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泰特现代美术馆
作为泰特美术馆的档案员，我主管档案部门的各项具体事务，诸如评估、收集和募资，安排、描述和保管文献，接触、发布档案收藏，依据文献的出处、原本的顺序和收藏控制（也即档案材料通常作为总体加以管理——由何人收藏以及何以收藏，而非作为个体的藏品）制定的理论原则。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通过介绍泰特美术馆档案馆的历史、收藏、面向公众的活动，来展现我们的档案馆诚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体现档案工作可以改变21世纪美术馆的角色，用罗莎琳·克劳斯的话说，“在美术馆的背景里，进行一场档案的后媒体参与的旅程。”
泰特档案馆陈列室
艺术家档案是我馆最大的收藏。这些收藏呈现生活与工作在英国（未必出生于英国）的艺术家的人生和艺术实践的独特视角，譬如艾琳·阿加尔、弗朗西斯·培根、芭芭拉·赫普沃斯、斯坦利·斯宾塞等等。我们所收藏的900宗档案，对于我们的策展人，对于3千名档案馆注册用户（包括一些艺术家），以及阅览室每年2万多名的读者，都富有重要的功用。作为一个收藏的档案馆，我们倾向于收集已逝艺术家的档案，但我们也收藏有数位依然活跃的艺术家档案，譬如卢贝娜·希米德、康拉德·阿特金森、斯图尔特·布里斯利等。这些年间，泰特档案馆逐渐建立起饶有实力的收藏，其中包括在圣艾芙及其周边生活与工作的艺术家、英国超现实主义、行为艺术、视频艺术，以及玛丽·路易丝·冯·莫特西斯基、纳姆·嘉宝等流亡艺术家。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弗朗西斯·培根，泰特美术馆藏
我们最近获得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正式认证——这是外部认可的象征，可谓是泰特档案馆成功的标志。我们认证的申请尤其得力于一项名为“档案与接触”的项目。这一项目使用早先时期遗产乐透基金所捐赠的两百万英镑，开展编目归档、数字化、外展计划等活动，充分地发挥泰特的强项与技能，强调了重点项目。实际上，这笔基金属于资助泰特不列颠馆的五百万英镑捐款。“档案与接触”的项目让我们能够将5.3万件收藏数字化，其中包括来自上文所提及的当代艺术家康拉德·阿特金森、斯图尔特·布里斯利的档案，并且发布于泰特网站供大众浏。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的收藏向更多受众开放，为未来的数字化工程创建了基础设施。数字化正是绝大多数档案馆希冀开拓的领域，因为很多读者有意阅览我们收藏，却无法直接造访我们的阅览室与研究室。这个项目极为复杂，跨越美术馆体制内16 个部门，包括来自档案馆、修复部、数字与科技部、版权部、学习部、摄影部、志愿部35名全职员工、17名项目工作人员、5名见习生。
《临街建筑》，约瑟夫·赫尔曼
在倡导开放网络档案之外，我们的对外学习项目，联合英国本土70多个组织与网络当中的5家主要合作者，开创了250个工作室，接纳了6500多名参与者。这个面向公众的项目颇具潜力，充分地利用我馆的数字化收藏，同时也发挥合作者所收藏档案的特长，诸如威尔士煤矿村庄的约瑟夫·赫尔曼艺术基金会。这位艺术家在此村庄生活12年，基金会的档案捕捉了当地的故事与赫尔曼在这个社区的记忆，积累了跨越世代的合奏与展览。在西北部，我们的主要合作者是一座正要迁址的儿童医院，我们的项目便围绕记忆、物品、建筑、公园的问题，以便促进旧址到新址的顺利过渡。观看泰特档案馆所收藏的复本之后，很多病人深受启发，在病床上绘画自己的记忆。我们与泰恩和威尔档案博物馆的合作项目注重较受忽略的群体，例如刑满回归社会者，探索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反映从农村转向工业、后工业的社会背景。我们在东南部的主要合作者是位于马盖特的特纳当代美术馆。这个项目利用数字化档案，探索当地的遗产、个人的历史，以及就书写历史与读写能力问题分析儿童、青年、有学习障碍者的多样化状况。最后，我们在伦敦的项目通过“泰特集体”（美术馆年轻工作人员的团体）与城内一些画廊群体的眼睛，观看这座首府的遗产。我们的目标是让年轻人参与进来，以“播放曲目”的模式，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档案资源。
数字化走廊，泰特美术馆
“档案与接触”的经费也为我们在泰特不列颠馆觅得一席之地，于是我们首次得以在空间记录泰特不列颠馆的历史；我们打造了一条数字化走廊，访客走过这条走廊，随手翻阅档案馆的数字化收藏。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拥有了陈列室，专门展览我们的收藏，每6个月更新。我们的档案陈列室于2013年11月开放，这个设置于美术馆地基上的独特空间，为受众接触泰特档案馆所收藏的遗产与文化提供了固定的舞台，我们因此可以宣传自己的收藏，让档案工作更为人所知。同时，我们的陈列室占据绝佳的位置，位于泰特不列颠馆的餐厅与咖啡馆旁，12个月以来已吸引超过3.5万访客。陈列室所展览的第一位艺术家是保罗·诺布尔的作品展，并且也涉及泰特不列颠馆的历史，较新近的展览有艺术家夏洛特·摩斯，大部分展品出自我馆的收藏。夏洛特·摩斯的精彩作品《装置、嵌入》，以10个玻璃橱窗构成，她以芭芭拉·赫普沃斯于1937年所拍摄的一幅照片为出发点，探讨艺术作品的形象如何在不同背景里被加以精心组织。这些玻璃橱窗内放置1930—1960年代的各种照片、文件、瞬间艺术作品，构成一组“思想装置”，展示于一部新影片旁。这部影片的主题则是探索视觉拓展的新领域，可以说是这组档案的注解。
夏洛特·摩斯依据泰特档案创作的作品
耐人寻味的是，夏洛特·摩斯的展览启发了诠释、陈列现存材料，以及运用她卓越的电影形式的全新方式。正如苏珊·海勒评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伦敦的住宅之时所说的：“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意义沉淀于现代以及重要的过去。”她的话正回应了克劳斯所谓的“通过档案重重层面的旅行”。事实表明，档案陈列室确是推进受众接触，认识泰特档案馆收藏的重要工具。在数字化项目与各种对外活动之外，这间陈列室成为人们接触泰特档案馆的另一方式。
“艺术现在”展览现场，2007年，泰特美术馆
对于诸如泰里·库克与琼·施瓦茨这样的档案理论家来说，“记忆不是发现于、收藏于档案，而是创造于档案，并且不断地被重新创造。”正是因为这样的激励，塔西塔·迪恩和科妮莉亚·帕克等艺术家为了举办自己的展览，在我们的阅览室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此外，近年间，我们主动邀请艺术家观览与泰特特定展览相关的档案，尤其是高什卡·马库加，她在2007年准备“艺术现在”的个展之时，在我馆驻了数周（并且愿望能在此花费数年）阅读研究；2008年，在准备特纳奖展览之际，她也来我馆研究伯纳德·曼宁斯基的注释藏书。此外，她深为痴迷于艾琳·阿加与保罗·纳什的秘密恋情，构思以二人的相片制作一组拼贴画。由于高什卡想用阿加与纳什的照片创作新的艺术作品，这组作品便引发了饶有深意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的问题。幸运的是，泰特拥有阿加与纳什二人的版权，在征询双方亲属、保罗·纳什基金会前管理人的同意之后，高什卡终于遂愿，创作了奇妙的拼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