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作品缓慢的节奏和不可思议的超级时长，拉夫·迪亚兹被称为“慢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慢生活运动”的实践者——他不用社交媒体，甚至没有手机。为了此次大师班，他专门录好视频发到上海，笑言是“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影像论文的展示形式”，与中国影迷展开对话。“自然”是与生俱来的精神指引
拉夫·迪亚兹出生在菲律宾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为菲律宾偏远地区的四个土著部落工作。部落里的人都是靠天吃饭，他们认为自然是神圣的，他们敬重太阳、月亮、风暴、雨、河流甚至洪水。这种发自内心的仪式感，给小迪亚兹留下深刻印象。但与部落孩子们的命运不同，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有能力让儿子接触部落之外的现代生活，比如看电影。拉夫·迪亚兹回忆说，自己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影院里度过的，“我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一个是菲律宾的偏远地区，我在那里目睹了悲惨的苦难和贫穷；一个是电影里让我沉浸其中的五彩斑斓的世界。”
这两种童年的“现实”，直接影响到了拉夫·迪亚兹的职业选择，并且通过森林、村落、自然光、黑白色调等元素，淋漓尽致地反映到了他的电影作品当中。迪亚兹说：“自然，是我作品中的重要存在，也是我人生中与生俱来的精神指引。我是在同自然的亲密交流中长大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片深林之中，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连结和依赖于自然。这些最终体现在了我的作品里。”
用“有机”的手法拍电影
《历史的终结》（2013）剧照
拉夫·迪亚兹崇尚自然，并且别出心裁地用“有机”两个字来涵盖自己的工作风格。他这样解释“有机”的含义：“所谓有机，就是拥抱流动和变动，是愿意在创意过程中被线索和思绪所牵引，而不受制于制片厂或电影行业体系长期实践、施加和规定的传统、教条、束缚以及自己感知的局限。我的每一次拍摄，不论是否已经有一个成形的剧本，我都会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写了再改。这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开辟未知领域。”这样“有机”的工作模式，当然更加需要团队人员尤其是演员的高度配合。拉夫·迪亚兹笑言，基本上所有的演员在跟自己合作时，都经历过所谓“最初的震惊”，感到自己的表演体系受到了撼动。“这是因为他们太习惯于被人操控和接受指令了，他们太习惯于被‘喊停’、有明确开始和结束的拍摄方式了。”不过他表示，在演员们认可了他的模式之后，整个团队就合作得非常好。
对于观众普遍好奇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的问题，拉夫·迪亚兹的答案也颇有“有机”的意思。“一个图像，一个声音，甚至一种气味都能够激发我的创意、叙事，它们甚至会成为触发记忆的通道。任何一个想法都具有被拍成一部电影、一个艺术装置、一首歌或一首诗的价值。你得在它身上花功夫，深入挖掘、追寻并阐释它。你需要非常执着，要不断推进并坚持下去，一直到某个时刻，你所有的思路迸发出来，千头万绪进化为具象之物。”
电影没有“快慢”，只分“好坏”
《一个菲律宾家庭的进化》（2004）剧照
《离开的女人》片长226分钟，《恶魔时节》240分钟，《今来古往》338分钟，《忧郁症》450分钟，《悲伤秘密摇篮曲》更是惊人地长达8个小时！如此少见的作品长度，使得拉夫·迪亚兹经常被介绍为“慢电影运动的关键人物”。如今再被问起对这一标签的看法，拉夫·迪亚兹表示自己已经“放弃挣扎”了：“慢电影就慢电影，随他们说好了。我以前非常讨厌这个标签，因为我会坚称：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慢电影’，我的电影就是电影。”
在拉夫·迪亚兹看来，“快慢”根本不能成为一部电影的评价标准，相比之下，是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艺术家们更看重的。当然，“伟大”的标准也见仁见智，非常主观。“从流行或者传统的观点来看，所谓的伟大往往指的是那些技艺超凡或者精心打造的作品。在电影界，这类作品比比皆是。它们是按照那些强大的资本和扶持体系的要求、拍出来的技艺高超的电影。它们遍地都是，但这些算是伟大的电影吗？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电影专家。评价这件事是非常主观的。”
拉夫·迪亚兹特别提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认为“它称得上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曾有一个电影节请迪亚兹去介绍这部影片，迪亚兹花了好几天时间撰稿，希望写出能配得上这部影片的文字。“我背下了每一个字、每一行台词，仔细琢磨节奏和措辞。可当我站在观众面前时，我的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怎样把上帝介绍给世人？让我们一起去看上帝的杰作吧。’”——这真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最高的致敬。
用拍电影的方式“战疫”
拉夫·迪亚兹在《耶利米启示录》（2006）拍摄现场。图片版权：Merv Espina
跟全世界一样，菲律宾的电影工作也受到疫情影响。在一切都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拉夫·迪亚兹坦言，自己已经61岁了，健康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我在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安全，但我也小心地防止自己过度忧虑，因为我看到有人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偏执多疑的状态。恐惧有着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会令人感到麻痹，继而丧失战斗意志或前进的动力。”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疫情期间，拉夫·迪亚兹坚持拍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长片（暂命名 “Servando”）、一部短片（未命名）。在为上影节制作的影像论文里，他还向观众展示了长片的幕后拍摄花絮。
迪亚兹惊人的创作意志和持久的创造力让人叹服。除了上述两部刚刚结束拍摄的影片外，他还有两部长片即将面世：《当浪潮已逝》入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电影：明天以后”项目；“Genus Pan”（暂命名）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至于疫情会让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发生怎样的改变，拉夫·迪亚兹表现出超越实际年龄的豪情：“让疫情见鬼去吧，电影人会继续拍电影。想同疫情战斗吗？那就去拍电影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事实上，人们对电影的需求变得更迫切，而电影人永远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让他/她的电影成为与时代关联的作品。”
拉夫·迪亚兹深情地说，电影不仅是自己与时代和社会对话的方式，更是不断认识自己的途径。“拍电影是一项令人心力交瘁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拍电影就像演奏一种乐器，你要日复一日地练习和挣扎。你在创造一种关系，一门语言，一种文化。拍电影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虽然我现在依然不了解人生，但拍电影让我得以不断认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