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简称“大都会”）在其日本艺术展厅中举办展览“京都：艺术想象之都”（Kyoto: Capital of Artistic Imagination），对京都悠久的艺术传统进行了启发性的探索。大都会日本装饰艺术部策展人莫妮卡·宾斯克（Monika Bincsik）对展览进行了构思，将展厅中一些长期陈列的重点展品——如大型宗教木雕与20世纪艺术家野口勇的喷泉雕塑“水石”——与博物馆永久馆藏中未曾展出的作品进行了融合。
从5世纪的铜镜到杉本博司、名和晃平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大都会的展览聚焦京都这座日本昔日的都城与艺术之都，包罗万象地讲述一个复杂而连贯的故事。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层次感——一层层的釉料、刺绣或是水墨，而展览本身的呈现也颇具层次，例如，展览不仅向观众介绍了漆涂背后耗费心血的道道工序，也让人看到描绘屏风的一代代艺术家们如何重新讲述过去的重要历史故事。
按照原计划，展览在结束前会有四次藏品轮换。在我去年底看到的版本中，第一间展厅研究了横跨1400年时间的艺术，复杂的形式和主题关系再次浮现。我静静地驻足于两个展柜前，那里陈列着四件有卵石花纹的灰色须惠器陶瓷，它们从泥土中诞生，形状看起来安稳自若。旁边展示的神道教卷轴也涉及到土地和颜料，这些卷轴与杉本博司的一幅立轴一起展出，立轴上是一幅华严瀑布的银盐相片印刷品。
另一幅14世纪挂轴中描绘了印度教空行母（Dakini）的图案在室町时代（1392–1573）的两只红色花瓶中得到了突出。而在不远处，江户时代的书法、神道教的两尊木雕以及一张12世纪的面具让人开始思考关于形象、木雕、手工、书写等内容。展厅的中心安放着名和晃平的标本鹿，艺术家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标本，再用大小各异的人造气泡玻璃加以覆盖。正如展墙上的文字所指出的那样，这头鹿并非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式的动物尸体，而更像是对于春日鹿曼陀罗的召唤，在那些宗教绘画中，鹿的背后有镜子。在昏暗的展厅中移动，我意识到了不同肌理的共存——须惠器的釉，古雕像凹凸不平的木材，薄薄的卷轴纸页，以及包裹鹿身的玻璃。
12世纪舞乐舞面具
许多观众在与这头鹿合影之后便离开展厅，不再继续探索，但是那些继续走入接下来的展厅的人们会放慢脚步，阅读文本中的信息，上面解释着作品的含义。我一边一次次地听见其他观众讨论他们的发现，一边和他们一起走过不同的作品，揭开那些关于佛教、神道教和印度教的作品的不同层次。随后，我们发现自己“卷入”了平安（794–1185）和镰仓时期（1185–1333）的武士战争。走过那些关于武士战争的作品，你将看到室町时期的大型金色屏风，以及更往后的瓷器和漆器。
尾形千山和尾形光琳兄弟对于17世纪与18世纪早期的日本艺术具有巨大影响，在展览中，他们所创作的不同媒介的作品经过了美妙的处理和组合。而在展览的最后，迎接观众的是歌川广重之辈的浮世绘作品。这些作品创作于变革的时代，彼时的日本政要结束锁国政策，开启同世界的频繁往来。此后，随着1868年皇帝永久地定都江户，权力、能量、人口与金钱的天平便从京都倾向了江户（今东京）。
我所看到的展览版本着重于展现屏风、漆器和瓷器，同时也囊括了各种各样的其他作品：画卷和书法、木版画、图案书、匕首、刺绣布、能剧服装、和服以及14世纪的盔甲。展览强调艺术家们如何保护并发展京都传统，当我在欣赏几幅屏风的时候，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一种媒介，折叠屏风和时间进行着有趣的互动——你从任意一边靠近，“移步换景”，让视线穿梭于那些山峦河谷之间，偌大的屏风足以表现各种场景与季节，表达一系列不同的想法。在一幅17世纪末的屏风《源氏物语图》（Fifty-four Scenes from the Tale of Genji）中，艺术家仔细地重现了那个时代典型的发型与服装细节，在另一幅由16世纪画家相阿弥所作的《四季山水画（潇湘八景）》中，描绘四季的黑色与灰色笔墨反映出中国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如何经由京都艺术家的发展而成为自己的特色。还有一幅屏风《东山游乐图》作于17世纪20年代，描绘了樱花盛开的季节，根据展签上的信息，这幅作品传递出“国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战后终于迎来和平的庆祝氛围”。
展览不动声色地肯定了艺术家与学者的付出和研究，他们在宗教、历史、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中，在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持续着创作。沉浸在这样的漫长传统中无疑是一件幸事。
展览“京都：艺术想象之都”原定于2020年9月20日闭展，目前因疫情暂停开放，并延期。
（本文编译自apollo-magaz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