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盏银台”与文物：古画、盆景、服饰中的水仙

作为一年一度的“岁朝清供”中断不可少的水仙，以其蹈水凌仙之姿成为各朝文人、画师表现的对象，发展至明清时期，水仙已成为各类器物、服饰中重要的纹饰之一，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赵孟坚《水仙卷》、明代陈洪绶的《水仙灵石图》、仇英的《水仙腊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玉海棠式水仙盆景”等等。
史籍中关于“水仙”之名的记载常取其三个方面的意涵，起初是指传说中的水中神仙。司马承祯《天隐子》解释：“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越绝书》记载伍子胥为水仙，因为伍子胥自杀后，吴王以其尸沉之江中；《拾遗记》中称自沉汨罗江的屈原为水仙。
文献中第一次以“水仙”指称水仙花，出自唐代段公路所著《北户录》，其卷三“睡莲”条下注：“孙光宪续注曰，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如橘，置之水器中，经年不萎。”故而水仙花是在晚唐由国外传入，到了宋代开始大量栽培，诗人们也多有吟诵，如刘兼《郡斋寓兴》：“秋庭碧藓铺云锦，晚阁红蕖簇水仙。”辛弃疾《贺新郎·赋水仙》：“云卧衣裳冷。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罗袜尘生凌波去，汤沐烟江万顷。爱一点、娇黄成晕。”也是从宋代开始，贯穿到明清，水仙成为诗词和绘画中的重要题材。
宋元时期的水仙画：雅致秀丽
宋代流传至今的名家所绘的水仙不多。五代西蜀宫廷画师黄筌的儿子黄居寀在其《花卉写生图册》中绘有水仙，黄居寀秉承家学，擅绘花竹禽鸟，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填彩浓厚华丽。与父黄筌早期同仕后蜀，进入北宋时期仍任翰林待诏，尤得宋太宗赵光义看重，授光禄丞，负责搜藏名画及鉴定品目。北宋《宣和画谱》著录其作品有《春山图》《春岸飞花图》《桃花山鹧图》等332件。
《花卉写生图册》该图册绘及各种花卉几十种，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他笔下丛生的水仙勾勒细致，形态逼真，“金盏银台”色彩对比鲜明。
《花卉写生图册》局部
《花卉写生图册》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人写生水仙图页中的《赵子园写生水仙》册页，绘制一株水仙上，叶片修长疏朗，水仙花朵形态各异，清明雅致。是宋代院体画的代表。
《赵子园写生水仙》册页
南宋院体风格到后期已经愈发僵化，宋末元初的钱选所绘的《八花图卷》就是钱选从南宋院体风格向文人审美意趣过渡的见证。钱选这卷画的后面，有赵孟頫的题跋，“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抖难复作此。而乡里后生多仿效之，有东家捧心之弊，则此卷诚可珍也。至元廿六年九月四日同郡赵孟頫。”
《八花图卷》中的水仙
宋代画水仙最出名的则是赵孟頫的哥哥赵孟坚，赵孟坚一生都在南宋，是宋太祖十一世孙，精于白描水仙，他的画多用水墨，用笔劲利流畅，淡墨微染。
赵孟坚的一幅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水仙卷》，是文人画中水仙形象的典型代表。此卷长丈余，共绘水仙四十株，花苞花朵一百八十余，水仙由卷首单株的疏朗到卷尾密集，花叶高下相互穿插，俯仰照应，水仙气韵灵动。细节方面，水仙叶用粗笔双钩法画成，墨色淡雅，花朵花蕊用工笔描摹。
赵孟坚《水仙卷》
赵孟坚《水仙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赵孟坚的《水仙图卷》，此类画水仙长卷存世有数本，学界尚存歧见，然多可见其运笔细致、构图繁复之共通特色，在叶片周围皆以细线勾勒轮廓，再于叶脉两侧烘染墨色。水仙花的画法也能见到延续墨梅技法，藉晕染表现花朵的多样姿态。此类水墨花卉技法，可视为南宋墨戏的新成就。以视觉效果而言，赵孟坚更强调画面上水墨的运用表现，展现丰富的变化型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坚的《水仙图卷》局部 
明代水仙画：淋漓洒脱的写意
明代是中国花鸟画的变革期，笔墨开始趋向于简洁清润，墨色也开始淋漓洒脱，更加写意，带有一种即兴写生创作的韵味。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的陈淳被誉为水墨大写意花鸟画派的创始人，在花鸟画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年时的陈淳画风由之前的工整秀丽逐渐转变为疏简奔放。《水仙图》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陈淳笔下淡墨双勾的水仙有着清雅之态，花蕊以重墨点染，叶片直直地上扬，一改之前水仙的柔媚，很有气势。并有五言诗“环佩飘然至，群推洛浦仙，微尘真不染，幽韵自生怜”。此外，《水仙图》也综合运用了诗书画的结合和水墨写意的技法。
