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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谈影院影像展:未来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2020-12-25 21:14  澎湃新闻   - 

时常会在美术馆中“路过”的影像作品被投射在电影院大屏幕上会有怎样的效果?近日,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在上海外滩博悦汇影城举办线下放映会,10位影像艺术家以各自的影像语言,在流动的时间和图像中展现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与批判。
 
不同于美术馆或是线上的影像作品展示,电影院或许会放大作品的瑕疵,也会让人们更多地聚焦于作品,而项目策展人杨福东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无论这种经验是好是坏,“那一瞬间艺术家都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如同一场寻常的电影一样,四周暗下来,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银幕上,你会看到电影片头标识出的“导演”和“出品方”。但是接下来,一段快速切换的晦涩画面让人怀疑是谁走错了片场。马海蛟的《时针》出现在整场放映会的片头,以不同的形式隐喻对时间的思考,同时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既不同于美术馆、也不同于一般电影院的空间。“未来是一种等待时间上的重复”,艺术家这样陈述道,而整个放映会的主题“未来未来”也由此引出。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对未来的想象、预判和质疑也是对过去的回溯和对当下的审视……未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是我们的未竟之事吗?对未来的讨论将趋向何方?”杨福东写道,围绕着这些疑问,10位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在放映的这些作品中,一些影片更接近完整的电影。胡伟的作品游走于回溯和想象,文字、档案、移动影像、电影素材和声音被穿插在真实与虚构的叙述结构中,透过伊朗而揭开战争、欲望与物质之间的纠缠。沈蕊兰的《滞星》将祖母的记忆变成影像,模糊的画面与娓娓道来的叙述、音乐相结合,可以被当作一部讲述个人故事的文艺影片。而另一些作品比起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表达:林科的《卫星》把像素点“狡黠”地变成星星,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放映会上,它“稍纵即逝”,却以其独特性而留下痕迹;李明和唐潮的作品则充分地表达着作者的意识与想法,“挑衅”着观众的耐心。胡伟,《未完成的电影》

胡伟,《未完成的电影》

沈蕊兰,《滞星》

沈蕊兰,《滞星》

在杨福东看来,“未来未来”的尝试可能会暴露很多瑕疵和问题,但是他期待的更多是年轻艺术家思想火花的呈现,而另一方面,大银幕为影像作品提供了一个标准,即使在线上,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完成对空间的想象和对声音的理解。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由实验影像中⼼(Centre for Experimental Film,简称CEF)发起主办,CEF致力于影像展映与研究,将在线影像平台与线下电影院相连接,试图建立影像研究的多元生态。杨福东指出,影像艺术家的思维模式往往异于常规电影叙事,“而在常规的影院里放映,就会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你会不喜欢,或者会觉得不适,我觉得这样的碰撞也许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交流的经验,或者说是尝试讨论的空间。”
 
对话|杨福东杨福东

杨福东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这次青年实验影像计划的主题,为什么会以重复的“未来未来”作为主题?
 
杨福东:双重的“未来”是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同时也是怀疑或者质疑,有“未来没有来”的意思。你怎么去看待所谓艺术创作的方向,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引申,是这个主题想要探讨的内容。
 
澎湃新闻:你的很多作品是以传统绘画作为一个源头,这次的影像展是指向未来,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对于过去的隐射,你怎么看未来和过去的连接?
 
杨福东: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此时此刻,很多时候取决于你的参照物在哪里。历史、过去、现在、未来,在某种状态下都是此时此刻的想象。你如何去看待此时此刻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所有的期待是要从“现在”开始发生。杨福东《竹林七贤 之一》,单屏电影,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转DVD,29'32'',2003年

杨福东《竹林七贤 之一》,单屏电影,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转DVD,29'32'',2003年

澎湃新闻:在策展方面,这次为什么采用五位艺术家各自邀请一位艺术家的形式?十部作品的先后顺序是怎样安排的?
 
杨福东:我选择了五位相对我比较熟悉的艺术家,然后我希望这种氛围更宽容和多元,我觉得他们会有自己喜欢或者认可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参与到这个项目里,这可能是一种双层的憧憬,很多东西反映的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未来的眼光,会有不同的质感。
 
在顺序上,不同的艺术家作品有长有短,我们考虑了作为整体的整个片子的播放节奏。线上和线下的某些质感是不一样的,线下你要考虑在场的呼吸感,考虑放片子的节奏,也要考虑这样一个放映空间对于片子的质的要求。我觉得这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无论是好是坏,那一瞬间他们是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杨圆圆《给未来的记忆》

杨圆圆《给未来的记忆》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在电影院里进行,不同于美术馆里的影像作品,可以自由地选择停留时间,它需要观众从始至终地持续观看,或者说必须等待前一部结束才能看到下一部,同时性变成了一种先后顺序,你对于这种呈现形式是怎么看的? 
 
