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家赐园与北大里的鸣鹤园、朗润园等十园

今天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旧日园林，是清代皇家园林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燕园史话》中，对这座美丽校园里的旧日园林作了开拓性的阐述。本文根据大量的档案史料，对校园内清代的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淑春园、十笏园、弘雅园、佟氏园、苏大人园、蔚秀园、承泽园十园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订。
在清代政治史中，有一个与历代王朝都不一样的突出特点，即康熙以后的历朝清帝主要是园居理政，而前朝则是宫居理政。随着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驻跸畅春园，清廷于畅春园周边陆续建起诸多王公大臣和皇子皇女赐园。其后二百余年中，围绕着畅春、圆明和颐和诸园，该区域先后出现过近百座大小赐园，成为三山五园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更是清代赐园的集中之地。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燕园史话》中，对这座美丽校园里的旧日园林作了开拓性的阐述。近年笔者致力于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对此亦稍有愚得，遂撰就此文，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颐和园风景图轴 晚清

一 
侯仁之先生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和“北楼门外水田一亩七分九厘”的记载，认为北大校园内的淑春园“主体在北楼门内”，且“北楼门外面临万泉河东流之水，地段狭窄，而北楼门内以南地域开阔，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开辟为稻田。实际上这就是自怡园(按，指大学士明珠赐园)遗址所在”。“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从淑春园中的北部、也就是靠近万泉河的南岸，划分出一个新的园林，名为春熙院。其位置正好和万泉河北岸绮春园中的正觉寺，隔河相望。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候，与淑春园有重要关系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乾隆的宠臣和珅得以赐住淑春园，从而开始了在自怡园的旧址上重建新园的事”。侯先生的意思是说：今天北大校园北部，最早是明珠的自怡园，后来自怡园北部分出一部分为春熙院，春熙院以南则是和珅的淑春园。 

原淑春园之一部分  冯佐哲摄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康熙时大学士明珠的赐园在哪儿？史载，明珠子揆叙与揆芳的老师查慎行在其《自怡园记》中写道：“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其初，平壤也，海淀之支流经焉。度地于丁卯(按，即康熙二十六年)春。余时假馆邸第，公邀余出郭，畚锸之众，错趾于畎沟禾黍间。凿地导川，积土成阜，涧溪流而沼沚渟，规模初具也。”其中明确指出：明珠的自怡园建于康熙二十六年春，地点在畅春园迤西二里，不在今北大校园的位置。作为明珠家的馆师，且长期生活和居住于此的一代名师，其记载的可信度应是毫无疑问的。对此，张宝章先生也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至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三子允祉所建的熙春园与水磨村附近明珠子奎芳家为邻，因此也有人认为，明珠的自怡园“在水磨村，今为长春园”。但二者均与今天的北大校园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清会典》中提到的“北楼门”到底在哪儿？从《燕园史话》附录三可知，历史上的鸣鹤园、朗润园一带，即今北大北部，既没有相关的楼，也没有朝北开的“北楼门”。但圆明园的鱼跃鸢飞景区却有五间门楼的北楼门，亦称大北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公尚书福隆安奉旨：“铸炉处现造铜狮子一对，得时在万寿山东宫门外安设，换下石狮子一对，在圆明园北楼门外安设。”而嘉庆六年(1801)三月奏准的“圆明园内外出入规条”中载：园内举办宫市活动时，“各行买卖及厨役人等”，以及“园内养蚕蚕户、种水田农夫，俱点名后由北楼门出入”。 
另外，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福隆安等奏：圆明园天宇空明(按，位于圆明园东北隅)“大墙外，开挖稻地六十四池，旧稻地开宽二十六池，新堆土山等项，共用银一千四百九十七两六钱七分五厘”。再看乾隆二十六年六月的“稻凉楼”诗： 
绿塍浑是水云乡，触目知耕復课桑。此处不须称避暑，北窗常引稻风凉。
以及三十五年六月的“耕云堂”诗： 
山堂近北墙，俯视见墙外。墙外复何有，水田横一带。
