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皮杜收藏的巴黎建筑，上海开启的双城对话

11月10日，上海西岸美术馆的首个建筑大展“巴黎建筑 （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开幕，展览聚焦于一代国际建筑师对现代城市图景的构想与实践，以十个篇章呈现法国蓬皮杜中心的建筑类馆藏，以近百个案列追溯巴黎过去七十年的建城史，其中包括蓬皮杜中心本身的建筑模型，以及由弗兰克·盖里所设计的美国中心（现法国电影资料馆）模型等。
澎湃新闻了解到，此次特展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上海与巴黎在城市历史文脉、地缘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通，在为期三个多月的展期中，西岸美术馆希望能呼应本土的城市建设与建筑革新，激发关于历史文化社区和建筑保护、工业遗存活化、城市更新的规划等议题的讨论。
走入西岸美术馆二楼的展厅3，澎湃新闻记者首先看到一排建筑照片，这组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记录了当时巴黎的城市景象，也引出了这场展览的主题，即“作为收藏的建筑”。展览中的作品来自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类馆藏，策展人、蓬皮杜艺术中心建筑设计部门博物馆研究员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Olivier Cinqualbre）在其策展文章中写道，建筑从蓬皮杜建立之初，便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蓬皮杜的建筑类收藏始于1992年，其中一些手稿和模型所反映的主题在收藏之初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因此，这些收藏让我们得以看到巴黎建筑的变革。

展厅现场，西岸美术馆供图

展厅现场，序章的建筑照片系列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展陈设计中，展厅被设计得像是一个复杂的迷宫，在交错而开放的空间中，过去70多年的巴黎建筑像是经历了一场时空折叠，同时而密集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展览“巴黎建筑”描摹了二战结束后新一代建筑师们所构想的现代城市图景，追溯了这片不断扩张继而成为大巴黎的区域之演变。展览中的75个项目在此构成了一部集锦，代表着巴黎城市规划的不同时期。

展厅现场，西岸美术馆供图

展厅现场

二战后的重建
与一些法国城市不同，巴黎在二战期间几乎没有受到破坏：巴黎的古迹本可能遭到损毁，但是最终得以幸免；然而，邻近城镇的工业区则难逃盟军的轰炸。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法国首都面临的是全国性的重建、工业设施的百废待兴，以及住房和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让·穆兰中心俱乐部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战争的终结，重建的开始”中，一系列建筑项目的照片展现了战后巴黎的恢复力，这种恢复力似乎更多以平和、而非激进的形式流露出来。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到，展览标题中的“1948”来自整个展览中年份最早的项目，由建筑师安德烈·布吕耶尔在1948 年设计的让·穆兰中心俱乐部（Clubhouse of the Jean Moulin Centre）。布吕耶尔参与过二战时反对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而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the Risistance），因此受邀设计这所创伤康复中心。
当首都巴黎面对诸多亟待解决的城市问题时，郊区成为现代建筑师仅有的园地：他们在那里进行为数不多的建筑实验。由建筑师让·普鲁维设计的无忧城中的14套独户住宅（Fourteen single-family homes in the Cité Sans-Souci）是另一个位于郊区的重建实验。让·普鲁维的设想是“为一代人建造临时的家园”，而事实上，这些金属框架房屋至今仍屹立不倒。

无忧城中的14套独户住宅

进入展览的第二章“新一代的现代建筑师”，建筑师们以各自的语言展开了战后的现代创新。例如，乔治-亨利·平谷松为二战期间被驱逐的22万法国公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含蓄内敛的方式引发人的内省。爱德华·阿尔贝的克鲁勒巴尔博大楼是“巴黎第一座摩天大楼”，这座低调的先锋建筑让高度成为战后巴黎城市更新的驱动力之一。巴黎奥利机场则代表了另一种现代的宏大，这是欧洲第一座现代航站楼，建筑师亨利·维卡里奥建造了一个带有大型遮阳棚的长楼，首次在机场建筑中采用了行李自动分拣输送系统，并安装了自动扶梯和人行道。

克鲁勒巴尔博大楼

在战后的巴黎，社会住房问题是迫切的热点。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工人群体让位于中产阶级和管理层——驱使巴黎周边的城镇吸收了相应的人口迁移。展览的第三部分“大型建筑群”展现了建筑师们应对密集的人口而展开的大胆探索：爱德华·门克斯的索纳克特拉单身移民之家呈现为两座圆形结构的大楼；让·勒诺迪在塞纳河畔进行中心城区改造，将绿色梯田嵌入星型的建筑中，在容纳大量居民的同时，试图兼顾人们的居住质量。

