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约翰·普莱(John Prine)、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其他一票音乐人被视为“新迪伦”。相信没人会喜欢这个称号。鲍勃·迪伦(Bob Dylan)无可替代，他的潜在继任者们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民谣摇滚的风潮过去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约翰·普莱是少有的未被遗忘者。今年的格莱美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约翰·普莱。今年三月，确诊新冠肺炎的普莱住进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的重症监护室，于4月7日离世，享年73岁。
斯普林斯汀在推特上纪念这位同路者：“我和约翰都是七十年代的所谓‘新迪伦’。然而除去这些虚饰，他永远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一个数载的歌人，真正的国宝。”
迪伦对他的后继者向来不置一词，但他在2009年时这样评价约翰·普莱：“他的东西是纯正的普鲁斯特式存在主义，中西部的思想漫游至N次宇宙。还有，他写了那些优美的歌。”
约翰·普莱
约翰·普莱的天赋让他能轻松写出好听的民谣、摇滚和节奏布鲁斯歌曲。它们未受六十年代迷幻音乐的影响(当时他正作为机械师随美军在德国服役)，倒像直接从美国中西部的壮阔山脉中生长而来。他的嗓子粗粝、直白，吐字清晰，适合讲故事。和鲍勃·迪伦一样，约翰·普莱也说自己只是个词作者，不是写诗的。但他不能否认自己是个很棒的说故事者。他的故事总是简练，易懂，风趣，充满想象和同情。
约翰·普莱在芝加哥郊外长大，他看过这个世界线条深刻，生存不易的一面。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的抗议民谣血脉也在他的歌中延续。普莱的父母在肯塔基州出生与相识。父母记忆中的老镇已被Mr. Peabody的煤矿摧毁，他在《Paradise》(1971)中以平实语言歌唱这座废弃小镇的过往，以致当地不得不散发传单否认歌中所唱。“真疯狂，他们搞得我好像伍迪·格斯里。”
各色人等在他的歌里出没：被撞死的人，酗酒者，抽大麻的，退伍兵，服刑者，怕老的中年妇女，脱衣舞女郎，眼神空洞的老人。他们都真有其人，但真实总是很快与他的想象融合。“写歌时，我也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界限。”童年时，幻想哥哥迷失在狂欢节的记忆诱使他写下《Souvenirs》(1972)。这首歌摸到了狡猾记忆的只鳞片爪，寥寥几句便描绘出记忆如何盘桓不去，仿佛拥有独立的意志。
1971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后，邮递员约翰·普莱辞去工作，在音乐人的职业生涯中共发行19张专辑。除了经典的首专，1978年《Bruised Orange》，1979年《Pink Cadillac》，以及1991年关于婚姻的《The Missing Years》，都是被时光证明了的佳作。
约翰·普莱有过好运气和坏运气。年轻走运时，他被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Kris Kristofferson)赏识后与Atlantic唱片公司签约，随之走红，演出场场爆满。
从明星的高处回到民谣歌手的谦逊位置后，约翰·普莱继续在Live House、酒吧和俱乐部唱歌。1988年，只剩下人声和吉他伴奏的双碟现场专辑《John Prine Live》让很多人重新认识到他的魅力。
《The Tree of Forgiveness》封面
普莱早就预见到死亡的临近，罹患新冠前已得过两次癌症，一次在头颈，一次在肺部。在最后一张专辑《The Tree of Forgiveness》中，他想象了一个理想的死后世界。
“上天堂后/我要和上帝握手/感谢他赐予我没人能领受的好运气/然后我要买把吉他组个摇滚乐队/住进一间超棒的酒店/怎样 死后的世界是不是超棒?”(《When I Get to Heaven》)。他还要喝酒抽烟亲吻靓女，与父母大哥七大姑八大姨相见。他没有忘记父亲生前的祝福：“兄弟，你就算死了，也是一个死混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