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再研究”，一项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处位于北京市区西南的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代绵延至明代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两处著名的佛教刻经之一，庋藏的大乘经典，其数量之多、绵延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房山石经启洞捶拓，这一足以载入史册的壮举也推动了对这一尘封千年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时至今日，发掘、捶拓房山石经已有60多年，随着文物工作者和爱好者在整理和田野考察时越来越多的新文字材料的发现，对初版《彙编》增补新材料，提高房山石经题记研究的水平，也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2020年第5期刊发了知名古建筑专家、石刻考古学者吴梦麟《石不坠于东峰 经不毁于劫火 房山石经——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全文，读来弥足珍贵，澎湃新闻经授权特全文刊发。

北京房山云居寺（图片为编者所加）

我国现存的文物类别多样，石窟寺和刻经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刻经是我国将儒家经典和宗教经典（包括佛教、道教等）摹勒上石的一种镌刻活动，因镌经于石而被称为石经。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
我国镌刻石经的历史悠久，东汉末年熹平石经的出现是石刻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历代屡有镌刻儒家经典的大工程，以碑形巨石上镌刻为其主要形制。之后大的刻经活动，先后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和《南宋石经》等，惜以上石经多已佚失或仅存残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始镌刻、毕工于五十九年（1794年）的《乾隆石经》，刻成后立于北京太学（国子监）两庑东西六堂，今仍完好保存。此外，还有散布于各地的零星刻经，其中以《孝经》为多，如现立于西安碑林的唐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御注手书的《石台孝经》。总之，儒家刻经之举开创了我国刻经史的先河。

北京房山石经山藏经洞 （图片为编者所加）

房山石经（图片为编者所加）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传播、融合与发展的漫长历程。刻经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佛教史上有过所谓的“三武灭佛”之难，最早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释子们惧怕灭佛之厄，发愿刻经于深山以保存佛教经典，这种行为盛于南北朝隋唐辽金之际，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佛教刻经是将各种经典镌刻于石上，最初是刻于大山崖壁，其工程浩大，今被保存下来的最多。之后就从摩崖刻经转向碑版式刻经。世界上现存著名佛教刻经有两处，一处为缅甸曼德勒的小乘经典；另一处即为北京云居寺庋藏的大乘经典，其数量之多、绵延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石经山远眺  法国蒲意雅摄

石经山隋唐古道遗迹

石经山顶唐代古井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绵延至明千年不断刻造的石刻宝库。隋代开山静琬法师，受北齐唐邕、灵裕“末法”影响，继河北鼓山响堂寺、宝山灵泉寺的刻经活动，在北京房山开凿石窟、刻造石经，锢藏石室以备法灭。刻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选取方板，将佛经刻在上面，嵌于洞内石壁，即现在的雷音洞（五洞）里。另一种是磨造长方形石板，两面刻经，积若干后迭藏在洞窟里，洞满后以石门封闭并铁水灌注，石门上部开石棱窗通风，以保护叠压堆放的经版。辽金两朝又续刻了一万零八十二块石经版，埋藏在云居寺南塔前的地穴中，地穴之上建塔树幢为识。元代高丽僧慧月达牧做了一些补缀工作。明代补了少量佛道经典，藏于山顶洞中。从隋至明山顶共开凿九座藏经洞窟。清康熙时也刻了少量经碑置于云居寺内，但一般认为这些已不是静琬发愿刻经的初衷了。总之，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到明代崇祯年间经六个朝代历一千一百余年，共镌刻了一万五千余石的经版。这种经久不息、信心不坠的艰巨工程，是世界上少有的，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石刻文献。
目前，对北京地区佛教传入时间，还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的支撑。所以，必须要从别的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有关情况入手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
东汉末年，动乱频仍，民众流离失所，精神痛苦无以寄托，此时佛教还无大发展。鲜卑拓跋氏初起于北方草原，本不尊佛，直到拓跋什翼犍以及后赵国石虎自襄国迁都邺城时始，才接触佛教并尊崇。到北魏文成帝，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佛教在中国北方大兴。离幽州较近的大同云冈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和洛阳龙门石窟等的创建，昭示了北魏佛教的发展历程。魏晋以来，幽州城三面环山，西山清泉纷涌，风景胜境颇多，成为佛教僧侣兴建寺宇的最佳选择，难怪“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谚语流传甚久。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带领北大学生考察云冈石窟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带领北大学生考察大同华严寺

