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书法史拾遗》陈志平著
对于上世纪后半叶书法研究的演进格局稍有关注者，大都不难发现其间经历了先书法美学、后书法史的范式（paradigm）改易，而后者迄今仍是相关研究的主流。这一改易是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且深深植根于该历史区间内的文化取径与学术潮流。笔者无意在此铺陈其间的种种缘由，但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相较于其他较成熟的人文学科或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彼时的书法研究所倚赖的文献与图像积累皆十分薄弱，基本信息亦有众多缺环。因而发生研究范式的改易，实在是无足为异的。后来应时而出的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与荣宝斋出版社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尚未出齐），既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亦反映出其间不得不然的学术趋势。
《黄庭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北宋书家丛考》（上海书画出版社）
《唐宋书法史拾遗》一书的写就，乃是基于对作者既有研究成果的汇集、深化之上。全书分作三个部分，分别是：上篇，“书史专题”，收录作者已刊关涉唐宋书法史的专题论文，以张旭、杨凝式、苏轼、黄庭坚等“主流名家”为研究对象；中篇，“书家论析”，此部分文本多已见刊于《文史知识》《书法》《书法报》等刊物，篇幅虽都不长，亦有别于上篇的学术论文作法，但叙述清通简要，时有新解；下篇，“书迹丛考”，作者主要依据各类传世书迹（墨迹、刻帖等）与新见铭刻，对书家与书迹本身以精要的考证，并附所涉书迹的释文，其间多数内容都属以往著述少有提及甚或湮没不闻者。书末附《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编年》与《主要引用书目》。全书的三个部分各有特点，但排布合理，辨析入微，看似零碎的篇目，在书前《自序》与书末的《编年》《书目》的关联下，呈现出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场景，并落实了作者早先在《北宋书家丛考》中的自陈：
《书学》
陈献章书迹研究
作者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仍对黄庭坚保持关注，沉潜既久，述造亦丰。作为极少数在中国书法史与文学史上同时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伟大文士黄庭坚，自然成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精英文人生活的上佳选题。由于黄氏成就卓著，涉猎广泛，使得累代学者研治其人、其书、其文，仍不能穷尽其底蕴。本书收录的两篇专题论文——《笔中有诗——文学因素对黄庭坚书法的影响》与《书家书写与文学传播——以黄庭坚书写他人文学作品为例》，即是在《黄庭坚书学研究》的基础上推进而得的最新成果。两文的着眼点不同，但皆有意关联黄氏的书法实践与文学实践，以此观照书法与文学这两种古代精英文人的必备技能，以期对书法艺术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做出有价值的讨论。作者熟稔黄庭坚乃至宋代的文献，旁征博引，考证精详，读者在披读之顷便会获得相当直观的感受。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立足于此，做出了更有价值的宏观讨论，若前文有句云：
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纸本（局部），草书 33×729.5 约元符三年（110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黄氏之外，作者对其他研究对象亦做出了极为扎实的考证、阐释。在文本考证方面，若《张旭悟笔因缘考辩》一文中，作者深入解读唐代典章制度与名物方面的文献，证明《唐国史补》卷上引张旭自言“公主担夫争路”意指“‘公主之担夫’或‘公主家担夫’与‘行人’争路”（23页），书坛千载公案，至此涣然冰释，令人击节称叹！另如“书迹丛考”中驳徐复观谓传杨凝式书《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为伪之说，以为杨氏自署“老少傅”于史有稽，故而得出“暂作真迹对待”（325页）的严谨、持重之语。在《神仙书家锺离权》中，作者从《宣和书谱》收录本是神仙的锺离权（即“八仙”之中的汉锺离）这一反常的事件破题，抉发出徽宗佞道、蔡京滥权的玄机（179页），如此则将惯常视作“书学文献”的《宣和书谱》与彼时的政治生态紧紧嵌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传世书迹（此处特指墨迹与刻帖）多为尺牍，如何准确地解读其文本，是进行一切研究的前提，但尺牍文本大都十分短小，且书写时间、接受者身份、文本内容都难以一望而知，更不必说其间的种种习语、缩略语与暗语。而本书的“书迹丛考”部分恰在考释尺牍文本方面极有发明，兹举一例。《绛帖》卷十等收录了五代名书家李建中的《与司封诗翰》，书法温婉劲媚，虽是刻本，然风神奕奕，不输墨迹。历来学者都不能知帖文中的“司封道兄”是何人，遂难充分发挥其研究价值。作者据苏轼《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惟演、易）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诗四首中的第三首与此《诗翰》同韵，推论“司封道兄”必为“二钱”之一，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钱惟演曾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廿二日有擢司封郎中之事，论定其为钱惟演无疑。人物既被考出，则帖文所涉诸事，亦在大量文献的参证下，一并得到圆满的说明（372-374页）。毋庸讳言，如此精当洗练的考证有赖于作者对庞大文献的长期沉潜。对于过度依赖关键词检索、随意袭用他人论著中引文之风甚炽的当下，有着激浊扬清的功用；对于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亦有着不容忽视的示范意义。
张旭《郎官石柱记》 拓本帖芯20.2×13cm 上海博物馆藏
除却上述对书家行迹、书迹真伪与种种文本的精详考证，作者有意以之为基础，对由此生发出的一些理论、现象、思想、观念，做出一些颇见光芒但又极有分寸感的讨论。这些讨论既与作者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整体认知有关，亦同其在细致考证之际有“得间”之思密不可分。以下拈出几处。在《静水流深——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之绵延与嬗变》一文中，作者指出：
杨凝式《夏热帖》
当然，作为一部逾四十万字的厚重专著，作者需要在其间应对唐宋之际方方面面的研究问题，偶有一些无心之失，实在无可厚非。笔者认为，相比于文献操作层面上的精微周到，此书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文中附图的说明信息不够完整——只列出书迹的作者与名称（集中表现于上、中二篇），亦缺少附图的目录。倘书中所涉皆是闻名遐迩之作，信息简单尚不成问题，但此书的一大特色便是挖掘出了大量的稀见书迹，包括尺牍墨迹、刻帖、书画作品后的题跋、写经、铭刻照片与拓片等。不能完整说明相关书迹的藏地、版本情况（主要是拓片）、出处（据刻帖或图录节选者），对于读者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缺憾。而即使在相关信息较为完备的下篇中，对图像的处理亦稍显不足。质而言之，从近现代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文史研究之重视图像资料，并构建围绕着图像的一系列规范，其发展程度无疑要远远逊于文献。故而迄今仍旧有相当数目的学者（即使是艺术史研究领域）不甚重视图像，在使用图像进行研究时，亦不免有时堕入“以图证史的陷阱”。置身于有着“左图右史”成法的学术传统之中，而不能得兼两者，自有其弊。作者精于挥毫，对于书法一道的技术、风格、趣味皆极内行，所以对于图像信息处理的若干缺憾，自然不会是学力不足，而只能是留有未尽之力所致。事实上，中国艺术史乃至广阔的人文研究领域倘能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对图像研究有实质性的突破，必为其间的要因。除此之外，笔者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些具体的配图问题与文献使用问题，限于篇幅，遂不赘列。仍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这方面讨论，并不影响此书之为当下极具创获与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著作的整体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