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学术研究既非冰冷、乏味且只能由极少数从业者出入的“象牙塔”，而从事其间的学者也从来不乏“有趣”、“有心”之人。
在北朝摩崖刻经等领域有着奠基性贡献的学者赖非就是其中之一。他近年出版的著作《考古拾趣》并非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是他在学术生涯中，选取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转化为生动可读的随笔集，是一本有性情，又有趣的书。这里面，有他在考古发掘、调查记录、制作拓片的工作片段，有围绕着觥筹交错的生活趣事和家庭生活的追忆，也有与东西方汉学家的交往点滴等。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不论是“考古学家”，还是“书法史学者”，大抵属于那些在其领域有着精深研究的“专家”——他们整日撰写其实并没有多少普通读者“垂青”的专著、论文，且一开口、一下笔便“学究气”四溢，从容超越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不得不说，这种相当普遍的印象虽有其道理，却是建立在巨大隔阂之上的成见。专门的学术研究既非冰冷、乏味且只能由极少数从业者出入的“象牙塔”，这些从事其间的学者也从来不乏“有趣”、“有心”之人。只不过，普通读者缺少涉事其间的兴趣与机缘，饱学之士又多为体制所囿，并不会在撰写寻常读物上倾注心力。造成的结果便是，除了上述“隔阂”的成形，还给一些浅薄妄人以可乘之机，致使庸劣之作“洛阳纸贵”的奇闻不绝于耳目。在此情况下，赖非先生新著《考古拾趣》便尤为可贵了。
近时欧、美、日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渐成规模，这自然是学术进步、文化交流的可喜现象，外邦友人的学风、方法与眼光也自然会对许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产生积极作用。但颇有一些人在歆羡“他山之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像赖非先生这样的国内学者在漫长岁月中的艰辛付出与宝贵积累，以致造成一种有国外某专家“垂青”而后此领域研究才得以起步的谬见。在我看来，这既远离了事实，更违背了学术的良知。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赖非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了学术经费（特别是出版经费）的严重不足，据我所知，他似乎也从未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遂不得不依赖父母、夫人的鼎力支援，书中许多让人动容的家庭故事，都与这种“打碎牙往肚里咽”的苦涩境况相关。虽然以他的豁达人生观而言，不难笑对窘境，可是，著述如此精湛的资深学者，从事着意义如此重大的研究工作，居然在“文化大省”、“孔孟之乡”经历着长年的“釜底抽薪”，实在让我这个同乡后学觉得脸上无光。欣闻赖非先生汇集学术生涯中诸多有趣片段而成的《考古拾趣》由饮誉业界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发行，出版社团队的专业眼光与学术格局令人钦佩！这样一本有学术、有艺术、有人生、有性情特别是有趣的书，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衷心地祝愿赖非先生学术之树长青，撰写更多著述！因为我知道，他肚子里有趣的学问、有趣的故事，还多得很！
附记：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李志华先生、刘鹏先生等师友的帮助，谨此致谢！
赖非先生在办公室
这真是一本有趣的书！
《考古拾趣》
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稍有了解的读者，便会知道赖非先生向以在北朝摩崖刻经等领域的奠基性贡献。他于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期间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学训练，此后又有着数十年考古发掘、田野调查的经历，这在从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合著，齐鲁书社，1992年）、《山东新出土古玺印（并释）》（齐鲁书社，1998年）、《书法环境—类型学》（文物出版社，2003年）、《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齐鲁摩崖刻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赖非美术考古文集》（齐鲁书社，2013年），编著有《云峰刻石全集》（合编，齐鲁书社，1989年）、《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合编，齐鲁书社，1992年）、《邹县北朝刻经全集》（合编，齐鲁书社，1992年）、《中国书法全集·北朝摩崖刻经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山东书法全集》（凡23卷，执行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山东石刻分类全集》（青岛出版社，2013年）、《山东佛教刻经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等，另有学术论文百馀篇。这些平实可据又细密谨严的著述，不独实质性地填补了北朝摩崖刻经这一领域的空白，更大幅地推动了中国古代铭刻的研究水平。
卖书词
但同时，赖非先生也是个很“有趣”的人。这种“有趣”，一方面出自他作为一个“老底子”山东人所散发出的朴实、倔强与幽默，另一方面则与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既孜孜求索又善于苦中作乐的人生观有关。以至于任何人前去位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宽敞办公室登门造访，在接谈之顷，他们就会发现，操着一口地道邹城方言且衣着朴素的“学术权威”，即使在谈论专门的治学议题时，也始终保有着一种让人乐于亲近的朴厚气息。将笔尖游离出考古报告、文献考证的畛域而写作的此书，其实与生活中的赖非先生最为接近。扬雄所言的“书为心画”，于此有了最为生动的体现。
赖非书迹
