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去工业化”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3%，此后“断崖式”下跌，到2000年仅为12.7%；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未超过GDP的18%时已震荡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曾几何时，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尤其是本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服务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增长乏力。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能够更快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于低收入经济体，制造业还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部门。过早“去工业化”，经济缺乏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作中坚支撑，一是导致国民经济的“空心化”，增长的步子不稳，遇风险易折损；二是经济主导地位由批发、零售、酒店等传统服务业占据，这些行业产品难以规模化量产，生产率不高，且多依赖内需“一条腿走路”，易引发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减弱。
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失业和贫困。很多发展中国家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劳动力无处可去，带来大规模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从农业析出的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的制造业部门实现就业，只能流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从事家政工、服务员、小商贩等低端职业，不仅收入低，也缺乏制造业工人享有的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根据印度2009-2010年普查数据，在全印4.65亿的就业人口中，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仅有2800万，剩余4.37亿都在组织程度低、生产规模小的非正式部门勉强安身。疫情暴发后，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停滞，这部分人口往往生计无着，被迫滑落至极端贫困境地。
过早“去工业化”易激化阶层冲突，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制造业的早衰导致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减，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为“哑铃型”，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少数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进入金融、互联网等高附加值行业而获得高收入，大多数劳动者则做着低端服务业工作，由于严重缺乏议价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报酬。长此以往，劳动者内部形成“内卷”，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底层民众情绪发酵，社会冲突与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近期不少学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后也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后疫情时代，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强调“供应链安全”、纷纷推出重振制造业计划之际，国际经济体系留给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更趋狭窄。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积累雄厚、科技实力强劲，容易在工业4.0时代夺得先机。相反，工业自动化趋势将侵蚀低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削弱其对工业投资的吸引力。有鉴于此，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两极分化，那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将被甩在后面，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也可能被长期固化。▲（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