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破产法对债务人的友好和宽容，托克维尔的解释很有代表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勇敢经营工业的精神，便受到这个国家人民的青睐和尊重。……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瞧不起冒险的人。……因此，美国对破产倒闭的商人特别宽容，他们的荣誉不会由于这样的意外而受到损害。在这方面，美国人不但与欧洲各国人民不同，而且与当代的一切商业国家的人民不同，以致他们在地位和需要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同之处。”
托克维尔自1831年5月起，游历美国9个月。《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出版于1835年、1840年。上述评述美国民众破产观念文字，就出自下卷第18章论述“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中。
就破产法而言，托克维尔的论述，不完全符合19世纪40年代美国破产法的事实。在1898年破产法颁布前，美国联邦破产法一直立废交织，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这种背景下，各州既有的债务清理法律实践，基本是对当时英国破产法不同程度的照搬照抄。在当时，英国的个人破产法恰恰是以对债务人的严苛著称的。易安·杜菲（Ian Duffy）有本《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的破产实践》（Bankruptcy and Insolvency in Londo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讲的就是19世纪30年代前后英国的破产法律体系：商人可以适用破产法（bankruptcy），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剩余债务豁免；但普通人陷入财务困境后，则会因为破产（insolvency）被关到债务人监狱里，享受不了破产制度带来的福利。托克维尔强调美国民众宽容破产商人是对的，但未说明针对普通债务人的羁押体系，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如果穿越时空，让时光快进一个世纪，用托克维尔的论断评价美国1930年至今现代破产法，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现代个人破产法异常宽松呢？最近拜读莫妮卡·普拉萨德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收获不小。这本书聚焦的问题，是解释为何美国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同时还有大量贫困问题。在普拉萨德的推理链条中，宽松的个人破产不可或缺。普拉萨德不是破产法专家，论述个人破产问题也不是她的兴趣所在，但这本书为我们追问为何美国现代个人破产法异常宽松，提供了另一种观察的视角。
农民利益集团的崛起与需求
普拉萨德指出，美国20世纪早期的金融管制，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破产不受约束，银行管制严苛，信贷便捷可得。这种特征并非偶然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美国内战后，农民要经营农场，必须要购买必要的工具和生产资料。钱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信贷。农作物留置权的发展、分期付款制度的创新，让消费信贷逐渐在美国崛起。让信贷唾手可得，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口号。
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集中展示美国生产实力，让欧洲社会为美国崛起感到惊恐。而在美国国内，负债则成为农业生产持续的动力：农民需要靠举债，来购买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料，将原来撂荒的土地变成有利可图的农场，并靠出售农产品所得利润来偿债。
但是，美国的金融领域一直处于高度管制，国家层面稳字当头，迟迟未介入信用融资。据统计，1900年时美国人中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仅为4.46%；1913年时，美国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远低于瑞士、丹麦、法国、英国及德国。金融领域的严苛管制，严重限制金融服务的多样化，也导致金融机构无法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当时的按揭贷款，流行一种“气球贷”：债务人按年支付利息，在债务到期时偿付本金。有统计发现，因为通货紧缩的持续存在，在最多5年的贷款周期里，债务人实际支付的利率是名义利率的2倍。在这种高利率的情形下，债务人的偿付能力，是以某种预期的价格为前提。一旦市场无法为农民提供预期价格，违约在所难免。但是，市场毕竟要遵循价值规律，在严重过剩的情况下，物价怎么可能不下跌？
这种情况下，债务清理法律机制必须要有一种尽可能宽松的机制，否则只会把债务人逼上暴乱的绝路。1898年《美国破产法》的颁布，正逢其时，也充分体现了各方利益冲突和博弈。
普拉萨德指出，1898年的美国破产法，是商业利益集团和债务人代言人不稳定联姻的结果。而债务人群体的主要来源，则是广大农民。当时，围绕债务清理，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制造商和投资商需要一部亲债权人的破产法，防止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务人，把有限的财产优先清偿高顺位债权人，比如债务人的家属和亲戚。但以农民群体为核心的债务人集团，则希望更为宽松的个人债务清理体系，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债务重压下迅速金蝉脱壳。普拉萨德援引斯基尔的《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指出19世纪80-90年代抵制亲债权人破产法的中坚力量，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和民粹主义运动；农业州的立法者更为积极地宣扬民粹主义的观点，将破产法和金本位结合在一起，视为普通劳动者两大苦难来源。据说甚至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金本位是“撒在毁灭庄家上的种子，破产法是紧随其后的收割机和打谷机，使得高利贷者得以坐享大丰收的成果”。而且，由于美国联邦制的政治结构，亲债权人的共和党人必须要和这些民粹主义代表妥协，否则破产法不可能通过。普拉萨德确信，如果没有农民政党的压力，美国1898年破产法与其他国家同时期亲债权人的破产法不会有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鼓吹“新生”（fresh start）和超级免责的美国个人破产法，从1898年起就奠定其宽松的底色。
