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今年83岁的国宝银行董事长孙启诚，童年时经历过日本侵华，来美国后在家族农场当过牛仔，毕业后进入纽约大公司从事财政分析，后来转行当律师，又创建国宝银行，晚年国宝银行被刑事起诉，经过数年缠讼最后打赢官司。孙启诚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最近一次专访中 ，他娓娓讲述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父亲开猪鬃厂出口美国
我父母籍贯苏州，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37年日本侵华，我父亲到重庆避难。我父亲开一个猪鬃厂，产品出口到美国，二战期间猪鬃在美国属于军用品，猪鬃可以制成刷子，例如，海军用来油漆军舰的刷子，短猪鬃做成的刷子，则可以用来清洗发烫的枪管。
我父亲的猪鬃厂叫新华猪鬃股份公司，设在重庆，有1000多名工人，地点在重庆南岸的觉林寺旁边，那里有座佛塔。
我父亲名字叫孙瑞麟，他是个孤儿。他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养不起他，把他送给伯父当儿子。我父亲的伯父娶了个青楼女子，我祖父生前很不喜欢这个女子，对她态度不好，所以当我父亲过继给伯父伯母后，伯母就虐待他。伯父伯母还收养了一个女孩，我父亲只能穿这个女孩穿过的衣服，他觉得很受辱，三次想自杀，有一次差点跳河自尽。
我父亲后来很同情孤儿，在重庆时他把钱捐给孤儿院，我保存了一张老照片，我父亲和重庆市救济院院长，以及900多个孤儿的合影。当这些孤儿长大了，我父亲让他们到工厂里来实习。
我母亲是苏州人，她第一个丈夫是秀才，秀才家开米行，有一次发洪水把米冲走，米行倒闭，秀才结婚一两年便去世了，我母亲和第一个丈夫生了一男一女，她嫁给我父亲后，又生了几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童年迁往重庆避难
我两岁时，我们搬到重庆，重庆是山地，日本军无法像攻占上海那样攻入，所以用飞机轰炸。我们小时候总是不安定，常常遇到轰炸，飞机要来时会挂黄球，飞机来了挂红球，警报响起，我们要跑到防空洞躲起来。重庆有三个防空洞，有一次日本受汉奸指引，把炸弹丢在一个洞口，死了几千人，幸好我当时躲在另一个防空洞。
我内人的父亲是空军，他曾经打下6架日本飞机。美国扔了第二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很高兴，买鞭炮庆贺，我那时候约10或11岁，高兴得跳起来，好多年我做梦梦见自己高兴得在空中飞。
接着，国民党退了，共产党进来了，我父亲的工厂第一次罢工，我父亲对工人说，大家好好做工，一起有饭吃，后来罢工很厉害，警察拿着机关枪来维持治安，我父亲觉得不能留了，就离开重庆。我们先到汉口，然后到上海，呆几个月后到广州，广州呆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败了，真是军败如山倒，1948年我们去了香港，住了两年多，1950年朝鲜打战，我父亲害怕中国政府要攻香港，我们就跑到美国来。
在爱丽丝岛扣留三个月
1951年，美国还有《排华法案》，我们在美国暂时呆了3个月，就去了巴西，在巴西呆了半年，巴西接受移民，然后我们申请学生签证来美国。1952年我到美国，当时虽然拿着学生签证，但移民局认为你的目的是要留在美国，我和3个哥哥姐姐被扣留在爱丽丝岛3个月，等待审堂。
当时我母亲和我两个兄弟留在巴西，他们在等我父亲的绿卡。我父亲以国际商人身份，通过Treaty Trader申请特别移民，二战时我父亲跟美国做生意，对美国有贡献，因此申请这类绿卡。
在爱丽丝岛，100多人关在一起，审完堂，移民局放我们出来。1964年我从法学院毕业，拿了执照当律师，帮很多中国人办身份，我那时很有名，我到移民局打官司，管爱丽丝岛的特别审查官还记得我。
在佛罗里达农场当牛仔
我到美国后，到加州读初中，一年后回到纽约，我母亲生病，不久去世了，我在纽约读完高中，然后回佛罗里达读大学和硕士，在那里生活了7年。我父亲当时有5个小孩要进大学，他想找一个花费不太高的地方，就去了佛罗里达大学所在的城市。
我父亲买了1200亩地，养了1000头牛，有3个牛仔，我管理牛场，我头一次去农场，牛仔正在把牛集中到一起，每头牛要经过一个闸，兽医从牛身上取血液样本检查有没有患TB(结核病)。我问牛仔，为什么要把牛赶到一起？他们不耐烦地说，要检查牛有没有TB。他们说，你要赶牛吗？你首先必须会骑马。
