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 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再结合上海图书馆“吉金”拓片来分析，钟鼎彝器收藏者与“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叠的，而且都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朋友圈中。在粗略统计清代“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家群体 后，不难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这一群 体中，由此可见，“金石”收藏圈有既独立又重合的现象，以独立为主，重合为辅， “金”“石”收藏基本沿着两个并行的轨道在发展，“金”类收藏者人数少，参与者 大多是高端人群，“石”类收藏者人数多，带有平民化倾向，类似于花费不高，乐趣 多多的“农家乐”，故碑刻一般美称为“乐石”，两者合一就是“吉金乐石”。 
这种收藏“金”与“石”分门别类现象，主要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大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无力者嗜好残石砖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与研究功能外，还 有一个书法欣赏与临摹功能，“吉金”属于三代古文字，其释读、认知与欣赏需要较 高的知识门槛，不像“乐石”那般大众化、通俗化，士农工商的日常书法学习大多依 靠碑帖。这就造成了“吉金”与“乐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关系中所占份额 差异极为悬殊，这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差异中已经可见一斑。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 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直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 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又称全 角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 进、发展、普及的过程，带动“全形拓”技术手法亦日臻完善。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 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出土与入藏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祭器。鼓腹敛口，颈部装饰兽面纹带，三柱足，上端亦有兽 面纹，两耳立于口沿上。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径83厘米，腹深49.4厘 米，重153.5千克。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其中重文5字)。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为岐山 县令周赓盛豪夺霸占，旋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得点 翰林后，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盂鼎，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归，运回岐山老家。同治 初年，宋家没落，大盂鼎转归项城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 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将其暂存关中书院。昔日左宗棠因遭人弹劾，得潘祖荫 疏救而幸免，遂决定以此鼎相赠，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又 从关中运回京师，入藏潘祖荫府邸。 大盂鼎铭文 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 三白本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后段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 米，深43厘米，重201.5千克。颈部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腹部有环带纹，立耳两侧有龙纹，足部有浮雕兽面。其内壁铸有铭文共290字(其中 重文7字，合文2字)。 
光绪十四年(1888)夏，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北 凤泉乡训义里，今在法门镇白村，即法门寺北偏西四公里 处，旋由关中运往京师，同年秋冬时节归潘祖荫所有。光 绪十五年(1889)春，潘祖荫开始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 世，其弟将大盂鼎与大克鼎从京师运回原籍苏州秘藏，成 为传家之宝。 