杨福东:在美术馆里对于观看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更高。我觉得观众就像第二个导演,有的影片可能有40分钟,然后他看了5分钟就走了,他和作品的互动就是那五分钟的缘分,然后他带走了对作品的理解、想象或者说“解码器”,之后他会在这五分钟内重新剪辑出一个他的感觉。很多人都是瞄一眼就走了,作品在他眼里可能就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建筑物,美术馆是提供了各种契机或者可能性。
 
在电影院里,反而像是封闭的纵深的一条路,你必须陪着它走下去。很多的叙事电影会在封闭的空间里营造这样一条路径,各种情绪被调动起来,变成了这条路径上的花花草草。这种叙事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思维模式可能不是常规叙事的表现方式,而在常规的影院里放映,就会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你会不喜欢,或者会觉得不适,我觉得这样的碰撞也许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交流的经验,或者说是尝试讨论的空间。唐潮,《日落指尖》

唐潮,《日落指尖》

澎湃新闻:现在美术馆里有很多影像作品可能越来越往装置的方向发展,比如和周围的环境结合,或是运用VR、AR等各种技术,但是在电影院里,似乎是回到了一个二维的感觉。你怎么看这一点?
 
杨福东:我觉得分成两种。一种是在艺术空间里呈现的艺术影像,更多地是艺术家思想上对于美的理解,有很多实验精神。随着时代改变,新科技介入,很多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和尝试。所以我觉得像VR也好,所有这些暂时被称为“不确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空间里应该更多地尝试和开放地去看待,因为它们会是未来做艺术的一个重要路径,现在的年轻一代艺术家熟悉这些技术媒介,知道怎么去发展成未来艺术的模样。
 
另一方面,现在影院里的电影,大家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待消费的情感产品,很多长篇电影是用这种方式做,但这不代表未来。影院也不会一直是二维的,也许以后会更加多元。比如现在国外的很多电影节也在尝试跟艺术的互动,在关注VR、人工智能等。大家都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表达方法,或者展示空间。 马海蛟,《时针》

马海蛟,《时针》

澎湃新闻:回到这次项目的初衷,为什么要在电影院里做这样一个展览?和美术馆相比,你在策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考虑?
 
杨福东:首先是因为“未来未来”线上展明年1月才开始,这次更多的是一个线上制作的线下发布,同时把影院当成了一个替代空间,多了一层放映的质感。
 
影像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电影圈所谓的“作者电影”,艺术家往往是把影像当成创作媒介和表现语言,来表达他个人的思想观念,很多东西不具备常规电影里的那种标准形式,在某些地方就会显得另类。
 
“未来未来”这样的尝试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不管怎样,年轻的作者都会获得不同的经验。在策展的时候,我期待的更多是年轻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呈现,哪怕作品不是很完整,但是希望可以有火花冒出来,甚至是尖锐的,或是某种新艺术的味道。 
 
大银幕需要的是完整的成品,它会暴露很多瑕疵。但是在这样的技术指标之下,以后你往线上走,同样会在乎质感,比如在网络里对空间的想象、对声音的理解。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影院的感觉,或许可以在技术指标上帮大家把这种意识提上来。
 
澎湃新闻:你自己涉猎绘画、影像等不同的媒介,如何决定用怎样的媒介去讲述一个故事?
 
杨福东: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画画,然后考上美院,后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当代艺术:装置、行为表演、录像,我觉得影像这方面的创作有吸引力,就会用影像来创作很多东西。现在我觉得不要被某种特定的媒介限制住,而是你觉得有的东西适合用绘画,就用绘画做,有的像最近在香格纳的展览“无限山峰”,就是绘画、摄影等结合在一起的多元影像。
 
我觉得更多时候首先是有艺术家自己的创作理念,然后围绕着这个去营造,去选择媒介。杨福东《无限的山峰—是风 之二》,木板、素描、丙烯、摄影,2020年

杨福东《无限的山峰—是风 之二》,木板、素描、丙烯、摄影,2020年

澎湃新闻:这种对媒介的利用会有一点像拼贴的过程吗?
 
杨福东:没有。我觉得随着时代媒介的发展,很多艺术家的拼贴和早年的那种拼贴艺术是换汤不换药的,只是从报纸、图片的拼贴变成了线上的,或者三维图像、视频的拼贴。这种气势都是平面的拼贴,而现在更需要的是建筑式的拼贴,你要把你的思想立体地搭建起来,而不是表面和散落的。这种立体的拼贴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思维的状态,也是此时此刻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拼贴的过程,把综合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想到要去用它才去用它,是这种感觉。
 
我们有时候聊天也会说,现在很多艺术家随着时代媒介的发展,比如新科技数字,在很多方面与早年的拼贴中的在某些质感上是换汤不换药的。 
 
澎湃新闻:技术在影像艺术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你觉得中国的影像艺术发展三十年以来,技术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想象力吗?
 
杨福东:以前我们用胶片拍摄的时候,因为开销很大,所以会珍惜每拍一条的机会。但是现在不会,因为它的方便,这种轻易的获得反而造成了一种浪费。这是双重的消耗,你拍的时候有很多消耗,后期制作的时候,面对大量的素材,你在“海选”的时候很可能丧失你的精准度。朱昶全,《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

朱昶全,《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

陈轴,《伤心蛋糕》

陈轴,《伤心蛋糕》

对于现在年轻的艺术家,我认为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没有事先就规定好谁是引领者,而是取决于这些拥有独立思考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他坚持做他的事情,然后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受到他的力量。 
 
澎湃新闻:最近有些怎样的新作?
 
杨福东:今年的作品主要是展览“无限山峰”上展出的这些,接下来到明年春节这一段会缓一缓。艺术家的工作也不可能天天做,有点像是古代的信使,你准备好背包,然后骑马奔赴驿站。沿途的风景和感受可能都是创作上的一些快乐。你到了下一站,小包一摘,喝点水歇一会儿,然后再准备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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