我那时18岁半，他们看不起我，我心里感到不顺畅，第二天，我又到牛场，我说你给我一匹马，我骑了上去，骑了3天，自己学会了骑马，但走路痛得不得了。这一来，我在农场管理，那几个牛仔也服了我。
农场很辛苦，文革把人送到农场劳动，觉得劳动很辛苦，我更辛苦，我赶牛回来，吐出来的口水都是泥和灰尘，到牛圈里一身都是牛粪，在冬天，牛没草吃，要种燕麦oats，9月耕田，我在105度的天气里开拖拉机耕田。
350亩地，105度高温，我亲自耕田、播种、施肥，先要算好多少费用，可以出多少oats，可以养多少头牛，这是劳其体肤，你要预算，这是劳其心志，种下之后，靠天求雨，从10月开始没有一滴雨，直到明年2月才下雨，种的东西只长了一点点，所有东西损失了，牛没有草吃，很瘦，你要拿干草来给牛吃。你累得要死，叫空乏其身，最糟糕的是行拂乱其所为，经过这么多辛苦，好像在沙漠里走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接受面对世界的困难。
进大公司从事财政分析
在农场呆了7年后，我想回纽约读法律。但我父亲不赞同，他希望我留下来帮他。我只好向朋友借了230元，1960年到纽约来。我们家农场，后来休耕种树，过了20多年，树长大，把树卖掉，土地也卖了。我父亲娶了一位太太，后来回去香港定居。
读法学院，好的学校如纽约大学，学费很贵，一个学分要50元，总共要修80个学分，布碌仑法学院一个学分才20元，我就去了布碌仑法学院，用4年的晚上读完学位，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没有休息，回到家里要读文件，我经常在地铁里做这些功课。我当时在大公司工作，有时候太累了，到厕所里休息20分钟。
第一个公司是通用电话，是现在Verizon的前身。那时候在大公司做，没人管，你不做事也没人知道，我觉得很乏味。我发现这个公司有个缺点，它有20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有很多钱，我觉得应该把钱集中起来，利息会有100万。我写了个报告，我上司说，你要把我的名字也写进报告里，我以为上司会给我加薪，但一年后才加15%，两年后，我对薪水不满意，就离开了。
接着到印刷杂志的McCall公司，我做财政分析，发觉它的印刷部门每年要亏本，原因是没有利用好人工，我提出很多建议，财务长表扬我，但商业印刷部门副总裁对我说：你的职位取消了。我想，因为我指出他的部门有问题，他不高兴，所以取消了我的职位。
我接着到Crowell Collier Publishing公司，副总裁很看重我，他说要我当他的助手，问我要多少薪水，我们中国人比较谦逊，我要了3倍于我的现有薪水。在这个职位，财务长的报告都要我审阅。一年半之后，副总裁要离开，他说要让我晋升，让我去公司属下一个公司做财务分析部经理，手下有16个人。我当时刚从法学院毕业，想去试试当律师一年，看怎么样，如果不行再回来公司做。
到唐人街开律师楼
我去了一家大律师楼，做了两个月后，跑到唐人街自己开业，唐人街很欢迎我。虽然我会讲广东话，但我是外省人，不是台山人，当时唐人街大部分是台山人。不过我高中毕业时，到过唐人街拜虎爪派伍师傅为师，他的徒弟称呼我为师伯，所有我在唐人街结识了不少人。
我做了20年律师，办案办得很好，在唐人街很红。移民局要驱逐人，已经把人送到夏威夷，最后被我拦阻回来。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人找我，说他有个家属进监狱，是黑手党，将要遣送回意大利。他说：“我知道你很能干，只要你让他留下3个星期，让他与家人有3个星期的时间团聚，我给5000元。”那时候5000元是很大一笔，但我没接下那个案子。
来唐人街时，我的志向是成家立业，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那一代人看到许多少数族裔领袖，例如马丁·路德金，一生为事业奉献，因此觉得要为社区服务。
我帮助唐人街争取到儿童培护中心那幢楼留在社区里，当时培护中心拿政府钱，但办不好，政府没收了楼宇，准备拍卖，我听到消息，我说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唐人街，我找了一位很有势力的民主党领袖帮忙，他也是我的开爷(教父)。他问我，你与这件事有无私人关系，我说一点也没有，他说明天他会叫人打电话给我。最后政府没有拍卖房子，我又找到东方银行，让东方银行贷款20万给中华公所，中华公所把楼房买下，办了现在的儿童培护中心，现在这栋楼值好几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