由此可知，潘祖荫收藏大盂鼎的时间跨度为16年，收 藏大克鼎不足2年。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大 克鼎、大盂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二鼎是百余年来出土 有铭文的最大圆鼎，堪称“国之重宝”。1959年，大盂鼎 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存 上海博物馆。 
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拓本传播和价值评判
《大盂鼎》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较为少见，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归潘祖荫后，光绪初 年“京师拓本”才逐渐流传开来，光绪十六年(1890)秋 潘祖荫去世，两鼎运回苏州秘藏后，潘氏后人的低调行事令大鼎传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传渐稀。 
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为大盂鼎“早期拓本”，此时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 “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所见此时拓本的质量一般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略有沁墨现象。 
“二白本”铭文下截锈斑尚存，凹凸斑驳明显，是 其主要特征，其铭文质量虽不如剔除锈斑的“三白本”清 晰，但传世数量远较 “三白本”稀少，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 
《大克鼎》光绪十四年(1888)夏关中出土时，铭文多半为铜锈所掩，文字漫漶不清，光绪十五年(1889) 春，潘祖荫在京师命工洗剔后传拓，并属李文田及门下士 之同好者为之释文，故传世铭文拓本可分“未剔本”与 “剔后本”两种。 
“未剔本”指光绪十四年(1888)夏关中出土后的最 初数月间的拓本，称“关中拓本”；光绪十四年(1888) 秋冬时节大克鼎运往京师，此后拓本称“京师拓本”。 “未剔本”铭文虽漫漶不清，约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识， 然传本极稀，文物价值极高，上海图书馆素以馆藏丰富闻 名海内外，然《大克鼎》“未剔本”亦仅存一件。
“剔后本”为光绪十五年(1889)春至光绪十六 年(1890)秋潘祖荫去世前一年间传拓本，称“京师拓 本”， 其传世数量也较少。 
潘氏去世后，其家人将大克鼎、大盂鼎运回苏州原籍 隐匿保护，其后两鼎绝少传拓。因潘祖荫收藏大盂鼎时间远 超大克鼎，故传世《大盂鼎》拓本数量亦远超《大克鼎》。 
虽然，潘祖荫收藏大盂鼎和大克鼎原器，还主持两鼎 洗剔、传拓、释读、研究工作，如今所见传世拓本亦多为潘祖荫在世时“光绪京师拓本”，但是，两鼎的最初拓本 或早期“关中拓本”皆非潘祖荫所有。 
下面，就将笔者近年在上海图书馆所见两鼎善本择要 介绍如下。 
三、大盂鼎和大克鼎善本的精选
“海内三宝”——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其中大 克鼎传本最为稀少，大盂鼎次之，毛公鼎最多，故将大克 鼎善本列在首位，优先介绍。 大盂鼎全形拓及铭文 周庆云藏本
（1）大克鼎
①周庆云藏本 
此为周庆云藏全形拓本，拓工精湛，系最旧拓本，当时铭文尚未全部剔出，部分文字漫漶不可辨，属于 “未剔本”。 大克鼎铭文 未剔本
周庆云(1866-1934)，字景星，一字逢吉，号湘 舲，别号梦坡，浙江乌程人。南浔巨富，喜诗文金石书 画，精鉴藏，著有《南浔志》《盐法通志》《梦坡诗文》 《梦坡室获古丛编》《梦坡室藏砚》《梦坡室金石印痕》 《四十砚碑拓本》《历代两浙词人小传》《琴书书目》 《琴史补》等。 
王蕴章题端:：
善夫克鼎。吴县潘文勤所藏。梦坡吟长得精拓本，属为篆额。西神王蕴章。
王蕴章(1884-1942)，字莼农，号西神、窈九生、 红鹅生、二泉亭长等，江苏无锡人。任上海沪江大学、 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上海《新闻报》主笔。通 诗词，擅小说，工书法，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有 《西神小说集》《王蕴章诗文钞》《梅魂菊影室词话》《然 脂余韵》等。 
卷轴装，画心纵200厘米，横92厘米，馆藏号: Z1437。此卷轴与下文《大盂鼎》王蕴章跋本，馆藏号: Z1237，同属一套。 
②褚徳彝藏本 
此本为褚徳彝旧藏，属于“剔后本”，存民国十四 年(1925)褚徳彝释文并题记。民国三十六年(1947) 归吴仲垧师李斋收藏。钤有“褚礼堂”“松窗”“千籀 窠”“仲垧得来”“师李斋”等印章。 大克鼎铭文 剔后本
吴仲垧题卷轴外签：
善夫克鼎旧拓精本，褚礼堂先生旧藏本，丁亥夏得于沪上，重装并记。仲垧。
吴仲垧(1897-1971)，字载和，亦曰在和，别署仲 珺、仲军，江苏扬州人。喜金石书画，善篆刻。因治印拜师李尹桑，故斋名曰“师李斋”。辑有《餐霞阁印稿》 《郘亭印存》等。 
卷轴右上方，王福庵题端：