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出土过隋开皇、仁寿年间《韩辅》《韩智》两方墓志，志文有“为造一切经，并作经藏”“舍己珍物，劝导乡亲，造一切经”的记述，当时房山云居寺附近村庄中民众信奉佛教的情景可见一斑。又如197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对房山磁家务万佛堂孔水洞进行调查，发现唐代或以前的佛造像二铺和镌刻于洞壁的隋大业十年（614年）摩崖刻经。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国佛教协会林元白、黄炳章等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二十年后出版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的注解中特意写道：“近年来在房山万佛堂孔水洞发现了有金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题记的隋大业十年（六一四年）所刻、嵌于洞壁的《涅槃经》和《添品法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残碑。虽然经文有三分之一浸没在水中，但还有一千多字可见，而且经题和年代明确（见《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这就引起我们的联想：这个孔水洞的隋刻石经与静琬刻的石经同在房山地区，而所刻石经如《涅槃经》《法华经》又和静琬开始刻的石经正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繫和影响呢？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目睹了刻经的现存状态。该刻经属摩崖刻经，不是嵌在石面上。石壁面积不大，又浸入水中，所以不得窥视全貌。但使我们联想到静琬法师是否从幽州尉长命寺来到房山后，见到了大山与河流的壮丽景观，了解到不远处盛产良材，可为镌刻佛经提供一处更优越的环境，由于受万佛堂孔水洞的摩崖刻经局限性的影响，从而转向了白带山，开始了他刻经弘法的夙愿呢？我们期盼将来可通过专业人士的考古活动来破解这一北京地区刻经史的重大课题吧。

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调查者之一和撰文者，曾划船沿洞做考察抄录

房山区是北京市的文物大区，有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猿人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等，还有一处曾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就是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这处文化遗産位于北京市区西南著名的风景区，又是我国北方的佛教圣地，由石经山上的九个藏经洞、唐塔及山下的云居寺组成。

1958年发掘云居寺南塔下辽金刻经时情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梦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修缮施工现场

石经山风光秀美，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早在公元前107年，即汉武帝元封四年，笃好神仙的汉武帝巡视北方时，就曾到过这一带巡游。《史记·武帝本纪》载，是年春，武帝“至鸣泽，从西河还”。当时，此山名独鹿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独树水即独鹿水，“水由山出，集爲鸣泽”，下流为南北甘泉，经考证为今房山区长沟镇一带，今仍有甘泉池地名。到了隋唐时期，我国北方的气候环境仍然良好，地表之湿度不让江南，故树木茂盛，奇花异草甚是可观。独鹿山区尤甚，形成了大量白云浮旋于山中的奇景，故又名白带山。

