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政治乱象的分析明显增多，笔者近年来尝试从中国传统概念“道统”与“治统”的角度予以分析，对此得出两个认识：
一是不必以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当前西方一些国家遇到的政治困难，它们眼下“生病”了，但致病原因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病象也可能在别处发生。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病”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只有把他人之“病”当成自己的潜在之“病”，才有可能避免类似的“病”未来也在自己身上发生。
二是从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政治义理中，已经很难找到当前西方之“病”的诊断和医治之方，但如果时间回溯得再久一点，在较长远的历史维度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其实都有很好的政治思考框架能对当前政治乱象做出解释。从短时间看到的中西差异、中外差异可能只是表象，中外在长久历史进程中共享了很多政治共同性，也对类似政治现象有过很多相通的思考总结。
当然，由于中国具有更好的文化与历史连贯性，国家规模也长时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因而治理经验相对来说更为丰富，在政治义理上的考虑也更加精到。它不一定能在任何时候都展现出宏厚性，但在一些非常时刻来临时，往往更能显现其深刻周到。
中国传统强调的“道统”与“治统”相得益彰，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经历的总结，如同中医一样，不仅能治中国人之病，亦能为他人问症开方。笔者简单梳理，认为“道统”义理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人际伦理上，主张“为仁”和忠恕之道，即以人的方式对待人，“仁者爱人”是无分种族国家的。二是“大一统”，即在“王者无外”的同时，尽可能多元一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建构起可以通约的规范和价值。三是适“中”，追求在现实世界的多样化愿景中求得折中，调适各种意愿于一炉，不放任任何一种要求走向极端。“仁者爱人”如果演变成纵容自私自利之心，也会导致政治体系无法承受。“中道”追求的是适度政治，现实治理不能剑走偏锋。
“道统”要求的对象是所有人。“天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普遍的、交互的而非单向的、给予的。各安其位、各奉其献，也是成就一个可以长久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的关键。“道统”昭示了政治可能达到的广度，也暗示了政治可能内生的限度。“天下”是共同维护的“天下”，政治共同体需要对民众做出权利承诺，但这种承诺不是无限的，不可能无休无止地满足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道统”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也规定了其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政治的边界，无论政治领导者还是庶人，皆有其不可逾越的权力(权利)与责任界限。中国传统追求的中道政治是抑制极端情况发生的政治，过度作为与不作为都是对“中”即适度的背离。
从中国传统“道统”的范畴看，近些年来西方政治过度甚至盲目强调政治组织对公民的责任、而淡化了公民对政治组织的义务，转变成单向度的国家对公民的“需求—满足”关系，而不是双向的公民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共建关系。在民主成为政治合法性唯一来源，以及权利至上、多元主义等思潮与实践影响下，中国传统“道统”强调的“中道”“大一统”与政治的神圣性等义理，在西方政治中皆已迷失，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政治已演变为一种无界、失度的政治，什么都可能被解构和突破。
具体到一些西方国家，以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等标准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方式，使得美国政治原本也是有其道统的，但三权分立的事实又使其道统的体现方式呈现多元化，这意味着道统在美国政治是不完全或者说未完成的，政治义理层面的欠缺显而易见，即美国政治想做到“中”即适度，是很难的。“道统”归一的要求与主权多元的事实是冲突的，由此造成的失“中”，使得美国政治还是会出现“治统”僭越“道统”的情况，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兴起、“政治正确”现象的不断强化即是表现。
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晚近以来逐渐收权于“议会至上”，主权不再如美国那样是分立的而是归一，就“大一统”的形而下来说已经具备，但在形而上领域，“人民主权”在空泛的“普世价值”口号下，却已退化为即时民意，成了选举政治中的“选民”，而在法律“基要主义”兴起后，政治司法化更使欧盟追求起没有主权的法律。“道统”在欧洲蜕变为世俗意愿，事实上使欧洲国家已经丧失“道统”。
对民主的崇拜、对权利的景仰、对人性可以通过教育不断改进的信念，这些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胚胎里不断发育演变的观念，晚近以来成为政治知识的新范式并直接落实到了政治实践中，也曾给西方国家带来显而易见的政治进步。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它们不断对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逐渐突破内在于政治体系的承载限度时，适度政治转化为过度政治，政治体系出现紊乱，也就难以避免。这些乱象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反思西方乱象中的政治得失，对任何国家都有警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