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锦缎纹样》，歌川国贞，1847—1852年，V&A
“和服：从京都到秀场”展览现场
位于V&A的这场展览由安娜·杰克逊（Anna Jackson）和约瑟芬·劳特（Josephine Rout）策划，在疫情隔离期前曾短暂开放。展览从17世纪的和服开始，彼时的商人渴望炫耀自己的财富，由此促进了纺织业的扩张；到了近年，和服受到了新的利用与改造。你能看到歌手比约克（Björk）身着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设计的以和服为灵感的锦缎礼服，也能看到麦当娜（Madonna）身穿让-保罗·高缇耶（Jean-Paul Gaultier）设计的短和服。英国演员亚力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曾犹豫是否要参演《星球大战》，当他看到为欧比旺·克诺比（Obi-Wan Kenobi）的棕色和服所画的草图时，他被说服了。
身穿改良版和服的麦当娜
角色欧比旺·克诺比的棕色和服
此次展览渴望消除关于和服的陈词滥调，即它是超越品位、时代变化与商业的永恒之物。展览与图录强调这种服装始终与名流和大众宣传相伴。名妓是其早期的模特：一批木刻展现了她们注视着最新的图案和织物；她们身着和服的版画则同时出现在妓院与服装店里。歌舞伎剧场中的演员们穿过的服装受到了积极的研究与复制。歌舞伎演员佐野川市松于1741年时穿过的一条宽腰带的花纹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站立的名妓》，滕川春好，1804—1818
和服偶尔也会充当记录历史或是宣传的工具。在一件20世纪的男式贴身和服上，醒目地印着蓝色与白色条纹，以及汽车与货车的图像。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的扩张，一件为男婴设计的贴身和服上竟出现了明显的军事图样：一艘战舰正乘风破浪，战斗机则盘旋上方。
左：男婴的和服，右：普瓦·波列设计的斗篷
对于任何接受过西方着装教育的人而言，和服是让人不安的。它没有突出或夸大身体的线条，紧贴胸部或臀部，而是忽略了它们。和服的裁剪没有曲线，只有一匹布，一块平面：形状并不是关键元素，图案、纹理与颜色才是。接下来是袖子的问题。它们不只是附属品：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拥有自己的表现力。
《台阶》，小早川清， 1935
在此次展览中，你会发现，和服的影响力是深刻而持久的。19世纪80年代，当欧洲人开始担忧紧身胸衣造成的扭曲和挤压时，英国理性着装协会（Rational Dress Society in Britain）等组织从和服中获得了另一种着装形象。在摆脱束胸衣的20世纪早期，和服受到了高级时装的同化。达夫·戈登夫人（Lady Duff-Gordon）以露西的名字从事设计，她因为身穿淡紫色丝绸和服与松鼠皮大衣外套逃离泰坦尼克号而出名。普瓦·波列（Paul Poiret）设计过一件很棒的深黄色斗篷，从肩上松松地垂下，旁边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一件有黑白粗条纹的大衣或许出自埃米莉·弗洛格（Emilie Flöge），她和自己的姐妹在维也纳经营一家时装铺，不过，她更为出名的身份或许是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伴侣及其名作《吻》的主人公。
日本生产专用于出口的和服，1905—1915，V&A
令人着迷的面料、华丽的线条、复杂的分散设计，以及传统的陈列于竹竿上的展示方式，很容易让人以为和服是艺术品，而不是服饰。为了改变这一点，V&A博物馆打破了传统，将一些和服置于人体模型之上，在特制的人体模特身上放置了一些和服，面料会微微卷起，设计开始有了动感。
一位年轻女子的和服，1905—1920
展览将和服视为一种不断演化的形式，并将其置于戏剧般的场景中，不同的布景与展厅加强了这一点。在展览开始的地方，伴随着背景中的水声，你能看见屏风和竹林；到了最后，一座铺着碎石的未来主义花园映入眼帘。此外，你会在男士服装中发现东西方的融合。桑姆·布郎尼（Thom Browne）2015年的灰色套装展现了西方服饰的传统，但服装上布满了和服图案；藤木屋的职业装呈现出典型的和服形状，却由来自西约克郡的细条纹精纺羊毛制成，并配上领口和领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