陈淳《水仙图》
陈淳《梅花水仙图》
明代陈洪绶虽少时师承蓝瑛，在水仙这一题材风格上则推崇赵孟坚，但在其三十岁左右所绘的《水仙灵石图》中，已有鲜明的陈氏风格。图中一立石崛起，其后有水仙一株，石边野草数丛。水仙与立石高度相近，挺立高大，不似别家水仙低矮丛生的姿态。水仙造型忠实于自然，花朵盛开者饱满，未开者浑圆，枯叶部分色彩过渡自然。此幅《水仙灵石图》题诗曰：“此华韵清冷，开与梅花俱。却如孤性客，喜与高人居”，上款“十八叔”，署名“洪绶”。
陈洪绶《水仙灵石图》
陈洪绶差不多同时期创作的《水仙湖石图》，水仙和山石的变形更为抽象，用笔转折流畅，水仙清刚婀娜，寓妩媚於古拙。
陈洪绶《水仙湖石图》
水仙也是“明四家”的绘画题材之一。以工细著称的仇英著名的《水仙腊梅图》中，顶端一枝腊梅折斜而下，十数朵花，姿态各异，水仙叶子以勾勒填色法绘制，墨色润泽。该画右下角有题识：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这里提到的墨林为项子京，即项墨林，他是明代唯一收藏家，且擅绘事，与仇英关系密切。
仇英《水仙腊梅图》
唐寅现存扇面作品较多，以山水、人物、花鸟为主要创作题材。此水仙图扇面将三丛水仙置于画面中央，长叶用线顿错有节，气贯始终，水仙花姿态多样，形象逼真。画面兼工带写，设色淡雅。
唐寅水仙扇面
清代水仙画：天然玉质逞风流
有清一代，水仙的种植更加普遍，甚至作为出口花卉远销海外，因而在画家们笔下，水仙的出镜率更高。
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八大山人笔下的水仙，与其他写意花鸟一样受到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八大山人最突出的特点“廉”——即用最简练的笔触勾勒出画中风物的精神意趣的手法也贯穿于他绘画的始终。水仙也和一尾鱼、一只鸡、一棵树一样，都可以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并处处凸显画家的兀傲之气。
八大山人的水仙图
八大山人的水仙图
石涛也多次以水仙为题材进行创作，关于水墨双钩水仙画法石涛也在一首题画诗中进行了论述，他写：“冰姿雪色奈双钩，淡淡丰神隔水羞。一啸凝脂低粉面，天然玉质逞风流……”石涛的水仙也从早年的工细拘谨到中年的格法兼备，再到晚年挥洒如意地写意。
石涛的水仙图
学石涛、而又自成一派的“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笔下的花鸟画既有明代浙派花鸟画的传统，又受到清代宫廷工笔花鸟和民间豪放花鸟画风的影响。李鱓作品既讲求造形构图，又讲求色墨的有机融合，这种绘画风格被后来的海派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继承，李鱓是中国绘画史上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画家。
李鱓的水仙图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布衣终身。好游历，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金农花卉册》中金农绘有水仙，以淡墨勾染，不着颜色，清雅可人。题画诗写作：“水仙是世外人，须以奇石作供，薄冰残雪之中乃见精神。口脂眉黛，画时不敢着半点尘土也。”
金农的水仙图
“岁朝清供”题材中的水仙：热闹的点缀
明清时期，水仙作为“岁朝清供”中的重要组成，在文物遗存中有诸多表现。
汪曾祺在曾谈及，“‘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这个题目的尤其多。任伯年就画过不少幅。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竹果、腊梅花、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橼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腊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明代张宏的《岁朝图》为张宏六十八岁在友人家除旧迎新之际所作。他以对角线式的构图，绘制了水仙、柏枝、天竹以及友人所藏的哥窑瓷器、青铜花觚等器皿。尤以与“福”谐音的佛手和燃烧的炭盆最引人注目。运笔工致，色彩丰富。鉴藏印有清内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乐寿堂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希天子”“嘉庆御览之宝”等。
张宏《岁朝图》