唐临《冥报记》有关静琬刻经建寺的记述  日本高山寺藏唐写本

石经山之名是因隋唐之际的高僧静琬刻石经、建云居寺而得名。云居寺和石经山互相依存，实为一体而不可分。唐贞观年间，吏部尚书唐临在《冥报记》中记述了静琬刻经、建寺的传奇事迹。唐总章二年（669年）玄导刻经题记中已有“云居”二字。石经山和云居寺之南、拒马河之北有一石窝村，盛产洁白石料，为刻经的良材。静琬从幽州到此后，看中了这块宝地，开始刻经保护永存，其弟子相继五代不绝，刻经事业历唐辽金元明千年不衰。又因此山秀拔，酷似五台山，其上曾建有五座唐塔（今仅存二塔），凿洞窟閟藏佛教经典，如同印度天竺山，故百姓又称之爲“小西天”，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游览诗篇。2016年，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一甲子时，曾在云居寺展出了辽宁省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唐岱所画《大房选胜图》（之二）“香树林”纸本设色图，描绘了大房山和云居寺一带的美景。乾隆帝为谒西陵，令侍臣邹一桂“画图以供御览”，也有描绘云居寺的诗文和美景（现藏首都博物馆）。上述二图虽是清代作品，但也让我们体会到古代帝王、文人对石经山和云居寺的赞美与爱慕之情。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了解房山石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存价值。为此，就有必要交待一下发掘拓印这宗伟大石刻宝藏的由来。
二 启洞捶拓——传统工艺与工匠精神的完美结合
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的方式，向拟在缅甸举行的纪念佛涅槃大会献礼。为此，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关注和指导。
这里，人们一定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经济也还困难，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工作呢？其原因一方面是外交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保护文物，对千年以来尘封的石刻做科学的考察，留下宝贵的材料，更好地研究利用这宗传世文物遗产。
对石经复制、保护的主要方法，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一种保存、复制古代石刻文字的传统技艺——拓印，通过宣纸和墨，使石刻的形制、文字风格、神韵得以完美再现，所得拓片长久保存于图书馆和专门机构内，使后人在有机会一睹石刻珍品的神韵、研究经本的同时，也欣赏到中国工匠的高超石刻雕刻技术和拓印艺术。在我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就留下不少可视作文物的善拓本，历史上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蒐集了许多碑拓珍本，著录于《金石录》中。房山石经虽不是每件石刻都是珍品，但数量达一万五千余石，每份拓片达三万余张，尤其是盛唐的碑版，其书法和刻工均十分精湛，多为仿唐代书法家书法的风格，作为今人练习古代书法的范本绝不逊色。
1955年国务院批准这项工程后，1956年4月21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到石经山现场主持开洞拓印工程，还邀请了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专家曾毅公先生。经过实地勘察，决定首先开启石经山上层第三洞，作为试掘洞窟，从此开始了传拓房山石经的浩大工程。按照预先规定的开启石门、搬出经版、清洗干净、搬入建成的工棚内编号捶拓的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1958年初，石经山顶的九个藏经洞的藏经在完成发掘、传拓、整理任务后，又按编号归进了原洞、原位，仍以石门固封保存，并对破损的石门、石棱进行了修复。此后人们只能在洞外观看一下洞窟外景，不能近距离观看石经细部了。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这次启洞捶拓、编号整理，是继辽代清宁四年（1153年）幽州刺史韩绍芳开启石洞、“验名对数”后由官方承办的一次大规模的拓印工程，是中国保护这组珍贵石刻文物的一次空前壮举。吴梦麟曾听当时主持捶拓的负责人黄炳章先生説过，拓印匠人由从南京请来的拓工和北京本地的拓工组成，他们不惧险阻困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了3年时间，耗费了近两百斤墨和两千刀宣纸，才留存下这份沉甸甸的文化宝藏。当时共拓印了七份拓片二十余万张，分别收藏于中国佛教协会（二份）、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文物工作队（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各一份。据了解，如今这七份房山石经拓片中只有中国佛教协会图书文物馆、国家图书馆的藏品已经整理编目，并出版了多种图录和专著，其他单位仅仅作为藏品，尚未被社会利用。当年寂静的石经山中传出不绝于耳的捶拓声是多么的震撼，今日我们披览这些拓印精美的石经拓片时，仍不禁肃然起敬。这一壮举也应载入史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阎文儒、黄炳章先生考察石经山藏经洞

以上简述了房山石经的大致情况。石经山洞窟的布局也独具特色。首先洞窟分布在石经山的阳面，藏经洞分上下两层，下层为一洞、二洞，上层从右往左依次为三至九洞，顺山势排列，这种有计划地大规模开洞藏经的石窟群在全国是仅存的。山的五个台上分建五座洁白的密檐式或单层石塔，将景观布置得丰富多样。当年，法国普意雅，日本关野贞、塚本善隆、小川茂树，以及邓之诚、梁思成等先生都曾拍摄过金仙公主塔及周边的美景。

