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奶奶”秀场内外 白发与华服，T台与孤独
9月12日，“银发闺蜜团”的时尚奶奶们。从左至右依次为刘东风、谢云峰、樊其扬、张淑贞。 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9月17日，谢云峰在后台补妆。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摄
5月，张淑贞参加的婚纱秀。受访者供图
65岁的张淑贞一度无法接受自己的白发。
那时她刚生过一场病，做完手术后，头发只剩下小指甲盖粗的一缕。新头发长出来时，50多岁的人满头银丝，身边的人说她一下老了很多。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户；只偶尔戴上帽子，到离家很远的郊野公园散心。
但几年后，张淑贞被这一头白发带火了。
在今年7月的一条短视频里，她身穿一件水蓝色旗袍走在三里屯的大街上，领口、袖扣有两条淡粉色的包边，胸前绣着几朵同色系的梅花。和她走在一起的，是另外三位身着旗袍的时尚奶奶，身材高挑，妆容精致，白肤银发，风姿绰约。
视频里的新晋网红组合被称为“银发闺蜜团”，四人年龄总和接近300岁。她们登上某短视频APP的热搜第一名，单日视频播放量超过5000万，大多数视频的点赞数接近200万。
在许多年轻人眼中，时尚奶奶们美丽、体面，用T台、华服和高跟鞋为60岁后的生活编织出一场华丽的梦。但优雅背后看似静好的岁月里，沉淀着奶奶们的过去，隐藏着她们身上的岁月沧桑。
“很多人都想成为她们的样子”
凌晨4点，身旁的老伴还在熟睡，69岁的樊其扬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洗漱化妆。天还没亮，她就拉着20英寸的行李箱从西二旗的家中出发了，赶5点15分的头班公交，开始新一天的“通告”。
9月17日，银发闺蜜团的安排是到天通苑北的一家温泉度假村参加活动。那是一场中老年模特教师的走秀表演，从全国各地来了300多人，奶奶们是特邀嘉宾。
樊其扬穿了一条白色连衣短裙，略显朴素，有人帮她搭了一条项链。她身高1.7米，体重112斤，脸颊细长，轮廓分明，有一副极为上镜的骨相。在银发闺蜜团最近的一则短视频中，她身穿黑色丝绸长裙第一个出场，肩上披着一条水蓝色纱巾。视频下有许多粉丝留言：第一个奶奶最美。
给樊其扬搭项链的人是张淑贞，一头银发下是一张永远带笑的圆脸，喜欢戴翡翠手镯。在其他奶奶眼中，她是组合中性格最外向的，“比较不会害羞”。
四人中，个子最高的是刘东风，1.73米，61岁，性格外向。她退休前是银行高管，担任过10年北京市政协常委，不时接受电视采访。外出通告时，她经常负责协调拍摄，接受采访时也是主要发言人，其他人常说，“以东风说的为准”。
戴眼镜、梳一头银灰色卷发的是谢云峰，65岁。与刘东风偶尔舒展地靠在椅背上不同，她很少说话，双手总是合拢放在桌前，微微颔首听人讲话。
这或许与她工科女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她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后转入原航天部空间研究院做高级工程师，最后下海经商。
因为神情严肃，拍照时，摄影师经常提醒她要“多笑一点”。那时，她会想起6岁的孙女——她个子小小的，拍照却很会摆pose，像个小大人。“样子怪搞笑的，想起她就能比较自然地笑出来。”
在不足10平米的化妆室里更衣时，张淑贞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件大红色旗袍，是她刚找网店做的，“可贵了，一千多”。刘东风抬头看了一眼，“你这可不叫贵”。谢云峰也带了一件新置办的湖蓝色手工旗袍，当被问到价格时，她有点不好意思，凑到记者耳边轻轻说“三千多”。
在光线昏暗的室内，时尚奶奶们和普通老太太似乎没什么区别，可走入人群后气场立现。在略显嘈杂的会场内，参加走秀的阿姨级模特们都是盛装打扮、妆容艳丽，大红大紫，有的还戴着夸张的羽毛头饰。四位奶奶则化着淡妆，穿着黑色、淡蓝色的晚礼服，面带微笑地坐在台下，背挺得笔直。
“她们坐在那儿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一个来看走秀的人小声嘟囔。
“欢迎我们的网红们！”随着主持人介绍，奶奶们走上舞台为选手颁奖。台下的观众们兴奋了，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还有人拉着她们合影。光是张淑贞，就被同一个人找了三次，每一次都因为有事被人拉走，没能拍成。
