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追寻胡汉研究的细节，揭开那些隐秘的史实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胡汉融合鼎盛时期不过几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几代人体察省悟。近期，由知名文物学者葛承雍所著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外来文明如何伴随胡人进入中原逐渐影响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俗。知名学者孙机先生称其中一些论文是具有开创性的，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
在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葛承雍表示，“胡汉现象是多种文明汇聚后的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吸收了各种文明后的升华结晶，汉唐时期既善于继承前代遗产，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具有典范意义。历史研究者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
葛承雍二十多年来走访了海内外许多收藏有中国古代“胡”“蕃”等外来文物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记述拍摄数以千计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画，通过考古文物印证了史书记录的胡人活动，呼应了诗赋中对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旧史逸闻细节疑团，生动地折射出胡汉相杂的气象。

唐长安明德门遗址考古工地，葛承雍说，坐在千年前的门槛上有种进入历史的感觉。

胡汉研究：醉心学术的“牢笼”
澎湃新闻：葛老师您好，读您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丛书，可以感受到您这么多年来醉心于中古胡汉历史研究，乐此不疲。您何以对胡汉历史有如此大的兴趣？
葛承雍：从古代胡汉族群角度看，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就是形成共同文化接受中华文明的过程。公元前2世纪以后就是各民族冲突、碰撞和融合最显著的时期，到10世纪唐末五代时期经过千年的多元文化汇聚，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共同认可的民族心理。过去我们强调中原汉文化“大一统”的天下观，遮盖和忽略了外族融合的历史事实，一个世纪来中外学者对中古历史的解读，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等前辈学者为我们后人研究铺垫了继续探讨的基础，特别是考古新资料为我们带来了新视野新视角，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葛承雍著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书影

胡汉现象是多种文明汇聚后的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吸收了各种文明后的升华结晶，汉唐时期既善于继承前代遗产，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我会关注。
学术是我无法挣脱的“牢笼”，随着我度过了一生，但是我乐于做学术圈的“囚徒”，因为随着海内外不断发现的新东西，会迫使我心醉神迷地去研究学术。突破陈规，摒弃浅薄，无论是引来争论还是前沿突破，无论是起哄杂音还是豁达沉默，都需要去进行积极的探索，国外对胡汉历史的研究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我们利用考古新发现后来者奋起直追，国际学术界不能没有中国学者话语权，这是几十年来的体验与思考。
澎湃新闻：此次出版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丛书是您多年学术成果的汇集，最早的写作缘起于何时？有没有一个从偶发到自觉进行胡汉研究的过程？在此次重新编纂的过程中，有没有新的发现？
葛承雍：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时，毕业论文是《唐代国库制度研究》，答辩主席是李学勤先生，他当时提问我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丝绸，我回答这是全国州郡交纳的租庸调折合物，他很高兴说这就是唐代国库调拨的东西，文献要和文物结合起来研究。李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大部分学者只知道我们境内的丝绸之路，一出新疆就不了解了，是“半截子丝路研究”。他鼓励我做中西交通的文化交流研究，从此我开始关注长安和“关中本位”下的外来文物，写了胡墼引起、昭陵六骏名号、突厥石人影响等等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反响，这是千年前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西文化交流就在我们的文物发现里，如果那些老先生们能活着看到这些文物，肯定会解读出世界眼光的震撼作品。因此我对胡汉研究也逐步从自发

昭陵六骏之青骓

昭陵六骏之什伐赤

昭陵六骏之特勤骠

走向了自觉的阶段。几十年来按照前辈学者的要求，力求做出超越传统史书局限的解读。我可以对自己的孙子说，我们在这个既是黄金时代又是忧患时期真的努力过。
澎湃新闻：孙机先生称其中一些论文是具有开创性的，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您是如何钩沉出那些隐秘不彰的史实？有什么思路吗？
葛承雍：孙机先生是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老师和引路人，他经常指导和教育我不要急匆匆发表论文，一定要有二重证据或三重证据，要做到极致，二十年内无人超越。孙机先生的“阳燧之火”论文等了三十年，找到朝鲜墓葬里的文字证据才发表。孙先生说我揭示了一些中外文明的史实，可能就是指对来自其他民族关系文物的新解读，对洛阳发现景教经幢的系列研究，对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祆教新图像的解读，对安备墓新出粟特艺术图像的公布和解释，对“醉拂菻”所表现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解读，如此等等，都是首次原创性发表，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反响，并被翻译成外文而传播欧亚诸国学术界。