金仙公主塔及塔前唐开元九年碑清末旧影

石经山绝顶  唐金仙公主塔题刻拓片

云居寺瘗藏辽金石经的南塔地穴也很特殊，出现了掘地穴、上建塔的形式，这种藏经方式，与唐宋塔中藏抄本和刻本佛经有关。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谷牧副总理考察十渡路过云居寺，吴梦麟抓住良机，向他介绍了石经堆放在简易经版库（1959年用39万元修建的）中的状况，谷牧副总理很快就作出指示，石经版要放在铁架上，不要就地摆放，还指示拨付了当时需要国家控制的铁材料指标和十五万元修缮经费，塔下出土的石经版随后得以妥善保存在改建的经版库中。当时地穴还保存完整，大家想借鉴兵马俑的展示方式，将来复制少量经版，在地穴四周加上看廊，让人们领略这种特殊形制的瘗藏石经方式。1999年9月9日，有关部门决定填埋辽金石经地穴，将石经版堆放在新建地宫中，还要充入氮气，致使这处特殊人文遗存失去了真实性、原真性，无法还原瘗经的历史原貌了，日后的“申遗”也因此受到影响。云居寺地穴藏经的方式在全国可能仅有此一处，这种瘗经形制与其他著名的石窟寺有别，反映了我国石窟寺的多样性。季羡林先生对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给予高度评价，就是基于这两组文物价值特殊的缘故。
我们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基于进一步发掘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的考虑，酝酿多年并得到学界先辈的支持，才尝试着对房山石经题记进行重新整理与研究的。
三 从题记《彙编》到“再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房山石经除镌刻大藏经外，还有镌刻在经石上的数千条题记。房山石经题记是指附刻在经石上的説明性文字，如刻经的目的、数量、时间、内容、施主、刻者、书人、提点等，具有重要的文献、文物和艺术价值。明代周忱《游小西天记》和清代朱彝尊《日下旧闻》、叶昌炽《语石》等书中都曾谈到房山石经。1935年，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在考察的基础上写出名著《房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东方学报·京都副刊》），对房山石经和云居寺进行了研究，书中大量辑录了石经山云居寺碑铭题记。但是对房山石经和题记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

北京图书馆《石经寺碑彖》油印本书影

《石经寺碑彖》题记及徐自强先生校勘手迹

房山石经题记的彙集整理，最初是由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开始的，由曾毅公先生主持，徐自强、王巽文、王敏等多位图书馆同仁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童玮、黄炳章等先生参加。稿本装订爲五册，名为《石经寺碑刻録》，油印一百余部，面向学术界征求意见。1983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整理研究组合作，将《石经寺碑刻録》油印本与石经题记原文进行复校，纠正错缪，补充缺漏，名为《房山石经题记彙编》（以下简称《彙编》），于1987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使深藏图书馆库房中的石经拓片的文献价值初次公布于世。《彙编》出版至今33年来，社会一直给予好评。全书共收入碑刻和题记6800余条，分为“碑刻和题记（唐至民国）”110多条和“诸经题记”6600余条，题记最早的为唐贞观二年（628年），最晚的为民国时期，前后延续1300余年。题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职官、社会生活等许多方面，经济史料有反映唐天宝以后幽州范阳郡的各行各业的题记，如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以及石经邑社中的五熟行、果子行、炭行、幞头行等，反映了唐幽州城的经济地位和行市的发展水平。许多材料都是文献中找不到的新材料，边陲重镇幽州的城市形象有了可靠的材料证明，如能进一步研究，也可像唐长安城一样恢复坊市的生动场面。

  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影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凡例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前言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前言手迹之二

徐自强和吴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唐宋古建筑和石窟寺的授课。1958年，吴梦麟在石窟寺专家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的辅导下考察了云居寺及石经（当时是爲了完成《北京文物志》的任务而去的），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考古组后，有了更多机会到云居寺考察。徐自强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协助曾毅公先生整理房山石经，可以接触石经拓片，并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行深入研究。时至今日，发掘、捶拓房山石经已经过了一甲子，文物工作者和爱好者又蒐集和发现了不少重要且新的文字材料，我们在整理和田野考察时也有新的发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日人将云居寺石经中重要的题记掠到了旅顺，即唐贞观八年题记后半截（前半截在第八洞），后来音信皆无，学者们对此耿耿于怀。20世纪80年代，吴梦麟在与辽宁省文物干部许明纲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旅顺博物馆有不少旧藏，通过联系该馆刘广堂馆长，吴梦麟和云居寺文管所田福月、佛教协会图书文物馆黄炳章等人来到旅顺，看到了这批馆藏，其中贞观八年刻石跃入眼帘，分散了数十年的刻石从终于成为合璧。还查看了其他石经山刻经残石，并捶拓了拓片。20世纪80年代，石经山上又有多件石刻相继出土或发现，如1981年11月，隋大业十二年佛舍利石函的再次掘出，函内舍利子和函上铭刻是极其珍贵的佛教文物。赵朴初先生对此高度关注，他说：“将来可在雷音洞中立一经幢，把这次出土情况撰文刻出。”1989年3月在雷音洞前栏板下发现了唐武德八年（625年）刻经题记，是记述静琬刻经的重要石刻。1991年云居寺职工赵进国在石经山山沟里发现了佚失的《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残石，这是元代在石经山上留下的唯一碑刻，弥足珍贵。在整理本书时也有新发现，如雷音洞破子棱石窗下的唐人题刻，金仙公主塔内的“开元”墨书及题记，原立于云居寺南塔平台上的经幢（俗称“罗汉幢”）以前定为辽刻，现根据石经题记定为唐幢等，均为近年来的新收获。因此，对初版《彙编》增补新材料，提高房山石经题记研究的水平，越来越有必要。