在活动主办方北京乐退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肖利军看来，这些来走秀的人，“很多都想成为她们的样子。”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奶奶们接触到中老年模特圈，都是从退休前后开始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学生，刘东风退休前，在一家国有大银行负责风险控制，是典型的女强人。那时，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内分泌失调，她一度胖到160斤。退休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练模特减肥。没想到，她一年就瘦了20斤。
过去上班时，她参加会议经常收到礼品，纪念邮票、烧水壶之类，她从来不上心。“可是后来退休做模特，人家管个饭、送个随手礼都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别人认可你，你还有价值，没白来。”刘东风记得，有一年演出，主办方发了一套粗布床单，她一直记到现在。
樊其扬不算女强人，却是四人中最时尚的。她长在北京，母亲是老上海的大小姐。小时候，姨妈常常寄来最时髦的衣服，比如苏联的“布拉吉”。
长大后她进入一家国营工厂，70年代末，别人都留直发，她却给自己的刘海烫了一个卷。因为怕被批评，领导开会点名时，她就转过头去偷偷挡住。她爱看日本的时尚杂志，每月都去邮局买，还会按照上面的设计图，把家里的旧毛呢西装外套改成马甲。
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樊其扬不到50岁就被“一刀切”提前内退，在其他公司做了近十年合同工。2010年彻底回家休息时，她的老伴还没退休，小孙子也不用她来照看。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独自在家，总想找点事情干，研究过从前的报表、图纸，甚至想过到超市做收银员。直到有一天见到小区里的中老年模特队，她才为自己的美找到了用武之地，年轻时心气儿被重新激发出来。
谢云峰的际遇，比她们复杂得多。
2012年，谢云峰在一家科技公司任总经理时被确诊为肺癌，做手术时，上午8点进去，下午4点出来，“跟进屠宰场似的”。那之后，她的体重从130斤骤降到115斤，她没在意，休息一个月就回去工作了。
但两年后，老伴得了同样的病，她从公司辞职，陪他住院化疗。没什么事情时，她就出去走模特，像是从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里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2016年，老伴去世了，谢云峰突然体会到了什么是孤独。一次在家擦顶灯，她一个人踩上两把椅子，取下了长宽均有半米的玻璃灯罩，却怎么都装不上了。灯罩很重，她稍一松手就会掉下来摔碎，她自己也下不来，只能一手举着灯罩，一手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就这样等了20分钟。
也是在那一年，儿子全家去了美国，她跟着去了几个月就待不住了。回来之后，她给自己报了5个兴趣班，模特只是其中之一。让生活充实起来，就不会像很多她认识的人那样，“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谢云峰说。
而张淑贞生病前，曾在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上班，工作上从来没出过差错。生病后，她心里有些自卑，从没对同事、领导说过自己的身体状况。
在此之前，张淑贞就练过模特，身体一好就恢复了训练。她参加过北京市模特队的团体赛，也打过个人赛，最好的成绩是京津冀地区第三名，奖金5000元。
一次，她和模特队到医院义演。结束后，主持人让病友们猜台上的谁曾是病人。“虽然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白发，但没人猜到是我。”张淑贞说，从那时起，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但愿意接受白发的终究是少数，许多人把它看作衰老的标志。张淑贞长出白发后，便再没去北京市内一家有名的模特队了，因为别人都是黑发，自己站在队伍里有些突兀。过去的队友还来安慰她，“等以后大家头发都白了，再一起玩儿。”