新疆高昌故城出土景教复活节礼拜壁画

可以学术分享的是，在老先生们指导下，20年多年来我始终以考古发现新文物为先导，这是最新前沿资料，或是未解读的文物，等待新的研究推出。考古文物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双翼，关注国内外学术动态，就是这几方面构成我的学术思路。
澎湃新闻：胡汉历史问题不仅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的前沿研究，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与域外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往来互动的叙事。可以说范围非常宽泛，您如何理解胡汉历史研究，当下学界对胡汉历史研究的现状是什么？存在分歧吗？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葛承雍：胡汉研究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探索，涉及到很多学科的解说，仅西域与中亚出土的多种胡语文书就把人们吓瘫了，考古和出土文物的文化归属，外来“三夷教”的认识，以及古代艺术品的来龙去脉，都是不容易解读的领域，所以学术界争议也较多，很多问题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有最终结论。但是有历史依据的分析推测，只要不是瞎想胡扯，仍是值得鼓励的一种探讨。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多次鼓励我积极探索、敢发人先，宁可“错得可爱”也不要“对得平庸”。就是社会科学也要允许探索失败，总比封闭保守强百倍。
当前国内外研究历史上的胡汉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流是好的，过去不注意或被忽略的问题走入学界视野，尤其是年轻人有外语优势，国外留学打开了视野，他们将成为新的一代开垦者。20年前我也做过俗语对音的研究，为了防止滥用、持致以谨，后来重在知己知彼，主要解读新出土文物。因而，我们更加辩证地、客观地看待诸多分歧，化解心中的迷茫，对探讨外来文明相关领域的难题有助于解决。

葛承雍著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艺术卷）书影

纸上考古：文献与文物的合榫合口
澎湃新闻：您在序言中说，二十多年来走访了海内外许多收藏有中国古代“胡”“蕃”等外来文物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记述拍摄数以千计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画，通过考古文物印证了史书记录的胡人活动，呼应了诗赋中对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旧史逸闻细节疑团，生动地折射出胡汉相杂的气象。学界也有些人称您是“纸上考古”。您认可吗？您觉得“纸上考古”与田野考古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纸上考古”最大的发现与快乐在哪里？有什么例子？
葛承雍：“考古”的涵义很多，我虽不从事田野考古，但也深入考察了几百处考古工地，研究文物不到现场不会有观察体会，这是一个整体观，至于平常走访海内外的文物古迹就更多了，在博物馆或文物库房看文物、拍照图片和现场考古人员交谈商议经常夜以继日，我们不能认为在田野挖掘墓葬或发掘古城遗址才是考古，而将田野出土的文物搬运回研究所，开始更为细致复杂的甄别、判断、分析，这是更艰巨的考古精细工作，必须找出文献典籍的记载对应吻合，这是一个旷日长久的工作过程，就像现在我们在文物科技实验室一点一点解剖出土文物，所以说这是“纸上考古”。每当发现文献和文物能对应结合找到答案是最快乐的时候，当然很多时间是立马找不到的，需要慢慢琢磨力求二者合榫合口。例如对隋代酒神驼囊的考证、对隋代环形壶的考证都是花了好几年功夫，为考证湖湘地区的胡人俑我去了湖南三次，从岳阳窑到长沙窑再到醴陵窑，仔细观察出土胡人俑和各种图像，最后断定湖湘陶俑和陶瓷与外来文明有关系，是重要的“丝路一环”。现在还有一些地区的新见胡俑我还没有写出来，就是有出土文物但没有文献记载，等待了好多年没有发表，这没有快乐只有苦恼，所以“纸上考古”绝不简单，其解读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孙机先生等其他前辈学者就是我的榜样。自然不能忘记很多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专家给我提供的机会，带领我看文物甚至摸文物，这些值得衷心感谢的好友同仁是我研究动力之一。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正面

