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二楼的大平台，澎湃新闻看到了一排排长长的陈列桌，手稿、书籍、照片、私人物件并排放着，陈列桌的一侧有一面以60倍速度高速运转的钟，和桌上的这些物品一起，带着人们穿过上海双年展24年的历史。
文献区，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这场疫情后的首展中，文献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历史资料，出现在展览中的是由艺术家们提供的个人文献：你能看到出现在张恩利画中的旧水管、铁桶和皮球，鸟头组合用过的照相机，也能看到八九十年代的磁带和版本较早的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在走入历年上海双年展作品的展厅之前，这些特殊的文献向我们展现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以及他们曾受过的影响，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折射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展览也试图唤起人们共同的时代经验。与这条相对私人的线索并行的，是展厅之间的一条回顾过去数十年国内外历史大事件的长廊。个人的记忆总是与历史密不可分，而艺术家善于表达这种关系。
1996上海（美术）双年展场在上海美术馆（南京西路456号）展出时馆外立面，1996年。周春芽供图
“展览‘海浪’的名称取自20世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同名小说，我们借此表达了一种抽象的比喻，即历史就像海浪冲刷过海滩一样，在个体的身上留下印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助理策展人黄彦娜告诉澎湃新闻，展览不只是在回顾双年展的历史，更是通过作品背后个人与社会、与世界的联系，将人置于更广阔的的历史汪洋。
《TAI CHI-迪斯科》，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此在的时间”主题将人们带回过去的某个时刻，重新审视当时的生活。张健君的《TAI CHI-迪斯科》以数十台黑白电视机同时播放老年人跳迪斯科的场景，整齐划一的动作让迪斯科变成了集体行为，旁边则是一个外国人在打太极。有趣的误读让人反思早期毫无过度的中西文化交融。 “漫游者”主题下，张恩利的《床》系列讲述了城市快速发展下“新移民”的处境，在张恩利的薄涂下，“床”作为一种标志，隐喻了人在陌生城市中脆弱的位置。“风景之再现”揭开了城市中的自然与文化风景，杨振中的《我吹！》以看似荒诞的方式将女孩吹气球与南京路上的车流结合起来，一处了究竟是什么带动城市高速发展的问题。“复调与重奏”里，谷文达、邱岸雄等艺术家试图通过拆解文字和符号，通向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狂风与畏”中，张培力的《同时播出》将人包裹于全球各地的新闻图像中，让人对图像与网络的嘈杂和由此引发的焦虑感同身受。
张培力，《同时播出》（2000上双展览现场），2000年，多频录像。艺术家供图
在打乱了时间的展厅里穿梭，并不会觉得错乱，相反，你能感受到展览的完整性。这或许是因为策展人已经确定了明确的线索与主题，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的观众，他们观看的目光多少基于已有的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和理解：那些五花八门的装置作品也可能在其他展览中见到，而那些绘画与它们并没有在时间上显示出明显的断裂。但是，或许我们仍然可以从时间顺序来重新进入这场回顾历史的展览，毕竟，如果追溯一下上海双年展的发展，联想一下过去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接受度，一条时间的线便会浮现出来。
《帽子/灯罩》，黄永砯
2004年起，上海双年展开启了策展人制度，引入国际策展人和艺术家。这一策展制度在2014年时得到了发展：上双开始采取主策展人制，“我们不再强调策展人的中外平衡，而是以策展人的方案与当下中国的紧迫性联系、艺术的敏锐性来决定谁是主策展人。PSA会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但是最终的决定都在于策展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在采访中说道。
徐震，《当、当、当、当》（2004上双展览现场），2004年，装置，艺术家供图。
顾建军曾参与多届上双，在他看来，上双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6、1998年是初步的探索，当时需要思考双年展究竟为这座城市需要做些什么；此后，双年展的主要任务是培育观众，让观众认识当代艺术，在这一阶段，上海双年展始终立足于城市本身；大约从2012年、也就是双年展移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展览开始更多地思考人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并且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探索。”顾建军告诉澎湃新闻。
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展览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如今，上海双年展走过24年，今年的双年展原本将于11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内就行，然而，受到疫情的影响，展览进行了调整，展期将从今年11月持续至明年6月，氛围三个阶段，首先以线上形式进行。在此之前，展览“海浪”似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龚彦告诉澎湃新闻，“这次展览的构思来自于疫情期间，疫情中的停摆、隔离让我们思考如何去重逢、重逢的意义是什么。上海双年展走过的24年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快速发展的24年，以这样的形式去‘重逢‘，对我们而言有很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