“留白发是需要内心很强大的，这是一个接受自己老去的过程。”谢云峰说。
前半生的烙印
对于中老年模特来说，身体条件是重要一关。
刘东风在四人中体格较好，她年轻时做过运动员，岁数大了，腰背依然笔直。从开始培训起，教练就夸她“腰板比较强悍，在这个年龄段很少见了。”
樊其扬的优势是瘦，几十年来，她对身材一直有着近乎苛刻的管理。
上世纪80年代，她从《健与美》杂志剪下一句话——“宁要一脸褶，不要一身肉”，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她平时不吃早餐，中午吃点剩菜或是拌黄瓜，晚上给老伴买点熟食，自己在旁边吃几块饼干。
有时儿子回来，一家人出去下顿馆子。她会非常警惕，连续饿上几天，消耗掉下馆子时多出来的热量。在朋友眼里，她活得像个“苦行僧”。
不过上了年纪之后，“饿功”的效果显现出来。别人身上开始长出“游泳圈”“蝴蝶臂”，脖颈、肩膀处越来越厚。樊其扬身上却几乎没有赘肉。“你看我的背影，如果没有这一头白发，像是快70岁的人吗？”
让樊其扬犯愁的是她的筋骨。前些年，她得过带状疱疹，长时间走路、挺腰以及扭身之类的动作，会让她腿脚僵硬、腰胯酸痛。
但她依然坚持练台步，在家里的客厅来回走，一趟能走七步，“因为走模特像学开车一样，讲究公里数”。傍晚在厨房里做饭，饭菜在锅里煮，她就在窗台上压腿。那时，夕阳在门上映出影子，刚好可以观察身形、姿态是否到位。
樊其扬不吝惜自己的美，经过训练与自学，她的台步有些接近欧美T台的“猫步”。向前走时，先迈出的一脚会稍稍越过中线，朝另一个方向延伸，两脚交互前行，在台上画出一个个角度微小的交叉。
谢云峰的台步则是中规中矩，力求沉稳、端庄。舞台上，她腰腿动作的幅度、手臂甩动的幅度相对较小；在舞台中央定点摆pose时，也只是把手叉在腰上，脸上微微一笑，便转身离去。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谢云峰最美的年纪时，中国人大多还穿着蓝灰黑的粗布工作装。当人生步入老年后，却要穿上靓丽的服饰在人前展示自己，这让向来低调的谢云峰有点不习惯。直到现在，她也很少穿着过分鲜艳的衣裙，整体以灰、黑、蓝等素净的颜色为主，“我的衣柜里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赵青(化名)是一名教龄十多年的中老年模特培训教师。在她看来，气场养成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每个人的舞台风格都与她们的过往有关。“我上课，谁是机关的，谁是坐办公室的，谁是工人，一看就能看出来。”
刘东风的气场，或许源于她退休前的领导角色，以及祖籍东北的豪爽性格。舞台上，她的步伐干脆利落，配上专门训练过的眼神，气势逼人，“特别飒”。
一次，她以北京某区模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团体赛，队伍只得了倒数第二。但点评时，评委特意表扬了她，“说看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非常自信地在台上展示。”
在中老年模特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长期训练，超越、跳脱出曾经的自己。赵青记得，有一位老太太退休前是某国营厂的工人，走模特走了十几年，2017年时，成为中国首位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老年模特。“她现在70岁了，那个味儿才出来。”
“弥补一生的缺憾”
与专业模特走秀不同，秀场上的时尚奶奶们展示的不是服装，而是自己。除了极少数活动，各种或素雅或华丽的舞台服，都要她们自掏腰包。
刘东风去年新买了一件宝蓝色中式礼服，旗袍领，前襟上斜缀着四组藏蓝、月白双色的花式真丝盘扣，价值三千多。
类似的礼服，是时尚奶奶们的标配。为了配合不同的展示环节，她们的行头包括但不限于旗袍、礼服和各式休闲装。其中，旗袍和礼服最贵，质量上乘、款式新颖的定制款通常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淘宝店也有材质、款式普通的成衣，价格只要几百块。
