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两大都邑今起“相会”，陶寺、石峁联展追迹黄河文明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尧都；而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陕西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最大规模的城址，有观点认为或是黄帝居邑。石峁与陶寺遗址二者所存在的年代相差不多，且都处于黄河流域，很多考古发现均表明，两者之间表现出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
当这两大考古遗址的文物并列展出时，对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与研究则是多角度的。澎湃新闻获悉，“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今天起山西博物院正式展出，此次展览分为两大部分。“帝尧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这也是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展出。展览持续至12月20日。

“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海报

陶寺和石峁共同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标识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则认为，石峁遗址石破惊天的发现， 确定了石峁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引领作用。
从距今4300年前开始，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而在陕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
从此，双城并峙数百年。土城恢宏，石城巍峨，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以及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陶寺与石峁，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在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据山西博物院公布的资料，此次展览在时间框架上确定为龙山时代，空间范围上锁定为黄河中游。根据展览内容和展厅形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帝尧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临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凉寺墓地文物辅陈；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天峰坪东遗址和碧村遗址文物作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补充，以芦山峁遗址文物作为连接陶寺和石峁的重要节点。据悉，此次展览是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展出。

1984年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陶寺遗址1978年发现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40多年的考古发掘，揭示遗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清理出宫城、下层贵族居住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区域，发掘墓葬千余座，出土了彩绘龙盘、土鼓、鼍鼓、特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

陶寺遗址平面示意图

陶寺遗址规模空前的城址，秩序井然的分区，气势恢宏的宫殿，中国最早的观象台，等级分明的墓葬，内涵丰富的文物……陶寺遗址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规模等级、文明程度等，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契合。学界普遍认同：这里就是帝尧之都。

展览现场复原的观象台场景

此次展出的陶寺遗址文物中有彩绘蟠龙盘 、特磬 、土鼓、玉神面、釜灶、彩绘陶壶等。其中彩绘蟠龙盘中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特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其器型硕大，音响清越，是后世按音序排列的编磬的鼻祖；土鼓是中国鼓类乐器的最早标本，以陶为腔，顶端蒙皮；玉神面与常见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玉人相似，造型典雅柔和，神态安详神秘，玉质晶莹润泽，彰显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

彩绘龙盘 陶寺遗址

 

彩绘双耳罐 陶寺遗址出土

 

铜蛙 陶寺遗址出土

 

釜灶 陶寺遗址出土

 

绿松石腕饰 下靳墓地出土

 

2004年清凉寺墓地发掘现场

 

石刀 清凉寺遗址出土

在陶寺遗址中，彩绘陶器发现数量较少，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同一种器物，依墓主身份不同，所用的件数、规格、结构、尺寸和精美程度也有不同，是墓主身份和等级特权的象征，从此开启了随葬品制度中长达几千年的礼制传统。彩绘纹饰的主题，如圈点纹、条带纹、几何纹、涡纹、云雷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对后来青铜器的纹饰构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此次展出的一件彩绘陶壶为泥质褐陶，外施黑色陶衣。颈下部有红色条带一周，肩部以磨光黑陶衣为地，上用红彩绘卷云纹，下腹着绳纹。

彩绘陶壶 新石器时代 高24厘米，腹径13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石峁遗址地处晋陕高原北端，黄河西岸，兴建于4300年前。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城内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现象。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铜器、壁画、纴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种种迹象表明，石峁遗址是其时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已经跨入了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

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现场

石峁遗址与大河相伴，雄踞高山之上，发现的超大型城址、宏大建筑、复杂宗教现象、精美玉器，及其与周邻聚落形成的多层级关系，都表明在4000年以前，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文明。石峁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主，等级分化明显，神权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步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石峁的发现改变了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进程的传统看法，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反思。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

此次展出的石峁遗址文物包括双面人面石雕、蛇纹鬲、口簧、铜刀等。其中双面人面石雕两面各雕一人物，表情生动，艺术风格成熟，与湖北天门后石家河文化中玉人相似，从其形态上看，可能是立于柱头的装饰。

双面人面石柱 石峁遗址出土

 

蛇纹鬲 石峁遗址出土

石峁遗址内发现铜器的地点主要是在皇城台，器型包括刀、镞、锥，还出土有铸铜石范，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研究中国早期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证。

铜刀 新石器时代 长8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石峁与陶寺在典型器物、信仰习俗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曾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对于石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前不久在研讨会上说，石峁石破惊天的发现， 确定了石峁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引领作用。他认为石峁遗址有助于以更广大的视野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
对两大遗址的对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此前发表研究文章认为，随着各自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披露，石峁与陶寺，这两处活跃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分别矗立于河套核心区域和中原腹心地带的都邑性大遗址，在城市规划、城垣结构、日用器皿、用玉传统、埋葬习俗、彩绘习惯、“暴力现象”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邵晶在《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典型器物、重要遗迹、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入手，试图阐明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所代表的两类考古学遗存及其背后的人群在发展繁衍过程中，是如何突破空间阻碍，演绎距今4000年前后国家层面交流互动的社会图景。

土鼓 新石器时代 通高80.4厘米，上口径25.6厘米，最大腹径41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邵晶认为，在典型器物上，石峁与陶寺的陶器面貌在陶寺晚期时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典型陶器方面，在陶寺早期，石峁与陶寺有联系的证据很少。自陶寺中期以来，北方石峁对南方陶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陶寺中晚期以来的陶器面貌，受石峁影响的外在体现显而易见。如陶寺中期，可能是受到来自北方的以石峁为代表的双鋬鬲考古学遗存的影响，陶寺产生了带双鋬的空三足器；陶寺晚期，大量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明确表现在陶寺文化的陶器面貌上。除典型陶器外，作者指出石峁遗址及“石峁遗存”核心分布地区还发现一些与陶寺遗址相同的器物，如陶鼓、石磬、石厨刀、骨制口簧、细石器等，这些两者共有的“特殊器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连接石峁和陶寺的重要纽带。 

口簧 新石器时代 长4.63厘米，宽1.6厘米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特磬  新石器时代 长79厘米，高32厘米，中部最厚5.5厘米，底缘厚1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对比，是论证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崇玉和用玉上，从遗址本身和相同遗存分布范围内其他遗址的观察来看，石峁与陶寺有较多相似；在朱绘和彩绘的使用上，陶寺遗址彩绘与石峁遗址壁画在图案的“折勾”形态有相似之处；在“暴力现象”和人祭行为上，陶寺遗址表现出明显的“暴力色彩”，石峁城址的修筑也“使用”了大量人头；在殉女现象上，石峁遗存分布区域内流行在竖穴土坑墓内殉人的风俗习惯，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内也可能也出现了殉葬女性的葬俗。

玉神面 新石器时代 长6.5厘米，宽3.3厘米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通过各个方面的比较分析，邵晶认为，这两大“集团”之间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均可找到例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认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的出现，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一支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探讨公元前第三千后半叶晋陕高原的区域格局，陶寺遗址是不容回避且难以绕开的。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他认为，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的建筑传统，深刻影响了区域政体的社会形态乃至治理体系。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活跃在晋陕高原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极密切的陶寺集团，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澎湃新闻获悉，结合这一考古对比展，山西博物院同时推出“追迹文明”的系列讲座，其中包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的《考古发现所见黄河流域文明起源》，介绍一万年以来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脉络，重点介绍社会分工和分化的出现和日益强化，权贵阶层、王权和国家的形成，此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则将讲述《黄土、石头与城——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晋陕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