岁朝清供是吴昌硕比较喜欢表现的一种题材，下面这幅作品中，绘梅花、牡丹、兰草、荔枝、灵芝，所蕴含的美好含义，如缶翁所题：神仙贵寿，多子团员。全画洋溢着岁朝时节的喜庆气氛。吴昌硕在绘画的用色时喜欢用浓淡对比明显的颜色，尤其擅长用洋红色。它常常把红、黄、绿等颜色调入到赭石色中，在冲突中取得协调。它在传统的用色基础上，汲取了民间绘画用色上的特点，成为历代写意画家中比较擅长用色的一位。
吴昌硕《岁朝清供》
吴昌硕《岁朝清供》
任伯年 《岁朝图》
清代，无款，《乾隆缂丝岁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在绘画中，水仙也有多种形态的表现，如清代制作的盆景中，水仙就是重要的题材。史书记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曾盆栽花卉。唐代章怀太子墓的墓道壁画中可以看到侍女捧着一盆结缀果实的小树，表明唐代已有盆景。宋元时期，称盆景为“些子景”，即小景致之意。而盆景这一名称始见于明代。自清初起，盆景栽植盛极一时，许多诗人曾题咏盆景，还有一些著作中述及盆景艺术。而在清代宫廷生活中衍生出一种新的像生盆景，系用各种珍贵材料仿自然景观以人工制作而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这盆“玉海棠式水仙盆景”，金叶玉卉，青玉盆，作海棠花形，四如意云形足，盆内种水仙二丛。以蓝色珐琅为地，镶嵌赭、白、蓝等各色圈纹。水仙金叶，三枝花茎自叶丛中抽出，每枝开三或四朵白水仙。整体像生、洁净清雅，为清早中期内务府造办处作品的特色。 
玉海棠式水仙盆景
故宫博物院藏“染牙水仙湖石盆景”，以竹根雕刻拼接成矮足长方体盆，盆壁四面阴刻几何形夔龙纹饰并染色，以深色线条勾勒纹饰边缘。盆内为水仙湖石小景，黄杨木雕水仙球根，绿色染牙制叶片，花朵、花心、花蕾均为象牙雕刻，花托以黄杨木制，湖石为紫檀木雕刻，整株盆景形态雅致。
染牙水仙湖石盆景
清代中期的这盆“象牙嵌玉石水仙盆景”，青玉菊瓣洗式盆，四角雕成双叶菊花形，菊花上嵌红宝石、绿料，盆下腹又雕叶纹，上嵌绿料并错金线为脉络。盆中有青金石制湖石，并植五株染牙叶水仙，雕象牙为根，白玉为花，黄玉为心。水仙主题的盆景取“芝仙祝寿”之意，宫廷庆帝后寿诞之时, 地方官多有呈进。据《宫中进单》载：“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福康安来京呈进碧玉水仙盆景成对。” 此件很可能即为其一。此盆景风格清雅，玉盆为典型的痕都斯坦风格，盆中景致牙叶挺拔，玉花明秀，反映出清代乾隆年间雕刻业盛期的工艺水平。
象牙嵌玉石水仙盆景
清乾隆 碧玉雕佛莲纹嵌玛瑙水仙盆景一对
后妃服饰中的水仙纹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的绣品中，常以水仙图案为饰，还常配以其它纹样，组成各种“吉祥纹样”，吉祥纹样通过象征、借喻、双关、谐音、比拟等曲折的手法，表现一定的吉祥寓意。我国吉祥纹样之始上溯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清代，包括服饰在内的宫廷器物装饰的吉祥纹样题材十分广泛，花草树石、蜂鸟虫鱼、飞禽走兽、人物故事、神话传说、佛教法器、吉祥文字等，类别复杂，形象生动，涵义广博， 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
清代宫廷后妃日常闲居时穿用的服装，包括便袍、氅衣、衬衣、马褂、坎肩、袄、斗篷、裙、裤、套裤等。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件后妃的氅衣中都以水仙作为装饰纹样。氅衣是清宫后妃们的重要便服之一，与中原氅衣相比，传统的对襟变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样式——捻襟右祍，圆领，左右开裾至腋下，并在腋下饰如意云头；直身，身长至足面，穿着时露出旗鞋的高底；袖端阔平，穿用时呈折叠状，袖长及肘，可做挽袖和舒袖两用。清代后妃的氅衣是不能贴身穿用的，必须着于衬衣、便袍的外面以显雍容端庄，并且若非冬日外出，氅衣的外面不再穿用其他服饰。
氅衣的四季穿用可以以棉、夹、缎、纱等为质地，水仙，在清代后妃氅衣纹饰中，常与寿字纹、灵芝等一起共同表达“灵仙祝寿”的主题。水仙纹样以簇水仙花为主，花型端庄，晕色自然，枝叶繁茂。因为水仙是冬季及早春的花种，所以常用做夹棉及皮质为内里的冬季服饰。
黄色缂丝水墨水仙纹上羊皮下灰鼠皮氅衣
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
后妃的衬衣形制也沿袭了满族传统服饰的一些基本要素，为圆领，大襟右衽，直身式袍服。与氅衣的主要区别是：衬衣左右无开裾，腋下无对称的如意云头。因衬衣两侧不开裾，身长掩足，行走时可遮挡
腿部，所以既可单独穿用，也可在其外套穿氅衣、马褂、坎肩、褂襕等短款或开裾较大的便服。氅衣和衬衣穿用场合比较多，是清宫后妃日常穿用最频繁的便服。
雪青色缎绣水仙花蝶纹棉衬衣
酱色缂丝金银水仙花纹夹衬衣
蓝色缂丝水仙花纹上羊皮下灰鼠皮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