，三种写法都是以S音打头。
有趣的是，在出土文物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有题为《三德》的一篇〔图一〕，也提到这种神奇的动物，但写法不一样。
貎虎，天无不从。好昌天从之，好丧天从之。好犮（乏）天从之，好长天从之。川（顺）天之日，起地之〔纪〕。
〔图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 《三德》 篇
简文“狻猊飤虎，天无不从”，与《尔雅·释兽》是类似说法。显然，简文“貎”就是狻猊，但第一字声旁不同，从读音判断，不是以S开头，而是以L开头。有趣的是，这竟然是希腊、罗马式的拼读（希腊语作leon，拉丁语作leo）。伊朗三大帝国，与希腊、罗马都是宿敌。
狮子的形象落地中国，深深扎根于中国艺术。这里可举三个例子：
1．看门狮子〔图二〕：中国古代建筑中，自汉以来，神道石阙和陵园的门口，宫殿和祠庙的门口，通常都有一对看门的狮子，显然是受西方影响。汉魏到两晋南北朝，狮子的形象分两种，一种无翼，一种有翼。有翼的狮子还长角，单角的是雄狮（有雄性生殖器可辨），双角的是雌狮（有雌性生殖器可辨），显然混合了鹿类动物的特点（西方翼狮也有带角者）。这类翼狮也叫“天禄”“辟邪”。“天禄”的意思是“天降之福”，谐音“天鹿”，暗示麒麟。麒麟是中国瑞兽，汉代也把这类独角有翼的神兽叫“麒麟”。“辟邪”的意思则是辟除邪魅。这是中国人起的中国式名字。狮子的形象，唐以来越来越像卷毛的狮子狗，这种现象与萨珊波斯时期的狮子形象具有同步性。宋以后，南方和北方，狮子的形象不太一样，但标准形象是公狮子在门左（面朝门外的左），踩绣球；母狮子在门右（面朝门外的右），踩幼狮。门口有蹲狮，多是达官贵人的宅邸。但现代民居，多以琉璃烧造的平面狮图代替圆雕的狮子贴塑于门侧，大江南北，家家户户，到处都有。
〔图二.1〕 看门用的狮子形象 东汉石狮（ 雌） 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 武梁祠） 藏
；2. 东汉翼狮（ 雄） 河南洛阳孟津区油磨坊村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图二.2〕 看门用的狮子形象 东汉翼狮（ 雄） 河南洛阳孟津区油磨坊村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2．装饰〔图三〕：狮子进入中国，被人当作瑞兽，不仅见于建筑，也用于首饰、服饰和各种器物。如河北定州市汉中山穆王墓出土的一对金翼狮，就是大型石雕翼狮的缩微版。其工艺十分复杂，既包括金丝镶嵌，又包括类似中亚、西亚、地中海周边的金珠工艺，只有约3厘米高（底下的托板长5厘米、宽2厘米）。
〔图三.1〕 装饰用的狮子形象 东汉金翼狮（ 雄） 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 定州中山博物馆藏
〔图三.2〕 装饰用的狮子形象 东汉金翼狮（ 雌） 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 定州中山博物馆藏
3．狮子舞〔图四〕：狮子与印度佛教有不解之缘。佛教北传，是经安息、大夏。狮子进入中国，除经上述地区而来，还可能自印度传入。如佛教造像塔、造像碑上多半都有一对狮子。舞狮见《洛阳伽蓝记》，本来是一种佛教法事中的表演，后来深入民间，成为中国民间节庆必有的节目。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又把这种节目带到世界各地。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入人心，在西方人的眼中，舞狮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忘了，中国没有狮子，狮子是外来，他们还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动物。其实它是一种“国际动物”。
〔图四〕 唐代陶舞狮俑 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纳M336出土
二 天马：汉晋马饰中的额髦和鞍鞯后的花穗
中国有马，土生土长的马是蒙古马。名贵的马，高头大马，多输自西域。西域宝马也是中国与伊朗以及西域各国来往的重要证据。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乌孙马。汉武帝曾把这种马叫“天马”，后来又获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更强壮，遂把乌孙马改名“西极马”，只把大宛汗血马叫“天马”。乌孙在今新疆伊犁河和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之间，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一带，可见汉武帝对宝马的追求是由近及远的。
