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器中的千年光华，清华展“异彩纷呈”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玻璃，是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也对古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欧亚大陆与北非各地发现各个时期的大量玻璃遗存，从中可窥古代多文明之间科学技术、材料工艺、多边贸易、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等系列要素的传播、演变、交流和融合。

近期，“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呈现了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325件套世界古代玻璃，也有多件来自中国文博机构难得一见的文物参展。

澎湃新闻在现场看到，展览呈现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四层展厅，展陈空间方正而紧凑，四周展柜分四个单元以时间线索为序介绍了不同年代的玻璃制品，中间设置流线型的白色长桌，陈设着二十余件精致的玻璃碗、瓶等。底部光线的照射下，玻璃制品通体晶莹。玻璃制品易碎，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的文物或尺寸较小，为玻璃珠、残片、小型玻璃瓶等，为展示玻璃器独有的通透感，部分文物以底光打亮，但是因为展柜纵深较深，玻璃珠与玻璃残片不易看清细节；较大尺寸的玻璃碗、盘经过修补，颜色斑驳，有种残缺之美。考虑观众对于玻璃器较为陌生，展墙上详细介绍了各种玻璃制作工艺

独具特色的中国玻璃器

玻璃，是世界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乃由主要原料石英砂(SiO2)加上助熔剂和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下烧制而成的非晶态硅酸盐化合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出土于叙利亚阿姆克平原的帖尔叶犹底遗址，其年代约公元前三千纪早期。

欧亚大陆与北非各地发现各个时期的大量玻璃遗存，从中可窥古代多文明之间科学技术、材料工艺、多边贸易、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等系列要素的传播、演变、交流和融合，持物者虽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数千年的琉璃光华，依然熠熠斑斓，讲述着文明的故事。

公元前1世纪—1世纪，意大利夹金玻璃瓶

约从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开始，直至近世，玻璃珠饰、玻璃器物和玻璃工艺，由陆路、海路迤逦而至中原。在本土消化并根据东方的审美和需求再造后，中国古代玻璃工匠创造出如战国眼纹玻璃珠（俗称蜻蜓眼）、战汉铅钡玻璃、隋唐铅玻璃、宋元钾钙玻璃和清代官造玻璃的华彩，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玻璃工艺体系和艺术趣味，进而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在了解异彩纷呈的异域特色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几件参展的中国文物。此次展览的中国文物虽只寥寥几件，但均非常重要，且难得一见。

春秋战国时期的眼纹玻璃珠

战国蜻蜓眼纹玻璃管

在中国，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工匠已经掌握了费昂斯制作技术，在珠玉组佩中广泛使用，并融入中国的礼制，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红色的玛瑙珠或管+蓝绿色费昂斯或绿松石珠”组合。眼纹饰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出现于中国新疆地区，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特别是以铅钡玻璃配方制作眼纹玻璃珠饰层出不穷,还镶嵌于铜镜、带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形成一道独特、靓丽的中国风。

同时，眼纹、蛇纹釉陶珠和釉陶器是中国战国时期一种特别的器物类型。可能由本土独特铅钡费昂斯配方衍生出的汉蓝、汉深蓝、汉紫材料是中国古代“化学家”们的伟大创造，可统称为汉蓝族材料。工匠们亦将这类特异的人造材料制成珠饰、八棱柱等器物。汉蓝与古埃及的“埃及蓝”是异质同构人造材料，是东西方之间一次奇妙的“撞色”现象。

西汉玻璃盘

西汉玻璃兽

展厅中，一件西汉的玻璃盘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为浅绿色，半透明，成分是铅钡玻璃，呈现一种仿玉的效果。另外一件西汉的玻璃兽残件，成分也为铅钡玻璃。是西汉时期中国本士玻璃工艺的代表之一。江苏北部多处西汉王族草葬出十大件玻璃器物，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等。

我们会发现这两件玻璃制品和我们想象中的玻璃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烧成温度较低，虽具有绚丽多彩、晶莹璀璨的优点，但易碎、不耐高温、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品和随葬品等，比起陶瓷、青铜、玉石器来，玻璃器具用途狭小、发展不充分。

玻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写作“颇梨”“颇装”“玻璟”等。“玻璃”的称呼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北齐人魏收(507-572)《魏书》中记波斯国出“颇梨”。在唐代以前，“颇梨”或“玻璃”都应指代天然宝石。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墨书物账与对应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唐人所述“颇黎”为天然矿物宝石。两宋时期，“玻璨”或“颇梨”已经普遍用于指代人造玻璃，如蔡像在《铁围山丛谈》中记从国外传入的“玻璎母”(玻璃料)，周密在《武林旧事》记述清河郡王张俊向宋高宗献各形玻璃器等。至明清时期，玻璃延续两宋传统指代人造材料，如明代《格古要论》《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所记玻璃有关的条目和讲述。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马家塬大墓出土的组饰

