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第一位在纽约永久住下来的华人是一个叫阿侃(Ah Ken)的广东人。他1858年来到纽约，最初在街上叫卖雪茄，赚了些钱，后来在勿街开了家小型寄宿公寓，租床位给初来乍到的华人，作为房东他一个月能赚100元。
阿侃还开了一家店铺，卖东方杂货、干果、蔬菜。但据说阿侃的大部分盈利，是来自于暗藏于杂货店楼上的赌档和鸦片馆。
1875年，州人口普查记录了全纽约市有157位华人，5年后的联邦人口普查记录，全州的华人少于1000个，但历史学家苏思纲认为人口普查低估了华人数量，《纽约时报》1880年的估算可能比较准确，它估计大都会地区有4500个华人，2000人在曼哈顿，1000人在布碌仑，1500人在新泽西。
纽约华人人口壮大的原因是旧金山华人遭受排挤和欺凌
纽约华人人口迅速壮大，主要原因是在旧金山淘金的华人在加州遭受排挤和欺凌。与此同时，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修建完成，大批华人从西岸迁移到东岸，他们主要前往找工作比较容易的大城市，如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和纽约。移民众多、正在蓬勃发展的纽约是华人首选之地，到了1910年，纽约华人大约在1万到1万5之间。
华人大量涌入时，纽约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富人住在曼哈顿14街以北东面，他们穿新潮衣服，住豪华大厦。穷人挤在曼哈顿下城的狭窄公寓楼里，东河边、唐人街、小意大利，住着华人、犹太人、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新移民，这里治安差、犯罪率高、肮脏贫穷，但房租便宜。
纽约是移民大熔炉，刚开始加州的反华风潮还没刮到东岸，华人在这里生存比较容易，但随着越来越多华人抵达，对华人的歧视言论出现在报刊媒体上。英文报纸描写华人是 “有着杏仁眼的流亡大军”，他们不诚实、不道德、不讲卫生，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有吸鸦片、吃老鼠和狗的不良习惯。
“排华法案”后纽约华人不减反增加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美国华人数量减少。1890年代全美的华人人口减少了15%以上，但是纽约华人不但没减，反而增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19世纪最后10年纽约市华人人口是以前的3倍，从2000增加到6000，这个数字不包括郊区和遗漏的。
除了纽约，整个东部和中西部的华人人口也在增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加州的排华思潮迫使华人向东迁移，一个是华人偷渡的数量相当可观。有意思的是，无论从偷渡组织还是路线，19世纪末的华人偷渡与100年后有着相似之处。偷渡的组织都是帮派，以前是协胜堂，协胜大佬麦德是唐人街最大的人口贩子。按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说法，就是大蛇头。
从偷渡路线看，以前的华人也从两个地方入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当时的偷渡费是一人200美元，黑帮贿赂了加拿大边境各个关卡的政府工作人员，当时加拿大不像美国一样禁止华人入境，但对华人增收“人头税”。古巴的华人则用另一种方式偷渡，他们持西班牙护照进入美国，表面上是过境而已，但来了就不走了，就像现在的逾期居留，变成无证的黑户。
像其他新移民一样，华人住在不透光、不透气的公寓楼里，也有的人住在私人楼宇，房东把房间分割成小间，可以多住人，这样就可以多收租金。通常房东把楼宇临街的地方租给店铺，后面的房间和地下室出租给人住，很多人挤在没有暖气的大房间里，里面设有床铺，吃饭、睡觉都在同个地方。大部分来美国的华人是农民，他们打算赚了足够的钱便回家，因此很勤奋。
1879年，纽约市有55家华人日杂店，20家烟草店，10家药店，6家餐厅。据说当时的华人洗衣店超过300家，分布在全市各地。
洗衣店不需要太多资本，75元就可以开店，一周可以赚10元到14元，大概相当于一个白人店员的工资。华人选择这一行，是因为没有竞争，白人男子不屑于做这种行当，不过也有人认为开洗衣店的华人抢了白人女子的饭碗。也有华人做雪茄，一周能赚27元。少数华人做家庭帮佣，除了住宿外，一周工资18到25元。
最初华人住勿街，后扩大至附近几条街，但遭白人抵制
刚开始华人住在勿街，后来逐步扩大到附近几条街，但这种扩张最初是遭到抵制的，白人不愿租房子给华人，即使出两三倍价钱，都不租，宁愿让房子空着。
随着小部分华人做生意积攒了资金，他们想买下勿街的楼房，但白人不卖。除了对华人歧视外，房东认为华人开鸦片馆降低了房子的市场价。
但这种局面不久便改变了。19世纪末，华人以每天约20人的速度来到纽约。到了世纪之交，唐人街已经成为纽约著名的中国城，有钱的华人，例如帮派大佬，已经积攒了几十万的财富，他们花数千、上万买下勿街一幢又一幢的楼房，把原先住在那里其他族裔挤走，中文招牌开始悬挂于店铺门前，一个语言、服饰、风俗完全不同于周围邻居的华人社区已然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