五洞外唐贞观二年静琬刻经题记

房山石经拓本

房山石经拓本

同时，初版《彙编》在体例上也有些欠缺。当时按佛经列目，研究者大多不研究佛经，用起来极不方便。如能按考古的方法，对发现的考古信息也有所保留或恢复，使石经山藏经洞如云冈、龙门、敦煌等一样以石窟爲单位，呈现洞窟内经版摆放的先后次序，展现洞窟结构等信息，那将是一部生动的考古报告了。如今石经山上九座洞窟仍完整保存，与上述著名的石窟相较，其洞窟的形制与庋藏的石经密不可分，是我国洞窟的另一种特例。可惜的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时的数据和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丢失，只能按当事人的一些记忆去推测经版最初的瘗藏状态。另外，当时主持工作的是佛教工作者，他们侧重佛经版本，而题记往往镌刻在经版上的下端、侧面等不醒目的位置，有的混写在经文中，因此抄录者将题记抄错、位置颠倒、文字不全、漏抄等现象屡有发生（此次我们对照拓片做了核对）。此次重新整理时，我们大胆修改原编纂体例，也是想通过题记的整理和研究，让这组特殊文物归入考古系列，将不可移动的洞窟与石刻紧密结合，反映千年庋藏的洞窟特点。同时，为了在整理时尽可能还原其保存佛典的宏伟意愿，特别是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等诸多方面的题记材料梳理清楚，我们对初版《彙编》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较大的改变、增补，使“再整理”后的《彙编》成为一部前后相衔接的专著，更利于读者使用。
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我们在整理题记的过程中，也疏理出一些问题，简单列举如下，有待于专家和读者探讨、指教。
（一）关于辽金时期的马鞍山刻经。编号为“塔下·四”的《佛説菩萨本行经》题记大致刻于辽末乾统或金天眷之间，其中提到的《大方便报恩经》“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又金天眷三年（1140年）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録碑》中说：“……镌标在马鞍山洞里，□ □六年再造此《报恩经》。”其语气好像是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塔下埋瘗的刻经，都是同一批人所刻。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是清楚马鞍山洞里埋、刻了哪些经的。虽不能肯定云居寺塔下的藏经中有哪一部分是从马鞍山洞里运来重瘗，但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比丘玄英、俗弟子史君庆大规模刻经活动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还有待探索。据王鼎撰《马鞍山行均碑》（在戒台寺），可推知马鞍山藏经洞的大致位置在此附近。最近在戒台寺发现了辽代残经版，然而与云居寺和石经山的经版形制、标号明显不一致。其镌刻的内容《金光明经》，在石经山上唐代数次镌刻过，塔下辽金时已不再镌刻。在石经山、云居寺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大规模的瘗藏石经？目前还不能得出结论。
（二）关于《契丹藏》作为底本问题。据辽僧志延撰《阳台山清水院碑》（咸雍年间立，在北京大觉寺），《契丹藏》的部帙、数量等似已确定成书。此次整理，根据译经完成的先后时间，以及辽天庆八年（1118年）志才撰《玄居寺秘藏石经塔记》中提到的道宗所办“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四千八百片”的说法来看，这部分塔下刻经计4980石、拓片9960张，其底本可确定为据《契丹藏》所刻。而实际发掘出的塔下藏经10082块中的剩下部分，即5102石、拓片10204张，皆为比丘玄英、史君庆、张企徵、汉王（赵王）等金代人所续刻，这部分经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北宋新译密教经，其卷首多保留“大宋新译经”的“圣教序”。因此，塔下刻经并非都是依据《契丹藏》所刻，因为这部分宋初新译经译成时《契丹藏》早已成书，此时辽代已经灭亡。
玄英、史君庆等人刻北宋初译经，反映了宋、辽之间文化传播（佛教文化）是密切而频繁的。
