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热播，一群隐于幕后的装台人被推到了前台聚光灯下。装台在七十二行之外，是剧场艺术发展促生出的新行当。装台人和艺术密切相关，布景，灯光，全为艺术服务；装台人干的却是体力活儿，升降平台、假山巨石，一场演出要拉几卡车；大型演出，有时要有上千灯光组合，而一只灯有的就重达上百斤。干装台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用汗水为别人装点梦想，自己却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的群体。装台的故事并非热门题材，装台的话题略显沉重，电视剧热播令不少人意外。究其原因，得益于张嘉益、闫妮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得益于电视剧的成功改编，更得益于原著小说中浓浓的烟火气，写出了小人物酸甜苦辣的生活真实。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装台》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
记者：小说《装台》初稿完成于2012年，当年写作时有没有考虑有一天要改编成影视剧？
陈彦：没想到。写作时我已经离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到别的单位工作了。回想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办公室的后窗楼下就是剧场后台的后门，那时我们搞了一个“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活动，剧院四个团轮番演出，几乎每天都有装台任务，每天都能听到那些人生冷蹭倔、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我离开后，突然发现那种生活是那么接地气，就像从庐山出来再看庐山，有了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原来装台的生活里也有很多哲学与人生况味。
记者：有人觉得装台是小众行业，并不光鲜时尚，不一定适合做电视剧。后来是什么机缘决定改编呢？
陈彦：很偶然。因为张嘉益是陕西人，他对小说《装台》很感兴趣。当时他刚做完《白鹿原》 ，特别想做有陕西特色的电视剧。小说看完以后他很高兴，很激动，我们吃“羊肉泡”时谈了两次，谈得很投机，他说他要做这个剧。
记者：从小说到电视剧，人物、故事都有一些变化，在您看来，几个主要人物，哪个变化最大？哪个和原著比较一致？
陈彦：电视剧《装台》总体来讲遵从了原著精神，小说中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挫折、韧性、奋斗精神都在。小说、影视、戏剧，各有各的创作规律，受众群体、市场规律都不一样，需要认真辨识、研究。
在改编中，编剧马晓勇和导演李少飞做了很多功课。一方面，我认为他们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原著，我跟马晓勇多次在一起吃“羊肉泡” ，做沟通。现在有些影视剧在改编中不研究原著，只找一个故事核，丢失了文学精神与本质。另外，马晓勇本人从小就在文艺团体的大院里长大，父亲是著名戏曲音乐家，对这里面的故事相对熟悉，所以在改编上既遵从原著，又有新的创造。
说到人物，变化比较大的是刁菊花，刁顺子的女儿。小说中这个人物我下笔比较狠。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些孩子在追求物质利益时，对自己靠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父母越来越不尊重，嫌来钱太慢，腰包太瘪，上不了台面。社会过度崇拜物质，表面看是一种光鲜，但这种光鲜会撕裂很多家庭，撕裂很多感情，让人性变得乖张、怪诞，甚至穷凶极恶。我也是这么多年在关注底层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决绝地写了刁菊花这么一个人物。但是电视剧毕竟更为大众，需要对这个人物做调整，既保留了她凌厉的一面，也有作为女儿的温暖，还有对父亲的逐渐理解，挺好的。编剧、导演和这个演员都有新创造。
记者：主人公顺子这个人物跟原著小说比较一致，但电视剧侧重表现他生活中温暖的一面，小说中对他艰辛的一面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揭示。
陈彦：小说毕竟是小说，在书写过程中我多次离开电脑，不得不去洗一把脸上的泪。顺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城中村长大。城中村本身很复杂，有很霸道的人，有很牛气的人。顺子什么都没有，活得比较弱势，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
顺子本性善良，无形中能把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吸引到身边。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暖流、有宽厚、有包容、有光和热。顺子挣了钱跟大家分，钱叫人家骗了他能站出来去拼命讨要。另外他也很主动，毕竟是城里人，懂得社会交往，能和瞿团、靳导、铁主任这些人搞磨关系。其实他活得很苦，有时也有一点小市民的狡黠，但他身上有非常朴素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都是社群存在演进的基本要素，这些像大自然的引力一样吸引了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
顺子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大厦的基座，这个群体很大很大，他们是基石般的存在，文学艺术应该给他们以光亮。顺子是装台工，他们一辈子为别人搭台，让别人处在高光时刻，自己是隐身的，我感觉这里面很有意味，正如《装台》这个名字。
电视剧中，张嘉益演得非常好，我看他骑三轮车的那种身影、表情，有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就出来了，我甚至突然觉得自己的感情是如此脆弱，张嘉益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刁顺子，闫妮也是我心中的那个隐忍而又善解人意的蔡素芬，表演细腻深刻。他们充分表现出了艺术家丢掉明星“范儿”后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这一批演员都让我很敬重。西安这样的城市，蹬三轮的不会少于万人，这种人的背影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当我们行走在城市，看见这样一些建设者，看见这样一些用诚实劳动为自己获取收入的人时，应该给他们一个敬重的注目礼。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您是知名作家、编剧，在多个不同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情怀要持续关注、写作底层人群？
陈彦：我自己也是一个打拼者，奋斗者。我始终在写作、阅读、思考。在不同岗位的历练无形中也为我打开了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院里有六七百号人，连家属算在一起有几千号人，生老病死都得管。再加上院门口就有一两千农民工整天拥来挤去，时间长了对我影响也比较大。
另一个，我也是从底层来的，我父亲做了好几个公社、乡政府的乡长、书记，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从这个公社调到那个公社，调了好多地方，老百姓到公社来找他办事，我老听他说，都是些可怜人。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