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士频频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与转移视线的情绪化宣泄，致使中美之间长期积累的互信基础与艰辛打造的交流机制严重受损。人文往来本是国家间关系的民意基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方一些部门以“文化入侵”的罪名强令有关大学关闭孔子学院，并将部分在美中国媒体指定为“外交使团”。美国一些智库发表毫无根据的报告，抹黑中国以“大外宣”对美国人“搞文化洗脑”。
作为公共外交概念的发源地，美国向来主张由政府主导公共外交，并始终赋予其“舆论斗争”的美国特色。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即在《美国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综合报告》中直言“公共外交对美国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与敌对势力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此后，原本以反恐舆论战为职能的美国“全球交战中心（GEC）”不断扩大斗争范围，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2020年9月，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发表《公共外交与新的“旧”战争》报告，不但公开鼓吹要重拾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工具”，还提议在“全球交战中心”之下设立反华、反俄、反伊、反恐四个舆论战队，并以此为名向美国国会申请财政经费，意图从每年近4亿美元的公共外交拨款中分一杯羹。若无威胁与敌人，何来拨款之名？美国一些政客“命定扩张”的战略冲动常常与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经济算计浑然一体。他们有必要了解的是，中华民族虽有数千年的文明赓续，却并无文化扩张与对外传教的历史传统，孔夫子强调对待自己要“人不知而不愠”，孟夫子主张对待别人要“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这与一些美国政客所谓“天定命运”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一言不合便对他国施以“逆我者亡”的封锁制裁，历来是美国一些政客的“看家本领”。1949年，眼见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国民政府时期承诺的美国在华利益不保，美方便对华采取拒绝承认、封锁禁运的错误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陷于敌对。在中方推动下，1955年至1970年，并未建交的中美两国于日内瓦和华沙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其间中方多次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的协议声明草案，均遭美方拒绝。1966年3月，面对冷战扩张带来的国库日空与世情剧变，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中国问题听证会，费正清等知华派专家力主反思对华政策并放宽美国人员的访华限制。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直言：“现在我们能坐在一起畅谈，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了世界新局势，也认清国家内部的政治思维模式没那么重要。”眼下，面对百年未有的世界变局与全球挑战，美方一些人不思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却重走阻碍人民友好的错误老路，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也不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共克时艰。
年关已至，现在到了决定中美关系巨轮下一步航线的时刻。中美两国唯有相向而行，以坚持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加强对话协商为途径，以深化利益融合为动力，以夯实民意基础为支撑，促使中美关系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才能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道坦途上携手共进。（作者是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出于思维偏见和一己私利，对包括孔子学院、对外友协以及一些中国媒体行之有年的中美合作项目粗暴干扰、横加阻挠，2020年以来更宣布停止了具有指标意义的“富布赖特项目”等对华人文交流机制。然而，正如美国知华派专家傅高义所言：美中联系紧密，难以人为分开。任何人都无法割断中美民心相通的历史长河，也无力阻挡中国和平发展的时代大势。费正清与傅高义针对美国政客的苦口良药言犹在耳：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如果试图把对华政策定位在改造甚至颠覆中国，不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必将撞上南墙。中方无意同美方打外交战、媒体战或其他什么战，两国各界有识之士要共同抵制搞“人文脱钩”的企图，共同反对把人文交流污名化的做法，尽早搬掉阻碍中美两国人员往来的各种“绊脚石”。
马丁·雅克：疫情没有例外，西方也一样
距离新冠疫情上一次大规模袭击欧洲和美国已经过去了近10个月。如今，欧洲大部分地区再次进入不同程度的封锁状态。在美国，新冠病毒依然在有增无减地蔓延。除了新西兰，西方多数国家都未能成功压制住疫情。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疫苗，西方国家将不得不无限期学习与新冠病毒共存。
如何会出现这样的失败？从一开始，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就没有认真对待这种流行病，忽视了新冠疫情可能在欧美传播的事实。它暴露了一种狭隘的心态：西方是例外的。不知何故，西方会不受到影响。当3月份疫情暴发时，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大流行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尽管社会整体为获得足够多的个人防护用品和检测设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从一开始到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及民众一直处于后撤、防御状态，总是落后于病毒的发展曲线。
多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战略，一直被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扰。问题是争论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最重要，病毒还是经济？没有哪国政府真正采纳了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策略，即优先考虑控制疫情。围绕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政府的政策上下摇摆不定，忽而收紧，忽而放开，忽而强调经济发展，忽而担心疫情蔓延。在美国，防疫总是排在经济之后，造成了我们都能看到的可怕后果。在欧洲，政策更加模糊，几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还没有那么严重。
在经历了10个月的混乱和死亡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显而易见的。首要目标是控制疫情，在实现这一目标以前，美国经济充其量不过是蹒跚前行而已。这就要求施行最严格的隔离和检疫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全民戴口罩、大规模的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但事实证明，许多国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总的来说，他们缺乏战略思维，眼光绝大多数是短视的，关心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和下届选举，这种心态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糟糕。他们也缺乏能力。我认为英国政府在大流行期间面对每一个重大挑战时的决策都搞砸了。政府的任务是发挥领导作用，让人民了解优先事项，如果政府总是摇摆不定，民众就会收到令人困惑的信息。
当然成功的治理不仅关乎政府，也关乎社会和文化，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反应与东亚国家的反应存在差异。要想成功对抗新冠大流行需要社会有强大的责任感，尊重政府及其权威，愿意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承认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对社会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产生差异的根源是非常深刻的，是东亚社会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比。近几十年来，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表现愈益凸显，这一问题最好的反映是戴口罩，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戴口罩是非常普遍、没有争议的，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少数人戴口罩。
西方许多国家对东亚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目前尚处于不知觉的状态，西方喜欢把自己当作世界主义者，但这次新冠大流行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事实上，西方是内向、自恋、缺乏好奇心的。西方国家许多人对新冠的了解和兴趣仅限于西方，西方世界并没有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世界，而且它在观点上变得越来越狭隘。
也许疫苗能让西方国家暂时摆脱新冠大流行，但疫情对经济和健康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其引发的震荡必然是深刻和持久的。新冠大流行是对各国政府的巨大考验，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2020将被后世视为转变的一年。（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