澎湃新闻：在这套丛书中，读您的《“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一文，让人饶有兴趣，仿佛神探探案一般，从西安新发现的隋代“醉拂菻”骆驼俑，说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完整的陶俑，再到隋代陶俑造型艺术中流行着外来酒神的“形”，从而得出“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在这些文章的写作与考证中，可以发现您对新文物的敏感性，您如何看待新发现文物与旧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
葛承雍：西安目前考古发现了隋代四处墓葬中有希腊酒神的驼囊陶俑，2006年就出土有第一个驼俑，最初发现时考古人员并没有把它当做宝贝，一直在库房等待整理。我到考古院看到这件文物，驼囊上有罗马柱子，引起我关注，拿起后惊喜不已，请修复师画图复原，我直觉感到这不是一般文物，与外来文明有关，经过几年查阅，请教国外学者，最后写成《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这是新文物与旧文本互相印证的绝佳结合。“醉拂菻”这个名词宋代史书就有记载，皇帝曾将“醉拂菻”金腰带赏赐给大臣，属于皇家宝物。但宋以后失传千年了，人们认为所谓“醉拂菻”是想象编造的传说故事。现在墓葬考古发现不止一个，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收获。2000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收藏进一件完整的“醉拂菻”陶俑，流散在欧美的同类驼俑也有好几件，但西方学者解读为基督受难像，这就误判差远了。新发现文物与旧文本记载之间的阐释关系，就是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这是时代学术发展的新潮流，但必须对旧文本很熟悉，才能研究新材料。我们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基础上才能超越传统做出新突破。

载物骆驼俑， 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

载物骆驼俑上的驼囊，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

载物骆驼俑B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澎湃新闻：在写作中，如何面对一些历史细节，比如您之前提到文物中的狩猎的驯鹰、胡旋舞、胡腾舞的重新认识，如何将文物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进行结合？
葛承雍：近些年来，中国学者“走出去”与“引进来”已经打开了过去封闭的局面，国际间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我们利用学术考察和田野收获也十分普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传承者，也要成为一个细节观察的研究者，抽象与肤浅叙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在国内外考古文物机构和博物馆拜访时，总是先看平时不注意的相关文物，而在野外考察时带着平时正在思考的问题，积极向专家老手俯首请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帮助。比如胡人狩猎中臂架鹰鹞，从壁画和陶俑上看都是静止的，听了东北海东青驯养者和新疆哈萨克驯鹰者的介绍，才能写作时写活写生动。胡人舞蹈也是如此，到了塔吉克斯坦听了当地学者介绍，才知道中亚北部舞蹈主要在腰部以上手势变化，而中亚南部则是在腿部弹跳，这在我们书本上绝对是没有记载的，胡旋舞的柔软身段与胡腾舞的腾空跃跳，由此而知活的生命对学术研究的重要。这也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基本要求，我又加上了“看万件物”。

在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唐代胡人壁画前，葛承雍表示在这里思考胡汉历史问题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胡俑的语言：透过个体看历史
澎湃新闻：您说过，土与火烧制的胡俑确实不会说话，但是胡俑的造型却是有肢体语言、形状语言的人，此处无言胜有言。应该如何真正理解这些文物，从而真正读懂这些胡俑的语言？
葛承雍：胡俑的研究从1957年郑振铎先生开启，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关注这一艺术领域，1958年出版了《陕西出土唐俑选集》。与此同时，西方学者1958年也出版了《唐俑中的胡人》。一些本该由中国学者解读的胡俑课题后来却遗憾的停滞下来，半个世纪后我才在国外看到英文原书图录。古代没有照相术，能留下研究的直观形象就是陶俑、壁画等，胡俑是激活历史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复活了外来族群的一些细节，有益于视觉化历史的深度诠释。千年前艺术工匠为什么塑造出文官、武士、商人、马夫、奴仆等等胡人的形象，并且在墓葬中形成“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无疑与当时胡汉社会影响和生活有关，是忠于史实的艺术刻画。我们正是凭借浓缩了历史人物形象的胡俑去观照千年前的社会，可是真正读懂胡俑并不容易，我们只能依据造型判断其职业身份，而不能依据深目高鼻去判定族属或民族，社会史与民族史是不同的，目前一些年轻学人轻易说这是粟特人，那是阿拉伯人或是波斯人，这是胡姬那是蕃女，甚至列出十几个胡姬女性俑，实际上都是没有文献根据的瞎猜，落入“望形生义”的陷阱，这是需要注意的谬误。