为此，汉武帝还作了两首歌。一首是《太一歌》，一首是《天马歌》。《太一歌》是为获神马于渥洼水（据说在甘肃敦煌市阳关遗址附近）而作，作于元狩三年（前120）；《天马歌》是为汉伐大宛获大宛马而作，作于太初四年（前101），见《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这两个纪年在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在位期间（前124－前87）。
乌孙马，可能是今新疆伊犁和吉尔吉斯斯坦出产的马，大宛马可能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出产的马。
《汉书·西域传》：“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天马不仅出大宛，也出安息。安息帝国起于土库曼斯坦，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的伊朗帝国。汉籍中的安息多指安息帝国的东部，即今土库曼斯坦一带。土库曼斯坦出产的阿克哈·塔克马（Akhal－Teke horses）才是最著名的西域马。
〔图五〕 西汉青铜马 甘肃张掖市砂井乡葫芦墩子滩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中国出土文物中的马，铜马、陶马、木马均有。甘肃、四川所出多为高头大马〔图五〕，估计就是表现上述西域良马。
马从西域进口，史不绝书，一直到晚近。如明永乐十九年（1421），来自帖木儿帝国的沙哈鲁使团拜见永乐皇帝，进献之物就有宝马。新世纪以来，2000年、2006年和2016年，土库曼斯坦总统也三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赠送阿克哈·塔克马。
伊朗和中国，两国在马具、马饰上也有交流。如孙机先生曾对中国唐代的马具和马饰详加考证，他提到一种叫“跋尘”的马饰就很值得注意。
“跋尘”一词，文献绝少见，偶尔提及，缺乏细节描述。如：
1．司空图《乐府》：“宝马跋尘光，双驰照路旁。”
2．《宋史·仪卫志六》：“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襜络脑，当胸、后鞦并设铜铃杏叶，红犛牛尾拂，跋尘。”“马珂之制，铜面，雕翎鼻拂，攀胸，上缀铜杏叶、红丝拂，又胸前及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后有跋尘，锦包尾。”
3．《元史·舆服志二》：“象鞴鞍，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绯绣攀鞍条，紫绣襜襦红锦屉，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犛牛尾缨拂，并胸攀鞦。”“珂马，铜面，雉尾鼻拂，胸上缀铜杏叶、红丝拂，又胸前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后有跋尘，锦包尾。”“顿递队：象六，饰以金装莲座，香宝鞍韂鞦辔罽勒，犛牛尾拂，跋尘，铰具。”
〔图六〕 陶马俑上所见的跋尘 1：陶马， 河北磁县东陈村赵胡仁墓出土；2：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1号辽墓壁画
〔图七〕 上：沙普尔二世银盘；下：库斯老二世银盘
〔图八〕 上：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车饰；下：古乐浪西汉墓出土车饰
孙机认为，跋尘即后鞦下垂的短带〔图六〕，它是从马鞍后的垂鞘发展而来，而马鞍后的垂鞘原来有花穗，北朝以来才去掉。为了证明这一演化过程，他以萨珊银盘上的图案〔图七〕和西汉车舆伞盖柄上的图案〔图八〕做比较。
这里可补充的是，萨珊石刻〔图九〕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彩绘镜〔图十〕也有类似图像。
〔图九.1〕 萨珊石刻
〔图九.2〕 萨珊石刻