克鼎。仲垧先生有道金石家命题。丁亥 (1947)九月福庵王禔。
拓片下方，褚徳彝释文并题记: 
乙丑(1925)秋九月十六日，小雨新霁，坐 江楼因书释文于拓本之上下方，有不可释者，仍 作篆文书之。徳彝记。 
卷轴装，画心纵126厘米，横47厘米，馆藏号: Z2135。 
③吴昌硕跋本 大克鼎铭文 吴昌硕跋本
此为吴昌硕、徐乃昌递藏本，系“剔后本”，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昌硕题跋。拓片钤有“徐乃昌 印”“企瑗所得金石文字”印章。 
拓片左侧，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昌硕题记: 
克鼎。是鼎出关中凤翔府，为潘郑庵宫保所 得。文多铜锈所掩，未尽剔出，兹就其可辨者录 其文于下。第二行“□”、第五行“□”字不可 识，不能臆断也。第十二行似本无字，“克曰” 以下诵其祖德，“王在宗周”以下纪其册命及赐 赉之盛。官止善夫而锡田如此之优，亦不可解。 
(其下大克鼎释文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岁在乙巳四月维夏， 安吉吴俊卿释于癖斯堂。 
卷轴装，画心纵111.5厘米，横56.5厘米，馆藏号: Z2049。 
(2)大盂鼎
①吴廷康藏本 
吴廷康问礼庵藏本，系吴式芬惠赠者，道光拓本，为大盂鼎“早期关中拓本”，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 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此时拓本质量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有沁墨现 象，显然不是出于熟练拓工之手。钤有“默公审释金石 文字记”印章。 
卷轴顶端，有同治甲戌(1874)十二月吴廷康(茹 芝)题记: 
周成王四年封康叔于卫，作酒诰。十九年丰 侯坐酒亡国，至廿三年命盂嗣乃祖南宫雩地即 事，无敢舔酒燕飨，黾勉正德，以正人民，而锡 邦司臣夫勿废朕命。盂乃作鼎纪事。可见周家所 以受天永命而垂训者，匪易任厥事也。道光中年 有自长安拓得，是鼎新出土者，海丰吴子苾阁部 (吴式芬)购以见惠，嘉兴徐籀庄(徐同柏)曾 注释文。同治癸酉(1873)岐山复显是器，争相 售取，居奇弗果。先寄墨图至浙，爰并前铭善本 合制于问礼庵，敬识升平胜事。(下略) 
吴廷康(1799-1887?)，字符生，号康甫、赞甫、晋斋、茹芝等，室名摹陶轩、问礼庵，安徽桐城人。喜金 石，善考据，能书画，精传拓，有砖癖。辑有《慕陶轩古 砖录》《桃溪雪》等。
据吴氏题记可知，此件拓本似乎应该是道光年间(1821—1850)初拓本，要远早于同治、光绪拓本，拓本原拟配全形拓，但是，现今只见铭文，却未见所谓 “墨图”(全形拓)。 
此本铭文拓本墨色相对较淡，虽然下截文字模糊，但 是铭文表面锈斑、剥蚀、凹凸痕迹异常明显，能真实反映 铭文表面的金属质感，为所见诸本所不及。这一特殊纹理 具有类同指纹识别功能，可以作为鉴定《大盂鼎》早期拓本的标准参考件，也是区分原作与翻刻的绝佳依据。 
此本卷轴装，画心纵77厘米，横43厘米，馆藏号: Z1194。 
②鲍毓东跋本 
徐乃昌积学斋藏本，道咸年间“关中拓本”。表面锈 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 白”，尚未剔出一横。 
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安 徽南陵人。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督办三江师范学堂。清 亡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主编《南陵县志》《安徽丛书》《积学斋丛书》《随盦徐氏丛书》等，另有《金石 古物考》《随庵藏器拓片》《随庵所藏龙门造像拓片目》 《积学斋书记》《安徽全省金石图》《安徽金石古物存 真》《皖词纪胜》等。 
卷轴上下各有光绪丁未(1907)鲍毓东过录徐同柏 《从古斋款识学》之钟鼎铭文及考释，另抄录《汪钟霖题 跋》，其题记曰: 
右文与下方释文均从嘉兴徐氏《从古斋款识 学》录出，末附吴县汪钟霖跋云。徐氏此书均 依原拓双钩填廓，精彩不差累黍，惟盂鼎时方 从岐山出土，以张石匏(海盐人)所寄钩本重 模，故编附于尾。鼎后归乡先辈潘文勤，敝 有 精拓本，兹为剪装补入，庶成完璧。光绪丙午(1906)十二月记。 
积学斋主人曩得此拓于京都，藏之盖有年 矣。丁未(1907)立夏日出示鲍毓东，命具录之，时居真州白沙翠竹堤上。
鲍毓东(1845-?)，号石室主人、 叟，浙江钱塘人。光绪间官海州知州，晚清诗人、画家，著有《端虚室 剩稿》《端虚室随笔》。 
此件徐乃昌藏本，传拓较粗率，上纸后尚未待到干 透，即上墨传拓，故满纸沁墨。但据鲍毓东题记可知，拓 本收藏有年。故笔者怀疑此类沁墨现象，或许就是道咸时 期“关中拓本”的特征之一。 
卷轴装，画心纵87厘米，横41.5厘米，馆藏号：Z1029。
③ 刘世珩藏本
此本为刘世珩(杞庵)藏本，道咸年间“关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浓厚。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 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 横。 