这种种田园景象与上述《清会典》所载，可以说内容完全吻合。故《清会典事例》所言的“乾隆二十八年，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的岁征租银事，其中的北楼门无疑是在圆明园，而绝非在今北大校园北部。与之相关的淑春园亦不在北大校园内，而是在长春园北墙外，其时的淑春园为康熙二十四子允祕的赐园。諴亲王允祕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后其园收归内务府。四十七年正月，上谕“淑春园改为春熙院”。嘉庆七年遵旨：“春熙院著赏给庄敬(按，应为庄静，原书出版有误)固伦公主居住。”故历史上仅存在23年的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就位于今长春园以北的名二河开地方，且从来就没有在北大校园内出现过。这一结论在同治朝样式雷的《圆明园河道图》中，亦得到明确印证。对此，请参阅笔者《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辨及其他》一文，兹不赘。 

《圆明园图咏册》 清代

二 
既然清代西北郊的自怡园、春熙院以及乾隆二十八年的淑春园均不在今日的北大校园内。那么清代康雍乾时期，今北大中部和北部地方，都是谁的赐园呢？ 
据档案记载，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皇三子允祉奏曰：“窃于今年正月十八日，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臣等同勘，若建七人房屋，地方似觉窄狭，故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具奏皇父，在此地修建房屋。时臣等曾言另寻地再行具奏。今臣胤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一块。看此地方，距四阿哥建房一带近，且地处现开浚新河南岸，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静，无一坟冢。”
已知当年允祉的赐园就在水磨闸东南，即今清华大学的位置。但其他六位皇子，即在“北新花园迤东”窄狭地区建园的四、八、九、十阿哥的赐园，到底在哪里？这不仅关系到圆明园的始建年代，也与北大校园内的赐园问题息息相关。而要找出康熙四十六年雍亲王胤禛等四位皇子的赐园位置，关键是确定“北新花园”的位置。显而易见，“北新花园”是对畅春园而称“新”，并位于畅春园之北。时人亦称“北花园”或“北园”。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步军统领隆科多奏请增添畅春园之守兵折”中，即有“北花园堆子四处”等语。康熙三子允祉的老师陈梦雷在其《松鹤山房诗集》中，亦有“臣陈梦雷奉旨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乙卯季夏侍皇三子诚郡王殿下北园读书”等语，诗中，对北园的位置也描述得非常清楚： 
东平别馆纳熏风，扈跸停骖禁苑通。池水遥分银汉碧，岩花近接上林红。云晴月牗疑天外，幔捲红桥入镜中。枚马承恩初载笔，惘然蓬岛梦偏同。 
诗文中上林，即汉代上林苑，泛指帝王的园囿。此处借指畅春园。 
红桥，紧邻今北京大学蔚秀园东北，时为南去白石桥、西去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东北去清河之要道。 

清 张若澄 《静宜园二十八景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上述诗文中的“北园”、“禁苑通”、“近接上林”、“红桥入镜”等信息的综合分析，康熙中后期所指北园，除了后来的北大蔚秀园外，别无他处。 
再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上谕曰：“诸王园居，惟彩霞园曾经皇祖驻跸，是以门前盖东西相向朝房二座，自应仍存其旧。此外，诸王公主园居，俱不准建盖朝房，以示限制。”笔者认为，这段上谕是乾隆帝在重申赐园与御园规制有别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座后来成为赐园的彩霞园，原来就是御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康熙皇帝曾经驻跸过这座皇子赐园。否则，一墙之隔，彩霞园南门与畅春园小东门（康熙寝宫清溪书屋即在附近）不过一箭之遥，康熙皇帝有什么必要不回自己的寝殿休息，而非要驻跸皇子的赐园呢! 
北新花园定位后，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所建花园的大概位置也就确定了。“似觉窄狭”之处建园的四、八、九、十阿哥，其庭园位置应该就在今北京大学北部，也就是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及乾隆帝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淑春园和和珅的十笏园。因为今天北大的南部偏西，康熙朝还有翰林居所“弘雅园”和“佟氏园”。三皇子胤祉的“熙春园”在水磨村东南，今清华大学的位置，那五、七皇子的花园就应该在其西侧的南北附近，但具体位置不详。 