胡俑

胡俑

波斯人俑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最新的汉晋隋唐考古文物不断出现，这对您的写作与学术研究有哪些贡献？帮助最大的考古发现是什么？或者说，您关注最久、用力最深的考古发现是哪些？为什么？
葛承雍：70年来随着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考古文物发现从远古到中古，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发现，汉唐之间更是屡屡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新材料涌现出来，像甘肃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记载了西汉后期曾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使者、商人通过河西走廊往来于长安与西域之间，这是丝绸之路的确凿证据，我据此批驳一些外国学者说丝绸之路是虚幻的、编造的、浪漫的故事。正是一系列考古发现带给我们研究的新课题，例如写了胡人猎师、胡人乐师、胡人打球、胡人岁献葡萄酒等等开辟新领域的论文。要说最关注和考证时间最长的无疑是来自希腊罗马的文化遗痕，即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武惠妃石椁上的希腊化艺术，从地中海到大兴城的环形壶，从阿富汗黄金之丘的金腰带到青海都兰吐谷浑墓葬出土的银腰带等等，外来文明不仅带来新的艺术取向和精神活力，而且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

武惠妃石椁  全景图

石椁内壁宫女头像

青海博物馆藏唐代包金西方神祗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

这些年来我没有申请过一次国家课题，没有得到任何科研资助，因为先生们教导我说任何短平快项目都与精神生产无关，不要为了与国际“接轨”而与传统“脱轨”，为了“胡化”而忘了“华化”，全国每年几十万种图书，有多少能进入后人参考的书，学问是千秋事，出书也是百年事，确实令我反思。
澎湃新闻：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历史书籍偏重于宏大的叙事，但如何执著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葛承雍：近年来发表的史学论文似乎满眼零篇断目，涉入具体层面研究被批评为“碎片化”的研究。史学本身就是一门以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为基础的碎片学问，因为史学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推测，要收拾一地离散的碎片，立枝串叶，以碎串通，也绝不简单，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对有些人来说阐发各种宏大论述很容易，也有人借申报课题制造了大量的垃圾产品。我们重视史论其大，也不避实证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以细节约束。先贤们治学讲究“从大处立脚，从小处着力”，则是我们不少学人应该坚持的方向。孙机先生要我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就是这个意思。

胡汉女子立俑，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澎湃新闻：学术研究还是要映照当下，正如您此前所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胡汉融合鼎盛时期不过几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几代人体察省悟，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总是被困在民粹单边的囚笼里。隋唐时代作为多民族汇聚的移民国家，正是镌刻下了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你个人认为，胡汉历史研究的座标体系在哪里？这样的心得体会对当下这个时代与社会有什么启示？
葛承雍：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中国人也是最具历史观的人群，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要有历史感，有回顾总结经验教训的好处，也有沉湎过去思维陈旧的弊端，所以在中国，历史常常被用来为新学说提供依据，也因与过去接轨而过度守旧。我赞成历史与现实接轨，有针对现实的意义，既为当今所用，又为后世续航，否则耗费那么多人的才华去钻故纸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近年国家文物局和一些博物馆展览策划中，例如国博APC“丝绸之路”展，香港“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沙特“华夏瑰宝”展和去年“大美亚细亚文物展”，以及“大唐风华”“殊方共享”、哈萨克斯坦“草原金人巡回展”等等，都使我下基层挑选展品、审定地图、策划展板，收获匪浅。在践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中，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境界，我写的几篇大宏观论文实际都是对世界质疑的回应，并在策划展览实践中使得研究成果得到应用。

和田8-9世纪丝绸碎片  柏林博物馆藏

2004年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唐墓出土罗马金币

历史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通过回忆历史反思时代与命运，尽管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但是，历史研究者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说到底就是不能在曾经犯过低级错误的歧路上再重复走过，所谓“汉唐盛世”就是多民族融合强身了我们民族的肌体，有了国家雍容自信和坚持文化价值的核心，胡汉中国研究的座标体系就是融合各个民族的精华，一定要对外开放，必须要文明互鉴，这是国家和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注：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特聘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