卷轴顶端，有李瑞清《盂鼎临本》，尾题“质劲上沿 殷法，楚派实宗此，后来景君公方神谶皆从此出”。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 清道人、玉梅花盦道士，江西临川人。光绪二十年(1894) 进士，1905年至1911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擅书画，书法 自称北宗，与曾熙的南宗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晚 年寓沪，与吴昌硕、曾熙、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有 《清道人遗集》《清道人临毛公鼎全文》传世。 
卷轴底部，有蒋黻过录吴大澂《盂鼎释文》。
拓片左侧，有罗振玉题记: 
盂鼎书体最峻整，在古金文中至罕觏者。闻 关中此鼎出土，凡二枚，一容十石，即此鼎是 也。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严峻则相 等，后为人载归皖，今未知存否?拓本尤难得， 皖为杞庵先生乡里，盖一访之，俾拓本得流传艺 林乎。上虞罗振玉记。 
罗氏题记所云“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严峻则相等，后为人载归皖”者，当指小盂鼎，此鼎与大盂鼎 同出陕西眉县礼村，曾归岐山县令李文翰，李氏乃安徽宣 城人，或云鼎已运回安徽老家。 
刘世珩(1874-1926)，字聚卿、葱石，号杞庵、聚 卿、楚园、灵田耕者、枕雷道士等，安徽贵池人。光绪 二十年(1894)中举人。清末藏书家、刻书家、文学家。有《南朝寺考》《贵池县沿革表》《聚学轩丛书》《读书 止观录》等传世。 
蒋黻(1866-1911)，字伯斧，号斧公，江苏吴县 (今属苏州)人。官清学部候补郎中，光绪戊戌(1896) 与罗振玉创农学社于上海，编刊《农学报》。藏书家、学 者，著《沙州文录》。 
注：此件藏品为四条屏之一，另三件为《虢季子白 盘》《散氏盘》《曶鼎》，装裱形式统一，皆卷轴装，拓 本上方皆为李瑞清临本，下方为蒋黻、罗振玉题记。 
卷轴装，画心纵98厘米，横48.5厘米，馆藏号: Z1293。 
④周庆云藏本 
此本为周庆云藏全形拓，上方为铭文拓本，下方为全形拓本。与上文《大克鼎》周庆云藏本同属一家收藏，一 时装裱。 大克鼎全形拓及铭文 周庆云藏本
铭文拓本之拓制手法与上文所述“刘世珩藏本”极 为相似，属于道咸年间“关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浓 厚。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 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 
全形拓本，鼎口里半露铭文，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 三白”，此本已经剔出一横，成“三白”。由此可见，全 形拓本为后补，与顶部铭文拓片非一时所拓。 
卷轴顶端有民国十一年(1922)王蕴章题端：
郑庵所藏盂鼎。盂鼎道光初年出眉县礼村， 旋归吴县潘氏，为郑庵所藏吉金中上品。此精拓 本尤见精采。近梦坡丈亦得一鼎，铭文大略相 同，惟“南公”作“惠公”。周初宝器至今完 好，文义篆法穆然，想见镐洛遗型，洵可宝也。壬戌孟夏，王蕴章。 
卷轴装，画心宽92厘米，高200厘米，馆藏号: Z1237。 
结语 
上海图书馆藏有25万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占绝大 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形拓片占比却极低，仅二千余卷轴，不足馆藏拓片总量的百分之一。再环顾国内 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机构，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从中 可见，金文和全形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种，究其原因 是，钟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贵，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 方要员，不是博学通人，就是贤达乡绅，其中也不乏巨商 大贾，但凡在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经史，或精 于小学，或笃嗜鉴赏。因此，过去一直将钟鼎彝器美称 为“吉金”，只有富贵贤达者才能拥有，也正因为是“吉 金”，故较少传拓和流通，与同属“金石”范畴的“石 刻”——历代碑刻的传拓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通过上文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大盂鼎和大克鼎的传世 拓本多为铭文拓本，较少见有配有全角鼎图的。这一情况 与毛公鼎拓本截然不同，毛公鼎传世拓本一般多带有全角 鼎图。从中可知，潘祖荫与陈介祺、端方诸人的金石鉴藏 的品味和兴趣的差异。 
其实“吉金”拓本的价值判断的核心依据，不在全 角，而在铭文。“铭文”部分，才是一件“吉金”拓价值 体现的真正主角，全角只是配角，仅仅起示意图的作用， 不可本末倒置。如今我们欣赏精美全形拓本时，千万不能 忘记“金石学”的初心——“正经补史”，铭文拓本和名 家题跋才是“吉金”拓本文物价值的根本所在。
（本文原刊于《书与画》杂志2020年第03期，由《书与画》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