这里要强调的是：从康熙四十六年皇子集中赐园，到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病故，其间有十五年之久。十皇子以后的诸皇子也逐渐长大，分府封爵所在必然。其中十二皇子允祹、十四皇子允禵，甚至还受到老皇帝的格外倚重。故合理地推测，四十六年以后最少应该有一次新的赐园或赐园调整。据清史《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记载：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允禵第一次自西北前线返京时，皇九子“允禟费许多银子替他修理花园”。这说明康熙晚期允禵是有赐园的。那允禵的赐园在哪儿呢？近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中有一份满文资料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囚禁于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允禵派人报告，其侍女已怀孕七个月。结果，查证后，“因允禵所圈禁之处，与恩佑寺间隔甚近，故得将此女交付贝子弘春，带回其家中”。弘春为允禵长子，时刚由泰郡王降为贝子。我们知道，清时圈禁有罪的王公，往往都是软禁于家中，生活不受影响，只是没有自由。如果允禵曾被圈禁的地方，就是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原北花园，那这个北花园，很可能就是康熙帝晚年给允禵的赐园——“彩霞园”，也许彩霞园的园额也是康熙帝所赐。乾隆初年，该园又成为乾隆弟弘昼的园子，时称“和王园”。张宝章先生《从彩霞园到蔚秀园》一文中提到，弘昼得此园的时间“大约在雍正十一年前后”。但笔者以为，和王园于乾隆初年赐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档案中，有乾隆二年(1737)七月，为“弘昼门上亲王分内补放旗鼓佐领事”。又《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内，有乾隆元年讷亲等奏报和亲王府修建所需银两，及二年派员护送和亲王迁入新居折。可为佐证。 
再说允祹。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二十四岁的允祹封为固山贝子后，“自是有巡幸，(允祹)辄从”。五十七年，命其为正白旗满蒙汉三旗都统；旋改任镶黄旗满洲都统。雍正继位，进封履郡王，乾隆继位，进封履亲王，二十八(1763)年七月卒。同年十一月，乾隆四子永珹出继允祹嗣孙，降袭履郡王。我们在乾隆六子永瑢的《九思堂诗抄》中，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史料。如《和四兄随园落成元韵六首》诗(按，四兄即指履亲王永，此即下文所说永瑢唱和永珹之作)，其中有： 
几折严潭拓宇奇，随园恰与补园宜。门横碧岫林千叠，水界红桥月半规。
又《奉和四兄七夕前三日招集怡园叠蒨作随园落成元韵六首》，其中有： 
藤阴一径小桥东，曲榭回廊面面通。
这两首诗里面都有“桥”，一是明言“水界红桥”，二是指出园之方位“小桥东”。按清朝惯例，承继者 
在过继后，不仅会继承被继承者的爵位，还会继承包括府第、赐园等在内的一切财产。如果过继后的永珹也继承了允陶赐园的话，那他的“随园”，很有可能就是允祹在娄兜桥和红桥迤东，原雍亲王的赐园。另外，雍亲王的《雍邸集》中也有一首《春园读书》诗：“一片芳菲上苑东，昼长人坐落花风。蒙茸细草侵阶绿，浓艳夭桃映阁红。”此诗与永瑢唱和永珹的诗，都表明他们的赐园在畅春园东北，红桥和娄兜桥以东的地方。再者，永珹于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卒。四十五年十二月，乾隆帝赏十女和孝固伦公主的淑春园(按，和孝固伦公主赐园时间，拙作《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辨及其他》一文中有误，今更正)，二者的时间也是连贯和吻合的。 

今北京大学未名湖一带 图片来自北京大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即康熙四十六年，皇四子胤禛的赐园在今北京大学西门内，即后来乾隆十公主的赐园淑春园；皇八子允禩的赐园在今北京大学鸣鹤园一带；皇九子与皇十子赐园，应在今北大校园未名湖和朗润园一带。康熙四十八年二次封爵以后，有一个赐园的调整(按，赐园的调整或重新分配，在清代三山五园历史中是常有的事。如皇子永璇原在含晖园，后迁到今北大鸣鹤园；皇女和敬公主赐园原距离御园较远，后迁至绮春园；大学士傅恒赐园原在今绮春园，后改在今北大鸣鹤、朗润、镜春三园，等等)，即允祹住进胤禛的赐园，胤禛另赐园于今日圆明园的“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和“天然图画”之处，但面积绝不会超过150亩。而十四子允禵的赐园则离康熙帝最近，即今日北京大学的蔚秀园。 

北大蔚秀园-如翚斯飞  宋琪 摄

三 
乾隆时期，今北京大学范围内的赐园变化较大。为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分园而论。 
(一)朗润 
