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彩妹。 （图均纽约市服务局提供）
被称呼为“中国佬”、被指“女子不如男”、不做律师当社工……华裔伍彩妹(Patricia Eng)一路“摸爬滚打”，从曼哈顿华埠那个小小洗衣店走出来，不但创立了美国东岸第一个援助亚裔家暴受害者的非盈利机构，更获得由时任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颁发的杰出奖章。
热衷于社区服务工作的伍彩妹在今年获得市长白思豪任命，并于10月走马上任担任市长办公室首席服务官(NYC Chief Service Officer)。在纽约华埠一个台山移民家庭长大的伍彩妹，立志把社会服务和市府资源带进华裔社区，让更多华人得到应有的权益和服务。
父母勤劳苦干养活一家7口人，是我的榜样
我的父亲14岁时只身一人从广东台山赴美，受当时条件所限，只能通过坐船的方式到美国。在海上飘了几十天，这个来自台山的小伙子终于站在了星条旗飘扬的土地上。和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华裔移民一样，要在一个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习惯和文化背景的陌生国度扎根谈何容易，父亲只好去餐馆和洗衣店打工，甚至有时一天要做三份工作，才能够勉强温饱。
父亲后来与母亲相识相知、共结连理，先后生下4个姐姐和我，一家7口人就在曼哈顿华埠定居了下来。我是家中最小的妹妹，所以父母给我取名“伍彩妹”。为了养家糊口，父母在我们家的一楼开设了一间洗衣店，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家里总不缺柴米油盐，一家人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洗衣店生意好的时候，父母要从早忙到晚，登记订单、清洗和烘干衣物、熨烫和折叠，事事亲力亲为。除了经营洗衣店，父母还要照顾我和4个姐姐的生活和学业，他们拼劲全力，只为了在这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异国他乡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养活一家7口人。
父亲和母亲忙碌穿梭在洗衣店每个角落的身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中，这份勤劳苦干、兢兢业业的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所谓，“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在潜移默化之中，长大后的我也继承了父母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信念，他们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榜样。
父母一句玩笑话，促使我走上维护女性权益路
“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男尊女卑”是根植在老一辈华裔父母心中的传统观念，作为姊妹当中最小的一个，我也没能“幸免”。“我们家的女儿太多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我仍然记得父母和朋友或邻居唠家常时说出的这句玩笑话。是的，4个姐姐加上我，一共5个女儿，我们家就像个“女儿国”一样。
父母一直对我们五姊妹宠爱有加，对于“家里女儿太多”这句话，虽然一直都知道父亲和母亲只是在唠家常无意中讲出的玩笑话而已，但我仍然会有疑问：“生女儿，为什么就不好？”即便无法改变老一辈华裔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的偏见，但我有权选择如何对待这种观念本身及其对我的影响。
除了老一辈“重男轻女”的思想，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即使步入职场后直到现在，我仍能在工作当中感受到对女性职业者的刻板影响(Stereotype)。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开放的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效应，这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取得职业发展和成功的无形的人为障碍。
“她是个女的，所以她一定工作能力有限”，或者“因为她是个女的，所以不适合担任高阶主管”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和说法都是玻璃天花板效应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和“玻璃天花板”的观念，也激励了我走上维护女性权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道路。
被叫“中国佬”，种族歧视激发为移民发声的正义感
那个时候的华埠华裔人口相对集中，我们家和洗衣店所在的街区华人较少，周围几个街区范围内才只有两个华人家庭居住。洗衣店的客户大多是非洲裔、西语裔等其他族裔的居民，在充满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的环境中，父母为了我们五姊妹只能通过更加辛勤地工作，努力养家糊口。
即便我们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却仍然不时受到种族歧视和欺负。我仍然记得，有的顾客来店里洗完衣服赖账不付钱，另外还有的人甚至对着我的父母大叫“Chinaman”、“Chink”(皆为“中国佬”之意)，这类带有种族歧视和侮辱性的称谓。我不明白，父母辛勤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养家，为什么要遭受别人的白眼？难道辛苦工作的移民在美国就不配得到公平和正义？
一次又一次遭人侮辱，一遍又一遍地扪心自问，我越来越清楚地听到我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我要为移民、女性等弱势群体争取他们应得的公平和正义。
成立东岸首家关注亚裔女性遭受暴力机构，获总统嘉奖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培养孩子成为律师、医生这类收入稳定又体面的工作，是大多数华裔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算是个土生土长的华埠人，小学就在华埠公立130小学就读。