此次展览也展出一组难得一见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马家塬大墓出土的组饰，全套豪华珠宝服佩由兽面纹黄金扣饰、黄金带饰、红玛瑙、眼纹饰玻璃、汉蓝汉紫等珍贵材料组成，是目前中国出士战国时期最豪华的黄金服佩之一。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集合了西来眼纹饰玻璃珠、六棱柱珠、中国本土铅钡眼纹饰玻璃珠、费昂斯陶杯和汉蓝汉紫珠饰等东西方玻璃元素，是前丝绸之路东西文明互鉴的实证。

展厅中，一件隋代玻璃瓶，通体绿色，为1957年西安李静训墓出土。李静训墓出土玻璃材质器物共24件，其中有7件玻璃器皿，保存完好。墓葬年代为隋大业四年（608年）。根据墓志和传世文献可知、李静训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外祖母是北周太后杨丽华。《隋书》中记述何稠复烧本土玻璃成功、李静训出土玻璃器皿可为例证。

隋代玻璃瓶

唐代丝路畅通，大量西方玻璃器皿输入中国。其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形成了将西方玻璃作为礼佛用具盛放舍利圣物人藏佛塔地宫的特殊传统，凸显其神异性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之玻璃器皿，经科技检测均为西来的钠钙玻璃系统。唐代的本土玻璃延续隋代的铅玻璃系统，出现中空的圆球形“果器”等特有造型。唐代出现的玻璃簪钗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

辽代统治阶层似乎对西来玻璃器情有独钟，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墓、吐尔基辽慕出土玻璃器皿均是同时代精品。下面这两件为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代刻花玻璃长颈瓶和鋬把敞口玻璃瓶，陈国公主墓出土多件玻璃器，尺寸较大，同墓还出土金面具、大量龙风纹琥珀、玛瑙和玉饰。

鋬把敞口玻璃瓶

刻花玻璃长颈瓶

另外，上述两件文物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公元7世纪中期之后西亚至埃及地区的玻璃器皿趋于实用性和世俗化，与同期日用陶瓷器和金属器造型相仿，如鋬把杯造型显然是来自草原的风格，或与突厥因素西进有关。13—14世纪，叙利亚—埃及出现的施珐琅彩玻璃器可为一亮点。玻璃刻花、描金、多色、凸纹等装饰可见于这个时期的西方玻璃器皿，小件装饰物如玻璃手镯、珠饰等还可见到马赛克夹金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工艺技术。这时期玻璃装饰物出现的“折叠”工艺是一项技术创新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呈现方法。

14世纪叙利亚—埃及珐琅彩饰瓶

璀璨的西方玻璃器

回到对于西方玻璃器的讨论，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玻璃，约公元前三千纪诞生于埃及或两河流域但迟至约公元前16世纪之后，各种玻璃制品（包括各种小件饰品和玻璃容器）才开始较多出现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帝国，以及之后的爱琴海迈锡尼王国和伊朗西南部的中埃兰王国。

公元前一千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复兴了玻璃工艺。各种式样的“波浪纹”双耳或单柄玻璃瓶、玻璃人面或鸟兽坠饰及眼纹饰玻璃珠是腓尼基或迦太基人的标志性产品。

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铸造串珠项链

公元前14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项链

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5—前612年），偶见玻璃器皿和小件装饰品。横跨欧亚北非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前330年），出产的玻璃器物是当时杰出代表，晶莹剔透的模制单色玻璃器皿和各种锥形玻璃印章等是其亮点。

腓尼基人设计的人首形坠饰项链

人像、动物头像为西方玻璃器喜爱的题材，如这些吊坠由热衷工艺和海上贸易的古代腓尼基人制作的吊坠，图案包括驱魔守护灵、动物和鸟类形象等，亦有诸多图案无法分辨，但皆作为避难消灾的护身符使用。

公元前6—5世纪腓尼基吊坠和珠饰

罗马帝国公元3-4世纪双人面凸纹瓶

除了固定的题材，展厅中还有一些很受喜爱、并得到长足发展的玻璃器造型，如肋纹装饰的器物。

公元前1世纪—1世纪东地中海地区肋纹装饰碗

此外，展厅中也有非常有特色、也比较常见的凸纹磨花碗/杯等，如下图的这件绿色透明玻璃磨花碗，器身整体银化。厚实的碗壁之上装饰以浮雕一般的圆形纹饰。日本冲岛曾出土类似器物残片。萨珊波斯的磨花玻璃技法颇为独特，除正仓院风格的磨花碗之外，亦可见与本器物同类型的圆形浮雕装饰或双重圆形装饰器物。1983年，中国宁夏固原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天和四年)曾出土类似玻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