朗润园在康熙朝具体是皇九子还是皇十子的园子，目前尚不清楚。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皇四女和嘉公主病逝后，傅恒与额驸福隆安将春和园(今绮春园)呈进，搬进了今北大的鸣鹤园、镜春园和朗润园，新园仍沿称春和园之名。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傅恒卒，十四日乾隆帝自紫禁城返回圆明园，十五日亲临傅第赐奠。据此可知，傅恒是病逝于春和园。其后，二子额驸福隆安卒于乾隆四十九年。约在此时，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康安因军功卓著，得有赐园，即后来的朗润园，与其弟福长安比邻而居。嘉庆元年(1796)五月，贝子福康安病逝，追封嘉勇郡王。其子贝勒德麟仍住在园中。十四年正月，德麟上奏：“伊家旧有恩赏园寓房一百余间，现在无需居住，恳赏收备用。”奉旨：“因思庆郡王永璘已加恩仍赏在内廷行走，现无园房。即着将此房赏给永璘居住。”永璘最早的赐园在今绮春园大宫门一带。嘉庆十三年七月，因其赴东陵时私入行宫游玩，又“饰词谎奏”，嘉庆帝怒，命永璘“退出内廷，令其将原赏园寓即行缴回”。于是，永璘头一年缴出了绮春园大宫门的旧园，转过年又获恩赏住进了朗润园。二十五年三月，永璘卒。其三子绵愍袭庆郡王，成为该园的主人。绵愍于道光十六年(1836)十月卒，承继子奕綵于十七年正月袭爵，住进该园。二十二年十一月，奕綵因事革爵归宗，该园由内务府收回。所以，道光三十年样式雷图档中的略节里说：“绮春园前春和园传四中堂旧园，庆郡王旧住，现在空闲。”其中的四中堂，应是三中堂，福康安为傅恒三子，生前系武英殿大学士；庆郡王系指永璇之孙奕綵。咸丰元年(1851)，该园又赏给了道光六子奕。翌年八月仲秋，咸丰帝幸其园，御笔题额曰“朗润”，并赐诗一首：名园朗润近圆明，赐额心同弟与兄。孝弟立身先务本，慰予厚望勖公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奕卒。翌年三月，奕之孙溥伟将该园呈交，旋成为清末新政机构督办政务处。民国五年(1916)二月，逊帝谕旨：“朗润园著赏给贝勒载涛”，成为私园(按，金勋《成府村志》“园林之楚(处)分”内载，“隆裕皇太后召集近支王公及内务府大臣韶英，开紧急会议拟定，下懿旨赏给近支王公为私产。”误。以下同)。 
(二)镜春 
镜春园在康熙时是哪位皇子的赐园，目前尚不清楚。侯仁之先生在《燕园史话》中说：现在的镜春园，“原是乾隆年间从淑春园中划分出来的，最初叫做春熙院。后来春熙院又被分作东西两部，东部较小，赐给了嘉庆帝第四女庄静公主，改称镜春园，时在嘉庆七年(1802)，这是镜春园得名之始”。其后，诸多专家均沿此说。如焦雄先生《北京西郊宅园记》里载：镜春园和鸣鹤园，最初园名叫春熙院，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漱（淑）春园一部分。嘉庆七年和珅被治罪，该园被籍沒，东部赐给嘉庆四女，后改名镜春园。张恩荫先生也说，镜春园很可能就是嘉庆七年赐给庄静固伦公主原春熙院之一部。其实，上述观点都是以讹传讹。因为，清代圆明园附近曾有两个前后同名的淑春园。前一个赐园淑春园是在今长春园西洋楼以北，乾隆四十五年收归内务府，四十七年正月奉旨改为春熙院，嘉庆七年又赏给庄静公主。后一个淑春园是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七十整寿时，给皇十女的赐园，旋赐额“淑春”。和珅的赐园与十公主和丰绅殷德的赐园东西相连，名“十笏园”。和珅被抄家问罪后，其园东段赏给了成亲王永瑆，西段仍为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居住。此前后两个淑春园均与镜春园没有关系，此其一。 
其二，镜春园与鸣鹤园、朗润园三园一体，原是傅恒及其诸子的春和园。嘉庆四年二月，因与和珅同党，福长安被夺爵、抄家。上谕曰：“福长安园内中段西段(按，即后来的鸣鹤园)着赏给仪亲王永璇”，“福长安园内东段(按，即后来的镜春园)着赏给奕纯”。奕纯为乾隆帝曾长孙，其祖定安亲王永璜系乾隆长子，父绵德为永璜长子。贝子奕纯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卒，其后，睿亲王淳颖子，内务府大臣禧恩与其弟内阁学士裕恩成为该园主人。乾隆五子永琪之孙奕绘的老师韩云溪在《同游梦园和韵》诗注中，即有“戊寅(嘉庆二十三年)上元，睿王裕容斋宴于镜春园，是为与余会面之始”(按，裕容斋即裕恩，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并非王爵。但当时朝野对宗室之人常有称王之陋习，奕绘与裕恩禧恩兄弟关系甚好)。这也是“镜春园”之名首次出现在史料中。因裕恩“病心疾二载”，故二十五年正月，奕绘曾作有《上元夜宿镜春园感旧十六韵》，内有“入门惊燕雀，穿径碍嶕峣。败草填荒渚，层苔泥画桡。残山通短棹，剩雪慑危桥。草长根为药，松枯叶当樵”之句。可见当时的镜春园，已是一片残败之景。同年，副都统裕恩以失察巴克什营遗失行印案，被革职退出乾清门。而禧恩亦于二十五年因病解职。故镜春园应在当年被内务府收回。 
道光八年(1828)十二月初二日，内务府耆英等上“遵旨查验覆奏工程折”，内言：“赏给惠郡王绵愉居住之镜春园房间，俱已修理完竣。”也就是说道光八年，嘉庆帝五子绵愉又成了镜春园的新主人。绵愉的老师翁心存，于道光十年九月《惠邸用前韵见贺依韵奉酬》诗中有“万树春花明似镜，盈畴兰蕙愿亲贤”句，诗中注曰，“惠邸赐居镜春园”。绵愉在镜春园住了六年，然后搬到了一墙之隔的仪亲王园。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道光帝四女寿安固伦公主下嫁博尔济吉特氏奈曼部头等台吉德木楚克扎布，其赐园即今北大的镜春园，时称“四公主园”。在道光三十年样式雷图档中有一“略节”，即有“镜春园，传文大人抄产四公主住”。据考，此“文大人”，应是道咸两朝的重臣文庆。文庆于道光十六年九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十八年任军机大臣，管中正殿和圆明园事务；十九年正月调正黄旗护军统领；二十年因典江南乡试有误，褫职。也就是说，寿安公主之前，军机大臣文庆曾在镜春园居住数年。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寿安公主卒，镜春园呈交内务府。旋英法联军抢掠和火烧圆明园及三山五园地区，该园亦逐渐荒废。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慈禧太后驾幸圆明园，复至鸣鹤园，将镜春园合并为鸣鹤园内”。 