塞纳河畔中心城区改造项目模型 

追求“不朽”的野心
蓬皮杜艺术中心得名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69年，为纪念带领法国于二战时击退希特勒的戴高乐总统，乔治·蓬皮杜倡议兴建一座现代艺术馆，由此展开一场国际竞赛，最终，由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为首的意大利-英国建筑师团队获胜。他们在设计中大胆地拥抱现代性，将美术馆设计得如同一部机器，管道裸露在外，并以鲜艳的颜色加以区分。1974年，乔治·蓬皮杜逝世，为了纪念他，这座建筑在完工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蓬皮杜中心模型

在展览中，能够看到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模型，和它初次亮相时引发的激烈讨论相比，模型在展览中的呈现显得低调许多。而在乔治·蓬皮杜之后，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议建设科学城，德斯坦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又为巴黎郊区的拉维莱特贡献了一座大型公园。

伯纳德·屈米，拉维莱特公园，巴黎，1982－1998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建筑师伯纳德·屈米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委托，在展览中，一张照片展示了屈米的构想：他在公园各处随机创作。基于对立方体的变形，他创作出许多名为“游乐场”的红色小亭子，用以举办各种活动。
事实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任期内的第一个工程。在建筑、城市、类型、政治、管理、经济和财政等层面上，这一工程都极具挑战性。这一项目旨在把经济和财政部原址所在的区域完全贡献给卢浮宫博物馆。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新建筑规模巨大，建筑师必须在创作中融入象征性的力量，同时还要考虑到这座建筑在城市中的位置。保罗·舍梅托夫和博尔哈·维多夫罗赢得了1982年举办的项目竞赛。不仅在时间范围内，而且还使用了远低于同级别项目的预算，两位建筑师就让整个工地脱胎换骨。在这个占地22万平方米的项目中，建筑师回应了一座政府机关建筑的方案要求：简朴，但秉轴持钧、历久弥坚。

约翰·奥托·冯·斯普雷克尔森、保罗·安德鲁以及彼得·赖斯，拉德芳斯大拱门，皮托，1982－1989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如果说财政部是在为不朽建筑腾出空间，那么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之内的另一项大工程，拉德芳斯大拱门自身就在追求成为不朽。杜伊勒里宫、香榭丽舍大街和凯旋门构成了巴黎的历史轴线，而拉德芳斯大拱门则是这条轴线向西的延伸，建筑在几何方面的精妙之处，显然体现在它镂空的中心。
国际建筑师在巴黎
在展览“巴黎建筑”中，能够看到十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的作品，其中，除了让·努维尔（Jean Nouvel）、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等法国本土建筑师外，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身影，例如来自日本的安藤忠雄、妹岛和世及西泽立卫（SANAA建筑事务所），荷兰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意大利人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以及美国人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等。除了这些普利兹克奖得主，出生于瑞士的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以及中国知名建筑师马岩松等都在巴黎城区留下了自己的作品。这些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将各自的建筑语言通巴黎城市相融合，另一方面，巴黎本身也是一座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国际城市。

让·努维尔，巴黎爱乐音乐厅，巴黎，2006－2015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在展览中，弗兰克·盖里设计的美国中心模型在大量的建筑照片之间显得尤为瞩目。这座建筑展现了盖里标志性的建筑语言：各个建筑部分都沐浴在自然光里；立体主义风格的阳台、楼梯和人行道活跃了整个建筑的气氛，建筑外部的石材覆层则增强了建筑结构的雕塑性。不过，这座大而昂贵的场馆在开业仅18个月后就被迫停业。2005年，场馆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赞助下得以重新开放。

弗兰克·盖里 美国文化中心 模型 展览现场

UNIC社会保障住宅项目是马岩松所带领的MAD建筑事务所在欧洲建造的首个项目，融合技术和自然，作品结合了西方和亚洲文化的各个方面，创造了流动的有机形式，体现了马岩松“山水城市”的理念，将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界的主题注入到城市世界。UNIC社会保障住宅项目是该公司在欧洲建造的第一个项目。
在策展文章中，桑卡尔布尔指出，蓬皮杜的建筑类收藏显然不限于对法国本土建筑师的关注，“如果法国建筑师出现在收藏中，也是因为他们的国际性，而非他们的（法国）公民身份。”与此同时，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柯布西耶在法国的实践，还是密特朗任总统期间的国际竞赛，法国，尤其是巴黎，一直是外国建筑师的实践之地。

展览现场

上海与巴黎在城市历史文脉、地缘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通，从过去到今天，上海的建筑也和巴黎一样，一直经历着国际化的塑造。而在当下的城市进程中，上海能够从巴黎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汲取怎样的经验，或许将是这个展览在上海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览“巴黎建筑 （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将持续至2022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