通货紧缩与大萧条
1916年，为鼓励生产，美国颁布《联邦农业贷款法案》，把19世纪中后期政府为农民提供贷款和担保的临时措施，变成常态机制。信贷的宽松，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的热情，也间接导致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和生产过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民们基于爱国心，种植超过4000万亩的庄稼；而战后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出口价格上涨，美国农产品出口更为困难；在这个时间段，汽车、卡车、拖拉机逐渐替代马匹，过去用于饲料生产的3500万亩土地因而被释放出来。而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也开始报复式生产，防备下一次潜在战争的饥荒。
各种因素叠加，导致1921年开始，美国就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消费品价格下降10%，其他物品批发价格和农产品价格跌幅达40%以上。每百斤猪肉的价格，从1919年的17.85美元，跌到1932年的3.83美元。物价的暴跌，摧毁了农民的经济来源，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收入能达到国家收入中位数水平。
而农民的经济来源一旦断裂，投资、贷款回收无望，一场债务人的暴力反抗箭在弦上。1933年1月，美国农业局局长警告，“除非农民的某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将在最多12个月内，在农村看到一场革命。”
前述警告绝非危言耸听。美国债务人暴力反抗是有传统的，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便是很好的例子。1933年春夏之交，美国农民们自发武装起来，全身心阻止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通过设置路障、破坏桥梁、损毁铁路、炸毁仓库等极端方式，阻止食品运输。在1933年4月，爱荷华州的暴民，差点处死一位判决支持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法官。类似的暴乱在威斯康辛州也有发生，先后导致数百人入狱。农民们拖欠还贷的同时，债权人这边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下。很多小型金融机构，因为缺乏抵押担保而纷纷陷入倒闭。持续下跌的价格，更让金融系统处于高度焦虑中。
这一场通货紧缩，带来三个问题的叠加：政府需要开辟税源，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税收来源；农民在大力提高现代化生产的同时，生产过剩，物价下跌，成为现代化生产的受害者；随着农民违约率的提高，金融危机岌岌可危，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
普拉萨德指出，“这场危机再一次呼吁一种围绕着农业利益的政治合作，尽管无法特别成功地解决其他农业问题，但也是拒绝销售税的核心力量。”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包括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堪萨斯等棉花业、烟草业发达的农业州，反对财富集中，争取累进税，使得消费税保持在低水平。美国设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消费税的努力，先后于1921、1932和1985年进入立法议程，但均未取得成功。
1933年，罗斯福政府推出一系列涉及三农问题的改革措施：出台《农业调整法案》，让屠杀猪仔、摧毁棉地合法化，同时以政府采购和储存剩余产品来保障物价稳定；建立商品信贷公司，以市场价为农民提供贷款并以农作物做抵押，支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出台《全国产业复兴法案》，鼓励产业建立竞争准则，鼓励政府、企业和工人建立谈判机制……通过这一些组合拳，试图避免生产过剩，控制过热竞争。尽管《农业调整法案》和《全国产业复兴法案》一度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但是价格支持计划、农业补贴计划已深入人心，很快卷土重来并绵延至今。
金融管制的宽松与房地产行业的崛起
在大萧条之前，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体系并未发展起来。由于金融领域的严苛管制，原有的住房按揭，首付款比例高达50%以上，贷款期限多为3-5年，固定利率很少，债务人平时还利息，贷款期限届满后一次性付清本金。这种方式对于债务人而言，违约风险很高，借新账还旧账成为常态，永远无法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尤其是金融危机时期，银行放贷意愿降低，债务人很容易就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些缺陷导致住房按揭一直不温不火。
大萧条期间，房地产行业内外交困，雪上加霜。1925年住宅建筑许可量为50万套，1933年该数量降低到2.5万套；住宅的投资规模，3年内从680亿美元降低到17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数量，却增加3倍。
房地产行业的萧条，不仅影响上游原材料制造行业，也影响卡车运输等产业相关行业；据说在失业大军中，1/3是建筑工人；政府救济名单上排队的人员中，建筑工人家属数量高达1/3以上。