(三)鸣鹤 
前文已述，据笔者分析，康熙四十六年皇八子胤禩的赐园，即后来北大的鸣鹤园。雍正四年(1726)正月，胤禩被革去黄带子，寻囚禁于宗人府，赐园收回。乾隆三十二年，傅恒及其诸子从春和园迁至今北大的鸣鹤、镜春与朗润三园。嘉庆四年二月，福长安被抄家夺爵后，鸣鹤园即赏给了仪亲王永璇。永璇于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卒。十四年八月，“管理园庭事务大臣奉旨：奕(按，系永璇孙，袭贝勒)回缴园寓一所，著将东边房一百三十一间(按，即前上谕，福长安园内的中段)，赏给惠郡王绵愉。其余房间著交圆明园查收”。这样，绵愉就从镜春园迁到了其叔父永璇园子的东段，更名为鸣鹤园。所以，瑞郡王奕誌的《鸣鹤园记》中，既赞美此园“洵别业中之胜地也”，也指明“园之东隅有大厦焉，回环数亩，乃五叔父所居也”。这与档案中的记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道光十四年，绵愉得到的原永璇赐园，只是后来鸣鹤园的一半。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上谕档载：至道光十八年正月时，鸣鹤园“西边的房座游廊共计一百七十七间”，仍为“空闲”。其后这片园屋如何使用，未见相关史料，估计最晚在咸丰时期也赏给绵愉了，因其统率清军抵抗太平天国北伐军，于朝廷有功。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惠亲王绵愉卒，该园成为道光帝八子钟郡王奕詥与九子孚郡王奕譓的园子，分住东西二所。道光七子醇郡王奕曾多次与奕詥等诗文唱和，如同治六年(1867)奕作《和鸣鹤园八弟二首》、《嘱鸣鹤园八弟画山景便面诗代谢札》以及《鸣鹤园八弟因余抱恙来视》等。奕詥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卒；奕譓卒于光绪三年(1877)二月。兄弟俩均无后，园子收回。光绪五年，鸣鹤园又赐予绵愉五子惠郡王奕和六子贝子衔奕。十一年九月，奕加亲王衔，翌年正月卒。其子载润降袭贝勒，成为鸣鹤园的新主人。二十一年正月，载润门上二等护卫富祥咨行内务府：“除褡护(按，褡护，蒙古语，即皮袄。清代亦称“端罩”，系一种珍贵的皮制礼服，非皇上赐赉，即使亲王亦不能穿服)业经呈交奏事处外，其鸣鹤园寓一所，应行知贵衙门派员定期前往接收。”奕于光绪十年十月，晋贝子，十五年正月加贝勒衔，三十一年七月卒。至此，鸣鹤园全部收归内务府。民国初期，时为国务卿的徐世昌，以租借为名，霸占了鸣鹤、镜春二园，更名“淀北园”。并“以改农园为名，将殿宇楼房拆去十之八九”，所有木料砖石均运往其河南老家。荒废了的鸣鹤园，最终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园。 
(四)淑春 
北大淑春园的前身，即鸣鹤园以南，勺园以北的地方，原是康熙四十六年皇四子胤禛的赐园。约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胤禛再获赐园，即今圆明园“九州清晏”、“镂月开云”一带，寻皇十二子允祹入住该园。允祹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卒，出继允祹嗣孙的乾隆四子履郡王永珹，成为该园新主人。永珹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四十五年五月，和珅子丰绅殷德被指为皇十女之额驸。同年十二月奉旨，原武英殿大学士李侍尧的入官房一百四十间“赏十公主为府第(”按，即今恭王府最早之前身)。与此同时或稍后，乾隆帝将永珹旧住之园赏予十公主及丰绅殷德，并赐额“淑春”。这就是前文所述第二个淑春园的来历。

原和珅淑春园花神庙门遗址  冯佐哲摄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额驸丰绅殷德卒。十九年九月，孤独忧伤的和孝公主命人上奏其兄嘉庆帝：“前蒙恩赏圆明园住园一所，共计二百余间，久经空闲，多致损坏，墙垣间有坍塌，欲加整理，无力修葺”，恳祈收回。旋奉旨淑春园改作内务府各处及銮仪卫、上驷院等衙门公所。约在道光六年(1826)或稍后，淑春园又成为承袭睿亲王的仁寿赐园。故二十九年(1849)样式雷绘制的《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中，在畅春园东侧，由北往南，依次标注着惠亲王园、睿王园、集贤院。睿王园，亦俗称墨尔根王园。同治三年十月，仁寿卒。翌年正月，其三子德长承袭睿亲王。德长于光绪二年(1876)四月卒，其四子魁斌袭爵。民国初时该园荒废，旋被燕京大学购去。 

原和珅淑春园石舫 冯佐哲摄

(五)十笏园
十笏园是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和珅的赐园(按，诸多学者均言和珅的赐园为淑春园，误)，其前身具体是康熙哪位皇子的园子，目前尚不清楚。和珅赐园的时间，推测应是与十公主赐园同时或稍后，也就是乾隆四十六年左右，位于淑春园东邻，即今北大未名湖及其以南一带。时人誉为京师名园“以和相十笏园为最”。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赐死后，该园“著赏成亲王永瑆”。道光三年(1823)三月，随着永瑆病逝，一代名园遂废。永瑆侄孙贝勒奕绘，于翌年秋作《过成亲王故园有感》，道尽园庭衰败凄凉之意： 
芜园何限伤心事，凄凉更逢斜照。狐窜阴房，鸮鸣枯木，画栋曝书楼倒。青苔谁扫，但败柳残荷，寒鸦衰草。 