（三）关于辽代续镌石经山顶“四大部经”。此次发现，辽代是在韩绍芳（太平年间）取出经版“验各对数”之后，才开始了此项活动，并且很快完成（清宁年间）。辽人续镌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后七十余卷，并且对前面一些卷帙中的残缺部分进行了补刻。此后，辽人又单独刻了“四大部”中的《大宝积经》（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20卷、经版360条，以及《大方等大集经》等其他山顶大经版（数量未具体统计，约500石左右），这些大经版虽是辽代续刻的大部帙佛典，却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磨去唐代一些不重要的功德经（主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作佛形像经》《父母恩重经》之类，从辽代续刻经版的碑首、碑侧题记、经文残存可辨唐刻字迹）。辽代磨去唐代经版重刻佛典损坏掉的唐经版数量是巨大的。以《大宝积经》为例，360多石基本上皆为磨唐重刻，故经版大小形制不一，字的书写规格也不一致。另外，辽人磨去唐碑的打磨工作也比较粗糙，中晚唐抹角碑、圭首碑、圆首碑上端的旧有额题、花卉、图案等往往都有残留痕迹可辨。有的碑侧唐人刻经和题记也忽略未加工，斧凿痕迹明显，不似唐碑精工细作。
既然辽代在山顶上的刻经活动是有组织进行的（提点书镌校勘机构完整），那么山顶这部分辽代续刻经是在什么地点进行的？在山顶上书写、镌刻，就地回藏洞中？还是从洞中取出待打磨的经版、运到山下基地，书刻完后再运回山上回藏洞中？还不清楚。
（四）此次勘对《巡礼题名碑》和唐人经碑后的邑社人名，虽极为枯燥，也逐渐发现了规律。这部分大量出现的题名，主要是中晚唐刻经所附，反映了当时的民间习俗、信仰，以及家庭、邑社结构等。这与《大般若经》初镌时（天宝年间）大量出现的邑社造经、行会题名既有延续、又有特点。特别是题记中一些“安史之乱”部将及其遗族的题记，“昭武九姓”、契丹、奚以及道教、祆教等的题记，都是为前人没有关注的新内容。还发现了一些重见的人物，如云居寺主律大德真性所造经（律大德碑今仍在云居寺内），《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碑侧的“书表赵日恭”，见二洞二六《大明度无极经》卷后长篇题衔，曰“前书表赵日恭”又如四洞一四一《石经山重金佛像题名碑》中的“当寺讲经镌字沙门可昭”题名，此人曾于清宁九年（1063年）刻《大方等大集经》等多部经典，有题名，皆王诠书丹。此时“四大部经”已续镌完成（清宁四年赵遵仁碑，王诠书），但辽人在石经山顶的“续镌”活动并未停止，可能一直刻到山顶所有的洞都塞满了为止，才转而山下寺内的刻经活动。
（五）关于石经山唐代藏经洞。目前，唐代各洞的洞名，八洞为“华严堂”（见贞观二年（628年）静琬题刻），四洞爲“涅槃堂”（见贞观五年静琬题刻），五洞（雷音洞）应名“法华堂”，理由如下：
首先，五洞内最先刻造和最主要位置的经版，爲《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
其次，据四洞内发现的精美造像碑唐咸亨二年（671年）七月张惠造《佛説造立形象福报经》所附长篇《发愿文》（图版亦见1928年文物版《房山云居寺石经》第21页），曰：“故于法华堂内树经碑，额上造像弥勒像一铺。”此碑拓片高一四九、宽六二厘米（带碑首高度），适合立于今五洞（雷音洞）中。但现在五洞一般都叫“华严堂”。另外，二洞中发掘的有的巡礼碑中也明确称一洞为“南堂”的。
九洞内多为中晚唐刻经，但是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洞、二洞、三洞、四洞、六洞、七洞、八洞皆有），这也是一个没弄清楚的问题，也许与此洞的开凿时间有关。那么，就方位而言，今天的一洞，在唐代是否被称为“北堂”呢？
本次整理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关于房山石经的研究思路也应当拓宽，不仅仅局限在佛经典籍版本上的价值，应从洞窟的布局、结构、工程等方面做一些细致考察，如从洞前存在窟檐设施，古代步道的开凿，石塔耸立的做法，龛内浮雕的雕刻技法等入手，将这一国之瑰宝的内在价值展现无遗。（本文原标题为《石不坠于东峰 经不毁于劫火 房山石经——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原载于2020年第5期《书法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