〔图十〕 西汉彩绘镜（ 局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萨珊石刻和萨珊银盘上的马与中国艺术中的马有可比性。一是马首额髦或向后弯曲，类似甘肃武威市擂台汉墓出土的铜马〔图十一〕，二是马鞍后的鞘带末端有球状花穗，类似孙文所举西汉车舆伞盖柄上的图案。萨珊马饰的花穗有很多种，或作橄榄形带尖，如阿尔达希尔一世《授命图》，或作球形带散穗，如霍尔木兹二世《克敌图》。阿契美尼德时期，波斯波利斯石刻中的马，马尻无任何装饰。萨珊时期，伊朗流行带花穗的垂鞘，但比中国晚了约三百年。这种花穗，今伊朗语叫mangoole。
〔图十一〕 东汉青铜马的额髦 甘肃武威擂台1号墓出土
汉代马饰中的花穗，清华彩绘镜中所见作橄榄形带尖，孙文所举二例作球形带散穗，非常相似。清华彩绘镜中所见之马，既有后鞦，也有带花穗的垂鞘，似乎两者是平行发展。
此物是否即古书中的“跋尘”，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古书中还有个词，叫“跋扈”，不知是否有关。
这个词，古书常见，最早见于东汉，其义与骄横、恣睢相近。如：
1．《后汉书·冯衍传》引冯衍《显志赋》：“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2．《后汉书·梁冀传》：“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3．《后汉书·崔篆传》引崔篆《慰志赋》：“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跋扈”一词，有时还加“飞扬”。如：
1．《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
2．杜甫《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3．柴荣《谕淮南州县诏》：“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丧乱，飞扬跋扈，垂六十年，盗据一方，僣称伪号。”
“跋扈”的跋字既有踩踏之义，又有后义，如书之跋语，就是放在书的后面；扈字既有养马、驾马、扈从义，也有后义。这个词似与马蹄踏踏、超逸绝尘，把一切甩在马的后面有关。上述带花穗的鞘带，跑起来飞扬在后，或即飞扬跋扈之义。
当然，这纯属猜测。“跋尘”“跋扈”会不会是外来语，还要请教精通伊朗－印欧语的学者。
三 跳脱缨：系臂辟邪、天珠和蜻蜓眼
中国妇女首饰，臂钏（armlet，弹簧状臂饰）、手镯（bracelet，环状腕饰）、手串（也叫bracelet，以绳系珠为腕饰），古书叫“跳脱”（又有“条脱”“条达”等异写）。如：
1．汉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
2．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衫青见跳脱，珠概杂青虫。”
3．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唐文宗皇帝）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妃〉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出《卢氏杂说》）案：“斫粟金”，疑即金珠工艺。
4．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条脱为臂饰”：“唐《卢氏杂说》：文宗问宰臣：‘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真诰》言安妃有金条脱为臂饰，即金钏也。’又《真诰》‘萼绿华赠羊权金玉条脱各一枚’。余按周处《风土记》曰：‘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唐徐坚撰《初学记》，引古诗云：‘绕臂双条达。’然则条达之为钏，必矣。第以达为脱，不知又何谓也。徐坚所引古诗，乃后汉繁钦《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但跳脱两字不同。”
5．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女饰”：“饰于臂曰‘手镯’。镯，钲也，《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形如小钟，而今相沿用于此，即古之所谓‘钏’。又曰‘臂钗’，曰‘臂环’，曰‘条脱’，曰‘条达’，曰‘跳脱’者是也。”案：训钲之镯是乐器，与手镯无关。
2015－2016年，河南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发掘一座曹魏时期的大墓（M1），该墓被盗严重，出土石牌325枚（含残片）。这种石牌有铭文，属于随葬器物的标牌，古人称“楬”，其中一枚，铭文作“珊瑚人车渠跳脱缨一具” 〔图十二〕。