永瑆的另一位侄孙奕誌，也在《永通丈人歌》的诗序中言：“自是内府有工筑，瓦木辄取资焉。园后再归睿邸，亭榭所存无几。”到道光十八年正月，原和珅的十笏园，也即后来的成亲王园，仅余住房二十余间，奉旨“赏给睿亲王仁寿居住”(按，此园原为仁寿租住)。于是，此园与原来的淑春园统称睿王园，民国初时，均被燕京大学购去。 
(六)弘雅 
位于今北京大学西南部，系明时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的勺园，风景秀丽，为一世名园。该园占地80余亩，取海淀一勺之意，又名“风烟里”。明末清初时，该园主人是谁，目前尚不清楚。康熙二十六年，清帝入住畅春园后，这里成了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们的值房公所，时称“弘雅园”，园额亦为康熙帝所题。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将圆明园大宫门东南的索戚畹园，赐给张廷玉及入值两书房的翰林们居住。弘雅园则改作他用。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将该园赐予清初辅政大臣济尔哈朗之重孙简亲王奇通阿。奇通阿卒于二十八年六月，同年十月，长子丰讷亨承袭简亲王。丰讷亨卒于四十年十一月，翌年五月，其二子积哈纳袭爵。四十三年正月，复号郑亲王，故弘雅园亦俗称“郑亲王园”。四十六年夏天，乾隆帝作《北郊礼成回跸御园即目成咏》，内有：“觉生寺名路便每传餐，十里烟郊破爽寒。洪雅园过畅春近，追思不忍举头看。” 
诗注曰：“洪雅园(按，因回避弘历之“弘”字，故乾隆改称洪雅园)即米万钟勺园，今为郑亲王邸第。”四十九年五月，积哈纳卒，其子乌尔恭阿年幼(按，时年六岁)，赐园收回。五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一行抵京，入住洪雅园。因年久失修，该园“房屋显得破败不堪”，为此洋人不满意。五日后，使团便搬到城里原粤海关穆腾额的入官房屋。嘉庆六年(1801)五月，奉旨将洪雅园赏予满汉文职各衙门堂官，为值日公所，并御名“集贤院”。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又到达京师，仍入住集贤院。但因礼仪冲突，该使臣未见到嘉庆皇帝，便于初八日被遣送回国。其后，集贤院再次成为“六曹卿贰寓值之所”。咸丰年间先后有大学士文庆、翁心存，军机大臣彭蕴章、祁寯藻等人居住于此。咸丰十年(1860)春，大学士翁心存“移寓宣南”后，集贤院北所改作军机处寓所，南所变为提督公所。同年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突袭张家湾，清军主将僧格林沁命人将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等英法三十余人拘执，押至集贤院内提督公所，派兵看守。翌日，将巴夏礼等九人解交刑部，其余被俘者则分交各州县看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集贤院亦荒废。民国五年，逊帝溥仪将该园赏给道光长子奕纬的长孙贝子溥伦，“作为私产”。旋被燕京大学收购。 
(七)佟氏 
洪雅园迤东，在康熙二十六年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的赐园。该园密迩御园，为一时名胜，“上(康熙帝)每顾之，而嘉赏不置也”。五十八年(1719)二月佟国维卒，该园为其三子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所有。雍正五年(1727)十月，以结党营私等罪，隆科多被幽禁于畅春园外，佟国维六子一等公庆复便成为该园的新主人。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庆复以贻误军机罪“赐自尽”，该园复成为军机处司员值庐。 
据《枢垣纪略》载：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奏折称：“除历次将木植拆卸官用外，所存之屋日久无人修理，渐致损坏。......查庄亲王现在圆明园所置五福书房窄狭，不敷居住，情愿将现住房屋换给该司员等。”如不敷使用，情愿将圆明园附近“高恒入官房屋”购买，以作为军机处司员退值后的休憩之所。此时的庄亲王为允禄之孙永瑺。允禄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卒，赐园熙春园收回，同年六月，其孙永瑺袭庄亲王，购买了海淀以北冰窖附近的五福住房。自此，军机处在御园附近便有了两处外值庐，一为冰窖以南的满洲军机章京值庐(按，俗称海淀老虎洞军机处)；一为挂甲屯七峰别墅汉军机章京值庐。原来的佟氏园也就变成了庄亲王花园。庄亲王永瑺卒于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承继子绵课袭爵。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以保卫紫禁城，平息林清之乱有功，上谕将春熙院“赏给庄亲王绵课居住”。其后，庄亲王花园具体情况不明。 
另据张恩荫先生《三山五园史略》一节“春熙院与北大校园”中载，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中，曾见此处有一“佟府曹中堂园”。曹中堂应是曹振镛，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道光继位后任军机大臣，旋充上书房总师傅，入值南书房，道光十五年(1834)卒。其后，该园未见史料记载。 