《考古拾趣》不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是赖非先生在他那丰富且不凡的学术生涯中，选取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转化为生动可读的随笔集。此书颇好读，归纳其中的内容，约略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其一，数量最多的自然是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关涉考古发掘、调查记录、制作拓片、付梓成果的工作片段；其二，围绕着觥筹交错的生活趣事；其三，他与文博系统、高等院校、文化单位乃至东西方汉学家的交往点滴；其四，对家庭生活的部分追忆。赖非先生虽然著述等身，辛勤治学，但书中所呈现的并非一位专心治学而心无旁骛的“学究”形象。恰恰相反，书中的他，脾性憨直又温厚，豪放又细腻，尤善于捕捉艰苦工作中的些微生动、有趣的瞬间。因而不妨说，长年奔波于外地的考察，枯燥而专门的研究，似乎从未彻底解决的学术经费问题，大大小小的人事关系，都不曾消磨他那一颗温暖而细腻的心灵。以书中的篇目而言，《一堂未了课——记衔草寺的小女子》体现出他那悲天悯人的柔软情怀，当然，其人可悯，其事可叹，而这种一瞬间的阴阳之隔能在历史观相当通达的考古学家那里激荡弥深，本身也传达了人性的一抹温情。《中午喝大了》表露出作为“资深酒仙”的他在把盏举杯之际仍旧不能忘怀的怀古之幽思，这似乎不仅仅是出于职业属性或知识积累，其实也可视为旧式风雅文人的遗风。《笔会：糖衣炮弹》与《对不起老书记》则分别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卖艺走穴之风与一些领导干部出于附庸风雅的滥权行为，以坦率却不失分寸的调侃。深明自己“该吃哪碗饭”的赖非先生终究没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其间的取舍态度，实在可贵。
《考古拾趣》目录
由于赖非先生的学术生涯主要与各式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活动相关，因而此书中的多数文字，都以之为题。将这些篇目连贯起来，其实为读者了解一位长年从事实地发掘、田野调查与著述耕耘的学者，提供了许多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例如《谈“命运”》一文，相当简要地回顾了他在北大求学与后来工作的经历，今人熟稔他对北朝摩崖刻经的研究成果，但在特殊的年代里，他其实参与了各式各样的考古活动——成为了“万金油”，这对于读者重新认识学术界中“专家”的含义是有帮助的。而在异常艰辛、回报寥寥甚至不免于入不敷出窘境的工作中抽绎出来的几句“隽语”，如“那墓坑，下去不愿意上来，上来不愿意下去”，“考古考古，连蒙加唬”，“四海为家没有家，一年到头不是头”等，其实都是备尝甘苦后的心得之言。其间既有对研究的热忱，也有对逆境的豁达，因而读者们在图书馆、书店的一排排书架中穿行而过时，千万不要忽视其间许多研究成果的分量，更不要忽视其背后那些有趣的人。至于他在“下坡村”的种种经历与见闻；在慨叹“人品贵逾金”的同时，抨击愈发猖獗的文物盗掘行为；对前辈学人如朱锡禄先生等人的敬重——都呈现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这些内容固不因一些戏谑、诙谐之辞而减色。
在铎山打拓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生活、工作和交游趣事中的些许论学、论艺之语，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很见功力。兹举两例。其一，《“拓片不可信”》一文，讲到他于2010年在海德堡学术院的会议上“语惊四座”的经历。但拓片何以会“不可信”（此处应指不可盲信），实际上反映出他作为有着长年制作拓片经历的资深考古学家的睿见。盖凡有此经历者，无不知捶拓工具、手法、制作流程、装裱、天气情况甚至拓工是否识字、是否会写书法、是否知道石面某处有字、是否精于捶拓等，都会严重影响甚至决定拓片的最终形态，更不必说古往今来的古董商为了欺世牟利而发展出“改鹿为马”、“易鲁成鱼”的成熟手段，因而毫无“戒备”地将拓片等同于原石的“真实”写照，实在是大有隐患的。在这一方面，如巫鸿教授的名作《说“拓片”：一种图像再现方式的物质性和历史性》（收入《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拓片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与“时间性”特点，但仍未对拓片与原石的关联（即使是在某一特定时间）是否一定可靠这一点表现出多少怀疑。因而一句“不可信”，不啻为具有醍醐灌顶之功的“老僧棒喝”。当下治艺术史的学者倘欲在“物质性”这一取径上继续有所发明，赖非先生的告诫，自是极为值得关注的“诛心之论”。其二，在《双手扒开文明的门》中，赖非先生出于考古学家的敏锐判断，一眼望出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依据作为“采集品”的大汶口陶尊刻符论证文字起源的“硬伤”——缺少考古地层学信息的支撑。由此导出了他在后来参与发掘陵阳河遗址时，发现地层清晰、分期确凿的陶尊残片，从而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一语提供了凿凿可据的实物。虽然从近来的学术研究而言，5000年前的大汶口地区是否可以与后来的“中国”（民族、政治等方面）概念相联系，而这些陶尊上的刻符又如何与后来的“汉字”系统发生直接的渊源，还有进一步讨论的馀地。但立足于带有完整地层信息的可靠实物，不盲从权威且不被民族主义情绪冲昏头脑，仍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类似的“名言警句”在书中尚有不少，对于那些热爱文化、关心学术的博雅读者而言，自然不会有失之眉睫的“遗珠之憾”。
海德堡内卡河边
赖非与雷德侯教授
赖非与韩文彬教授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了对各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与研究支持，高水准的研究著作与愈发精美的展览图录也大量涌现，加之众多域外学者参与其间，使得像北朝摩崖刻经研究这样的冷僻领域霎时变得“热闹”起来，在坊间也吸引了为数不少的“粉丝”。但正如赖非先生深为海德堡大学艺术史系那历时长达300年的罗马时代铭刻研究课题（如今刚刚过半）所震撼一样，在学术项目“多快好省”、研究课题“大干快上”的时代风气中，我们越发需要一些冷静、克制与沉潜的品质。在数年前的一次交谈中，赖非先生以相当通透的眼光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该领域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客观的评估，大意是：从学理而言，针对如此丰富且异常复杂的文化遗存，仅仅是田野调查、制作拓片并厘清部分作者行迹与文本内容等基本信息，便耗费了整整一代学者的数十年光阴，而接下来的在宗教学、文献学、铭刻学、历史学、艺术史、环境学等方面的深入探究，如今才刚刚起步。将这番言论与《考古拾趣》中的工作片段一并考察，则他在书中未曾提及的一句话便骤然浮现了出来——无怨无悔地献身于学术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