从高中毕业之后，我选择就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主修政治与管理学(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学习管理和运营社会群体、社区乃至国家机构等相关知识。随后又进入纽约的亨特学院的社会学院(Hunter College School of Social Work)就读社区组织和权益倡导(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Advocacy)专业，并取得社会工作硕士(Master of Social Work)学位。
上个世纪70、80年代，亚裔社区还没有成立专门面向华裔等少数族裔和移民家庭的家暴服务机构，很多遭受家暴的华裔女性和儿童都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有鉴于此，我于1982年在纽约创建了美国东岸第一个针对女性移民，尤其是亚裔女性提供服务和帮助的“纽约亚裔妇女中心”(New York Asian Women's Center)。
亚裔社区对家庭暴力和虐待问题的认识不足，我们在开展救助和调节等服务工作时面临了不小的障碍。尤其在华裔传统文化和观念中，很多人都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因家庭暴力和虐待遭受身体和精神创伤的华裔女性和儿童都不在第一时间求助，而是选择忍气吞声，成为“沉默的羔羊”。
由于亚裔社区的家暴问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我发动纽约亚裔妇女中心的志愿者，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庇护收留中心、社工介入调解、律师法律咨询等方式，向全市五区范围内遭受家庭暴力的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女性和儿童提供援助。
实际上，在中心刚刚成立的前5年，我们完全是依靠“志愿者”的无偿工作和帮助才得以正常运营，直到后来逐渐获得来自政府的拨款，纽约亚裔妇女中心才逐渐慢慢扩展壮大。1991年，我代表纽约亚裔妇女中心，获得了由时任总统布什颁发的“志愿者行动奖章”(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Action Awards)，肯定中心为亚裔社区提供的救助和服务工作。
不当医生、律师，我走上一条“不切实际”的职业道路
经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改名为Womankind的“纽约亚裔妇女中心”目前每年处理的热线求助电话超过3000通，并有60多名社工提供包括普通话、广东话等中文在内至少16种语言服务，鼓励遭受家暴、人口贩卖、性暴力和虐待的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正视和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走出阴霾。
不得不说，踏上社工这条职业道路乃至成立非盈利组织，与父母希望我当医生、当律师的期望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一开始也觉得不理解。“不务实”、“不切实际”，是父母一开始对我参加社工工作的观点，虽然感到无奈，但当我从电话中或面对面倾听到那些遭受暴力或虐待的女性和儿童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从事这一条职业道路的信心和责任感。
后来，当父母在逐渐了解了我和同事们的工作之后，他们的态度也从不理解转变为支持，因为就像他们曾对我说过：“能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才能体现一份工作真正的价值。”如今，虽然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过世，但他们对我为人做事产生的影响仍在我的身上继续得到延续。
在纽约亚裔妇女中心的工作之余，我也加入平等与包容慈善委员会(Committee for Equitable & Inclusive Philanthropy)、亚裔美国人影响力基金(Asian American Impact Fund)、 亚裔妇女奉献会(Asian Women Giving Circle)、亚太裔美国人慈善会(Asian Americans/Pacific Islanders in Philanthropy)、纽约妇女基金会(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等机构参与社区服务工作。
获市长任命首席服务长，我要把社会服务带进华裔社区
今年8月我获得市长白思豪任命成为新任的纽约市首席服务官，并在10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市长办公室下辖的纽约市服务局(NYC Service)于2009年4月成立，旨在推广志愿者服务，并通过政府、社区组织、公司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的通力合作建立有效的网络，以此加强社会运作模式、增进纽约市民的公民参与度(Civic Engagement)。
我从小在华裔社区长大，深知华裔移民因语言不通和文化隔阂，失去很多应得的社会服务和权益，这一点让人感到遗憾和可惜。我认为，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无论是华裔还是非洲裔等其他少数族裔，我们都通过自己的工作或其他方式为纽约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都是纳税人，但为什么华裔等亚裔民众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益和服务？
虽然担任纽约市首席服务官还不到一个月，但过去数十年的非盈利机构工作经验让我有信心在未来的工作中，把更多政府资源和社会服务带进曼哈顿华埠、皇后区法拉盛、布碌仑八大道等华裔社区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
以语言问题为例，我将会与纽约市其他部门合作，为华裔民众提供中文语言服务，以此搭建华裔社区与市府部门的桥梁。无论是救助家暴受害女性和儿童，还是加入市府部门成为新任纽约市首席服务官，我的服务工作远远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