到光绪朝晚期，这一曾被康熙帝赞赏的嘉园已不见踪影。民国十年(1921)，燕京大学创建新校址，在收购海淀镇以北的五十余地块中，有三处在原庄亲王花园内，即“佟府刘家北南三院、李太监住宅、佟府石路迤东五家住宅”。这些，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的组成部分。 
(八)苏大人 
佟氏园迤东，嘉庆时期还有一座苏大人园，亦称“苏园”，位于今北京大学东南隅。苏大人即苏楞额，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始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前述二十一年英国阿美士德使臣一行到京时，即是由其负责接待的。苏楞额卒后，其孙内务府郎中那兴阿成为苏园主人。道光十四年 (1834)，内阁中书龚自珍曾到苏园拜访那兴阿，盘桓五日，并与主人题诗唱和。光绪年间，该园为道光帝长孙(按，道光帝长子奕纬于道光十一年四月卒，无后。咸丰四年十二月，乾隆三子循郡王永璋之曾孙载治过继给奕纬为嗣)郡王衔贝勒载治的园子。其后，载治又将该园传给其五子溥侗。光绪二十四年(1898)，溥侗封镇国将军，时称“侗将军”，因而苏大人园也称“治贝勒园”或“侗将军园”。到民国初叶，该园因溥侗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被法院拍卖。最终被燕京大学购得，用于农学系的试验地。 
(九)蔚秀 
如前所述，蔚秀园最早之前身，应是康熙中晚期的北新花园。约在康熙五十年前后，该园赏给了十四皇子允禵，赐额“彩霞”。乾隆初年，彩霞园成为雍正六子弘昼的赐园，时称“和王园”。弘昼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其二子永璧袭爵。三十七年三月，永璧卒，其长子绵伦降袭和郡王。绵伦卒于三十九年十一月，永璧四子绵循袭爵。嘉庆十九年四月，和郡王绵循将该园呈进，“交圆明园管理大臣”，并“加恩赏给银三千两”。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皇太极六世孙敬敏承袭肃亲王，成为该园新主人。十年四月，谕命敬敏署管理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事。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乾隆长子定亲王永璜之曾孙载铨承袭定郡王，入住该园，更名“含芳园”，俗称“定王园”。载铨于咸丰四年(1854)九月卒，无后。赐园收回。咸丰八年，整修一新的原定王园，赐予道光七子醇郡王奕，寻咸丰帝赐额“蔚秀”。恭亲王奕在其“七弟二十寿辰”宴上曾作诗曰：“名园蔚秀绚秋光，寿客筵开菊正黄”，以示祝贺。奕于翌年亦作《三月十五日初至赐园恭记》诗曰： 
地近前湖景最优，凭栏眺望豁吟眸。山容雨后青相送，树影风来翠欲流。
奕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其子载沣等尚幼，仍居于园中。二十六年正月，载沣上奏，“为呈缴端罩并蔚秀园事”，旋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所有前赏之端罩，著将杏黃托子缴回，端罩即赏载沣穿用，蔚秀园著交内务府查收”。民国五年正月，逊帝溥仪有旨：“蔚秀园著作为醇亲王(载沣)私产。钦此。”其后，该园亦被燕京大学购得。 
(十)承泽 
今北大承泽园在明末清初时，究竟是谁的园子，目前未见确切的史料。雍正帝继位后，予其最信任的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先后晋爵、加官、赐园。雍正三年三月廿一日，赐允礼“筑园于西苑旁”，即今中央党校的位置。与此同时或稍前，赐予允祥原康熙兄福全的萼辉园。但允禄的赐园在哪儿？苗日新先生在《熙春园·清华园考》中指出，熙春园收归内务府后，乾隆初年转赐与庄亲王允禄。但从允禄的爵位、经历和雍正帝的倚任程度来看，允禄还应该有一个更早的赐园，因为在雍正帝于养心殿守孝期间，圆明园的监修与扩建工程等，均是由允祥和允禄二人领导完成的，作为一个亲王，雍正的股肱之臣内务府总管，是不可能没有赐园的。而赐园的时间很可能是与允祥同时，其具体位置，笔者推测是在后来北大的承泽园或允䄉、允禟革爵后收回的赐园(按，时均在今北大校园内)。因为康熙二十一子允禧入住承泽园的时间，是在雍正九年(1731)，之前的园主尚不清楚。故有可能先是允禄，后由允禧接手。 
有学者据清代诗人袁枚的《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一文，考证认为：雍正十年赐予鄂尔泰的“小红桥园”，即是后来的“承泽园”。鄂尔泰于乾隆十年去世后，慎郡王允禧与怡亲王弘晓先后住进该园。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雍正八年二月允禧封贝子，五月晋贝勒，十三年晋慎郡王。他封爵之后，如何能等十五年之后，才得到原鄂尔泰的赐园呢？这显然不合情理。 
近读尹文端公诗集，其中有数首诗，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尹文端公即尹继善，东阁大学士尹泰子，累任至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其继室为大学士鄂尔泰之从女，其女嫁与乾隆八子永璇，故与皇亲国戚均有姻亲关系，声势显赫。乾隆三十年(1765)尹继善入阁办事，兼上书房总师傅。其有《恩赐园林后和鄂怡云见赠韵》诗曰：“绿杨烟外虹桥路，白发重经感慨多。画栋难寻当日燕，平泉犹漾旧时波。”诗中自注曰：赐园即西林伯岳旧居。另有《晚香园杂咏用杜工部遊何将军山林韵》诗：“赐第恩逾重，门开傍御桥。......印雪思泥爪，临畦忆菜羹。”诗亦自注云：西林相公居此园时，曾经假馆屡餐园蔬。以及《登不系舟望澄怀园旧址有感赋赠崇如仍用前韵》诗，和《和皇次孙见赠绚春园诗元韵》诗之注释，“前后蒙恩赐不系舟、绚春园额”。这些诗句和注释，都明确指出：一是尹继善的赐园“绚春园”，原是大学士鄂尔泰的园子。二是鄂尔泰的“小红桥园”和尹继善的“绚春园”就在张廷玉“澄怀园”的旁边，离万泉河与石板御道交汇处，清帝至圆明园必经之地的红桥，近在咫尺。即今绮春园西南隅的“绿满轩”与“畅和堂”一区。 