美国政府深切认识到，经济重建必须要从房地产行业起步。没有房地产行业的复苏，经济复苏将是镜花水月。
在这种认识下，胡佛、罗斯福大力推动住宅所有权体系，成为罗斯福政府房地产“新政”的核心：
第一步，推出业主贷款公司，允许债务人用抵押贷款换取政府债券，避免抵押品赎回权丧失，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现金流。
第二步，1934年颁布《国家住宅法案》，推出住宅改善贷款计划，由政府出面托市、造市，向市场提供长期、低利率、高杠杆的贷款方案；为打消债权人的顾虑，甚至还推出放款人保险计划，赔付额提高到损失的20%。
第三步，1938年联邦政府推出房利美，创建按揭贷款二级交易市场，加速按揭市场的流动性。
住房按揭贷款体系的改革，让先前的一切增长都黯然失色。这些政策实施后，变化立竿见影：在建工程从1933年的93000处，上升到1937年的332000处；20世纪40年代美国住宅自有率，从之前的45%迅速上升到65%以上；单一家庭住宅按揭贷款占GDP的比率，从1944年的8%，上升到1965年的12%；消费贷款也从低于GDP的2%，上升到超过12%。
这些创新，让高负债成为美国国民的日常，信贷即正义的理念成为公众共识，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如何让有色人种和女性成为债务人并受益于信贷民主化，是当时民权运动的突破口之一。
低福利国家需要信贷民主化，更需要宽松的个人破产法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生产过剩的情形还在持续，社会物产极大丰富，婴儿潮一代逐渐成年并成为新生代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管制有所松动，州际金融机构崛起，以信用卡为核心的金融服务广受市场欢迎。信贷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唾手可得，每一个美国人都生活在信贷民主化的光影中。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私人贷款量暴增。分期付款机制在市场上广受认可，这种临时性的信贷协议越来越流行。无论是收割机、缝纫机、钢琴、照相机、电冰箱还是汽车市场，分期付款都畅通无阻，完全颠覆既有的交易模式。另外，因为《高利贷法案》的存在，普通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十分谨慎，在法律体系之外运作的高利贷放贷人成为小额信贷的受益者。总之，人们对负债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信贷越来越容易获得。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居民负债率直线上升。
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中，信贷民主化继续成为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消费者、工商业者及政府向未来借债，寅吃卯粮，大大推迟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当时，美国金融领域出现的明显问题，就是债务人还在继续借款，但是因为经济危机冲击，宏观经济陷入困境，违约预期大为提高。
破产法需要顺应这一经济背景。1978年大修的《美国破产法》，规定了异常宽松的个人破产制度，创造出让世界侧目的超级免责体系。普拉萨德援引伊丽莎白·沃伦、杰伊·韦斯特布鲁克等破产界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研究破产的学者们长期以来就认为信贷具有提供福利的功能，而且在缺乏广泛福利的情况下，相对宽松的信贷以及通过消费者破产而免除债务的更简易的规则，这二者结合在一个制度之中，能够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种福利措施。”
另外，普拉萨德也援引斯基尔的《债务的世界》并指出，尽管美国在早期从英国移植破产法，但在后期发展理念却明显与英国有差异：一旦进入个人破产程序，英国债务人将面临官方接管人的详细调查，而且很难获得律师帮助，即时免责只有在极为特别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债务人想要借助个人破产实现金蝉脱壳，十分费劲；但是在美国，债务人无论是选择第7章破产清算，还是第13章个人债务重整，选择余地甚大。
有研究认为，信贷的便捷可获得，本身就是对美国福利体系欠发达的弥补，“对信贷的依赖程度越强，则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越低。”公众本该享有的社会福利，更多则需要通过宽松的信贷由个人消费来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异常宽松的个人破产制度，才能够让个人乐于负债，且不惧怕债务。这种理念，让美国个人破产理念深入人心，年申请数量最高时高达203万件。
普拉萨德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欧洲各国的个人破产法总体和英国都差不多，甚至很多国家就没有个人破产法，“通常破产的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以致非企业公民实际上被排除在破产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破产在过去和现在都根本没有解除债务，因此站在小额资产债务人立场上看，就是无用的。”普拉萨德在仔细查阅美国破产法学家查尔斯•泰步的研究后，对之十分认同：欧洲各国在90年代中后期才普遍引入个人破产机制；但即便如此，类似美国这样的债务清理机制在欧洲依旧十分少见。美国绝大部分自然人都能享受立即且无条件的免责，甚至不受未来收入限制。这种对于债务人特别友好的破产法，在美国之外，即便同样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英国、加拿大，债务人受到的限制远远多于其获得的便捷，难以望美国个人破产法之项背。
当然，破产免责的异常宽松，注定会引起债权人集团的反制。债权人集团绵延不绝的努力，最终促使2005年《破产滥用防止及消费者保护法案》通过。该法案实施后，破产免责的难度陡然提高，甚至经济学界的研究证明个人破产难度的提高本身很可能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美国每年个人破产数量稳定在每年70多万件，整体看依旧是异常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