自称“工薪阶层”的樊其扬，每月退休金不到4000元。因为有老年卡，她平时出门主要搭乘免费公交，很少坐地铁。有一年去逛奥特莱斯，同行的朋友买了几万块的包包。她不认识那些昂贵的品牌，却把它们默默地记了下来，回家后在网上挨个检索。
后来有一次去英国，她花6000多元买了一只打折的Prada，平时却很少使用，因为有种“拿着一头牛的感觉”。
与其他时尚奶奶相比，樊其扬的舞台服不多，休闲装大多是两三百块的ZARA、H&M，此外只有一件580块的缎面露肩小礼服、一件淡绿色带金色贴花的毛料旗袍。旗袍是她找熟人帮忙做的，布料220块，又给了500块手工费。
“刚练模特那会儿，我会去婚纱店买淘汰下来的晚礼服，有一次花400块买了8件。”樊其扬说，她很少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通常只会跟着社区模特队演出，因为队里提供服装。
在商场上打拼了几十年，谢云峰经济条件不错，孩子也不用她操心，日常穿着的衣服很少低过千元。一次参加时装周，她买了一件5000块的长风衣，一直拖到脚后跟，只有配上T台特制的25厘米高跟鞋才能走路。事后她安慰自己，那件衣服就像“老年人的玩具”。
“其实不光买衣服，你参加模特培训班、参加比赛都要钱。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赵青说，她的学生中，有人参加过十几个机构的培训，为了在这些机构主办的比赛中拿奖；有人为了走上某皮草商的T台，会自己花钱买标价两三万的成衣。
在北京快乐50老年大学负责人米艳楠看来，对于许多中老年模特来说，站在T台上获得的关注与掌声，可能是前半生都没有的，很能让人产生满足感。“比方说合唱，你只是人群中的一个，镜头一扫而过。但模特的话，每个人都有在台中央定格的几秒，穿着漂亮衣服，展示你的美。这很有吸引力。”
张淑贞参加过一次比赛，花了上万元入会费，拿到了一张某著名服装设计师时装周的入场券，演绎婚纱秀。她提前几天理发、美容，做好了所有准备。
走秀那天，T台上打着淡蓝色的灯光，有一种朦胧的美。张淑贞头戴金色镶钻王冠，身穿裙摆直径两米的复古式婚纱，身后始终跟着一束追光。她想到上世纪70年代结婚时，受到时代的限制，没拍过像样的婚纱照。如今65岁了，却像走进了电影《茜茜公主》。
站在台上的张淑贞，感觉自己美美的。“作为女人，也算弥补了这一生的缺憾。”
繁华散去
9月17日下午，又到了时尚奶奶们录制短视频的时间。
秋日的北京天高气爽，她们在天通苑北那家温泉度假村的空地上，和三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一起拍摄。奶奶们有的戴着墨镜，有的牵起衣裙一角轻轻转圈，淡黄色的落日下，几百只鸽子忽然从空地上飞起，落在不远处的屋顶上。
拍摄间隙，谢云峰忽然提起了故去的老伴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一家。现在，她每周都要和儿子、孙女视频，聊聊各自的日常生活；弟弟和小姑子也会定期过来探望，每次坐上一个多钟头，陪她随便说说话。
其余的时间里，谢云峰都是一个人自处，吃饭常去北航的食堂，有空时就画画工笔画、练练书法。去年，她给自己找了一家养老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已经给自己料理好了后事。”
与老年人群体打了十余年交道的肖利军，深深理解这种孤独。多年前，他偶然关心过一位阿姨，后来自己创业了，这位阿姨总想帮他，隔三差五就来问他有什么需要。阿姨是外交部出身，甚至在一次时装周比赛时，帮他请来了24国大使夫人助阵。
傍晚拍摄结束时，已经接近6点。张淑贞没有打车，换上平底鞋，拉着行李箱，在回家的地铁上站了一小时。还没到家，她的两条腿就快撑不住了。她赶紧掏出手机给老伴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下楼接她。
尽管弥补了一生的缺憾，但那场婚纱秀后，她不想再参加时装周的演出了，因为投入太大。靠着自己和老伴的退休金，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万一今后身体再有什么问题呢？她得给自己留点钱，不能拖累了子女。
那件美丽的、巨大的婚纱，被张淑贞塞进了一个28英寸的行李箱，因为“半个衣柜都装不下”。遇上扫地、擦地之类的日常打扫，她还要拖着行李箱挪来挪去。
她有些苦恼，婚纱放在家里占地方，但又不知道该往哪儿搁。可她从没生过把它扔掉的念头，“毕竟那是我曾经有过的一次美好的经历。”
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