这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圆明园附近，分别有允禧和鄂尔泰两个与“红桥”名称有关的赐园。而贝勒允禧的“红桥别墅”，也就是后来的“承泽园”，应该是雍正九年(1731)所赐。因为允禧生于康熙五十年正月，雍正八年五月晋贝勒，时年十九周岁，正是分府的年龄。另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载：雍正九年九月十日，“奏为择吉给多罗贝勒允禧等迁居折”。又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奏请办理皇六子出继慎靖郡王后嗣承袭贝勒事宜折”后，附有“雍正九年分给慎郡王贝勒例，金银缎匹数目及兵丁包衣户口数百人如何养赡”之内容，可为佐证。慎郡王允禧卒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当年或第二年初，怡亲王弘晓住进原允禧的红桥别墅。而过继与允禧的乾隆六子贝勒永瑢，则在二十五年三月结婚后，移住畅春园。四十三年四月，弘晓病故，赐园收回。嘉庆年间，此园又赐给协办大学士英和，更名“依绿园”。英和，满洲正白旗人，索绰络氏。嘉庆六年(1801)迁内务府大臣，次年值南书房。道光帝继位后，授军机大臣，调户部尚书，监修陵寝。道光八年(1828)九月，因发现地宫浸水，英和被夺职籍沒，赐园收回。同年十一月，道光帝将该园赏给了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有功的威勇公长龄。十八年正月，长龄病故，其子一等公热河都统桂轮，将赐园呈交。同月，上谕又将该园赏给英和子军机大臣奎照，更名“承晖园(”按，英和于道光十一年，被赦免还京，赋闲。此园是赏给奎照，而非赏还英和)。十九年正月，奎照奉旨，“著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缴还园居”。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该园奉旨“安挂承泽园黑漆金字匾一面”。“承泽园”称谓首次出现。同年四月十一日，道光帝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下嫁一等公明瑞之曾孙景寿，承泽园又成为皇六女与景寿的赐园。咸丰九年(1859)四月，寿恩公主卒，但该园并未呈交内务府。(按，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档案载：官房租库笔帖式广荣，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呈报：“查承泽园系六公主园寓，现今该府尚未交出，俟本库接收后，再为报堂，可也。”)十年(1860)八月，领侍卫内大臣景寿护驾热河。翌年七月，咸丰帝卒于避暑山庄，寻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景寿革职。同治帝继位后，景寿先任御前大臣，后迁领侍卫内大臣，仍在该园居住。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景寿卒。翌年三月，上谕醇亲王奕：“承泽园著赏给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作为公所。”十八年三月，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面奉懿旨：“承泽园著赏给庆郡王奕劻居住。”奕劻卒于民国六年(1917)正月，其长子载振袭爵。其后，承泽园不断变化新的主人。先是载振将其卖给同仁堂乐家，北京解放初期，乐家又把该园卖给了大收藏家张伯驹，最终张伯驹把承泽园转售给了北京大学。 
以上，我们对北大校园内的旧日园林作了简要的概述与考证。毫无疑问，这片曾存世三百余年的古典园林，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虽说她今天已经不那么完整，但岁月的尘埃依旧遮不住她昔日的风采。这里有诗歌唱和、推杯换盏的雅趣；也有夺爵抄家后的血雨腥风；有辅佐君王的运筹帷幄，也有中外冲突的外交风云。从勺园的书画家米万钟，到清末的摄政王载沣，数百年来有多少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在此留下了他们命运的身影。所以，认真梳理和研究这段历史，不仅会极大地丰富北大历史上的昨天，而且对今天中国古典园林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清代盛衰存亡的历史教训等，都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教材。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文标题为《清代皇家赐园与北大校园》，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