〔图十二.1〕 石楬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
〔图十二.2〕 石楬拓片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
“珊瑚人”：指用珊瑚雕刻的小人。
“车渠”：又作砗磲。石牌铭文凡三见，另有两枚作“车琚”。《广雅·释地》把“砗磲”归入“石之次玉”类。《艺文类聚》卷八四引《广志》以“车渠出大秦国及西域诸国”，引《玄中记》以“车渠出天竺国”；引《苏子》以“车渠、马瑙出于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又同书卷七三、八四引五种《车渠椀赋》（出应玚、徐干、曹植和王粲、魏文帝）亦以车渠为西域美石。《尚书大传》卷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今贝类有大贝，号砗磲贝（Tridacnidae spp.），盖剖面纹理，一圈一圈类似车轮。这里的车渠应指前者。我怀疑，车渠可能是类似玛瑙的美石。
“跳脱缨”：“跳脱”加“缨”，应指手串类饰物。缨指串珠之绳。这种饰物大概是以珊瑚雕刻的小人与车渠珠穿绳为饰。
上述手串的串珠，两汉魏晋墓出土，五颜六色，各种材质都有，如玛瑙、红玉髓、绿松石、水晶、煤精、琥珀、珊瑚、黄金。其穿孔，分前后穿、左右穿、上下穿。
〔图十三〕“ 白画骑羊儿” 石楬及串珠 左：石楬，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幕出土；右： 琥珀骑羊儿，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幕出土
这类串珠，各种形状都有，或作动物形，甚至人形，如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白画骑羊儿”琥珀串珠〔图十三〕就是造型比较复杂的串珠，但最为常见还是模仿波斯式小狮〔图十四，1〕的小狮〔图十四，2－7〕，各种材质都有。这类串珠有些非常小，如金村出土者，长度只有1.2－1.3厘米大小，但做工精细。汉代蒙学书《急就篇》卷三：“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罋。”孙机先生称之为“系臂辟邪”。
〔图十四.1〕 波斯及中国出土小狮 左：玛瑙小狮， 伊朗苏萨遗址出土；右：绿松石小狮， 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
〔图十四.2〕 波斯及中国出土小狮 左：黄金小狮， 河南洛阳金村西晋墓出土；右：水晶小狮， 山东临沂市李白庄出土
〔图十四.3〕波斯及中国出土小狮 左：煤精小狮， 山东临沂市洗砚池晋墓出土；中：琥珀小狮， 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右：肉红石髓小狮， 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
〔图十五〕 玛瑙珠 左：瑟瑟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右：比较：中山穆王墓出土玛瑙珠
〔图十六.1〕“ 蜻蜓眼”琉璃珠 战国蜻蜓眼 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十六.2〕“ 蜻蜓眼”琉璃珠 战国蜻蜓眼 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图十六.3〕“ 蜻蜓眼”琉璃珠 战国蜻蜓眼 马家塬西戎墓出土 甘肃省考古所藏
中国串珠，以玛瑙珠居多。古书中的“玛瑙”，含义宽泛，既可指agate（严格意义的玛瑙），也可指carnelian（肉红玉髓，也叫红玉髓或光玉髓）和sard（橙红石髓），后者与carnelian类似而颜色稍浅。此外，还有一种用化学方法腐蚀，经人工改造的肉红玉髓珠，夏鼐叫“蚀花的肉红髓石珠”，这种珠子从西域各国，经新疆传入我国，战国以来，出土极多，有些是腰鼓形或长筒形横纹珠，有些是球形或方形眼纹珠，或两种花纹兼具。眼纹，据说与迷信眼睛的神力有关。藏区流行俗称“天珠”者，与南亚、东南亚的工艺传统有关，便属于蚀花类的珠子〔图十五〕。此外，还有一种模仿肉红玉髓眼纹珠的琉璃珠，俗称“蜻蜓眼”〔图十六〕，战国秦汉墓出土物极多，有些是从境外输入，有些是本地仿造，或说即古书中的“随侯之珠”。“蜻蜓眼”，来源很多，伊朗可能是产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