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卡塞尔文献展被认为是世界重要当代艺术活动的里程碑之一，在每五年举办一次。第十五届文献展将于2022年6月至2022年9月在德国卡塞尔举行。
2019年初，卡塞尔文献展组委会宣布，将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团体ruangrupa担任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对于这个国际大展来说，亚洲策展团队的首次加入引起了艺术界和新闻界的轰动。
“文献展有意识地为非欧洲观点留出了空间，”黑森州负责艺术的政府部长Angela Dorn补充说：“ruangrupa在其祖国使用艺术来解决公共问题，我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一想法融入文献展。
ruangrupa 为第 15 届文献展准备的概念是“Lumbung”。lumbung - 是储存公共生产的大米作为未来使用的公共资源的地方。如果文献展的发起具有治愈欧洲战争创伤的崇高意图，那么这一概念将扩大这一动机，以治愈当今的创伤，尤其是植根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构的创伤。
很多人连“ruangrupa”这个词如何发音都拿不准，更对这个人员不固定，甚至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艺术团体一无所知。
ruangrupa，印尼语意为“艺术的空间或空间的形式”。这一艺术团体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成立，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其创始人认为，雅加达非常需要“空间”（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含义），在这里，艺术家们可以集中精力工作，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手段上，而不是生产手段上。一个能够传达视觉艺术理念的空间——这些理念对分析、调解和布置都很重要——比如公共艺术、行为艺术和视频艺术。只有这样，视觉艺术才能拥有批判性，这也是艺术在社会中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组织，ruangrupa通过展览、艺术节、艺术实验室、工作坊、调研和线上线下的出版等方式，在城市语境和东南亚文化内持续推进其艺术理念。在成立20年的历程中，他们曾多次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从一开始，这个团体的组织流程就有意设计得非常灵活，让每个成员都能独自工作。他们习惯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打开历史文化宝库的钥匙。这一点从他们早期的办公建筑就可以看出，位于雅加达南部的ruangrupa总部更像是一个将工作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聚会场所集于一身的会所：永远向所有人开放。
Ruangrupa在雅加达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一直在为第 15 届文献展做准备，他们以lumbung的概念组织展览，一种集体分享的过程。ruangrupa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他们位于雅加达南部的画廊空间和免费学校实践平等主义哲学，其中包括罗贾瓦的一个电影公社和一个柬埔寨艺术家经营的空间。
下面是NikosPapastergiadis对ruangrupa主要成员的访谈。
Nikos Papastergiadis是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部门的主任，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以下简称：NP；ruangrupa简称：R
印度尼西亚乡村的Lumbung
Courtesy ofIswanto Hartono/ruangrupa.
NP：lumbung的概念从何而来？
R : Lumbung是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农业实践。它指的是共享资源的过程。“lumbung”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谷仓”，这是村民们常用来存放和储存剩余作物的结构。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庆祝和分享对先前收获的欣赏的空间。作为一种模式架构，只有用户不断更新和补充其资源，它才能保持相关性和可持续性。
NP：你是如何将这种概念应用于当代艺术和社会背景的？
R：印尼各地的农业传统都遵循分享原则。当收获季节到来时，剩余的玉米并没有被耗尽，而是被收集起来，储存在谷仓里。在气候引发的灾难或饥荒等特殊时期，多余的作物可以被社区利用。通过谨慎地维护内部资源，农民也给了自己休息的时间，让土壤得以恢复。我们认为Lumbung是合作的原则。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共享有形和无形资源。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一直是我们实践的核心。我们将这种农业概念运用到城市环境中。更具体地说，我们把家庭的客厅看作是一个集各种技能和网络于一身的空间。它是建立在有相同需求的人的主动性基础上的，他们试图组织自己共享资源和空间，与周围的社区一起成长。在当代艺术和社会的背景下，Lumbung不仅是一种映射资源的想法，而且是一种识别和理解基本需求和自我限制的想法，以定义每个倡议/组织的资源和剩余，以便与他人共享。它启发了我们关于可持续的、自发的跨学科空间的想法。在这里，艺术与社会行动主义、管理和各种各样的地方网络相结合。它是形成我们集体的核心，是理解我们当地环境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通过在那个背景下共同发起一些事情来回应它。Lumbung并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个我们实践过的概念，一个我们在策划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过程中一直运用的原则。
NP：除了分享和可持续发展，Lumbung还强调了哪些其他原则？
R：分享和可持续性提升幸福感。我们将支持艺术的系统视为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福祉的一种手段。然而，这也将我们带到了尊重不同时间概念的原则。现代对效率的强调忽略了不同文化中时间的丰富性。不确定性和失败可以被视为奢侈品——当代社会迫使我们放弃的奢侈品。金钱不是万能的，时间是。
NP：你是否也借鉴了关于权力、倾听、聚集和领导的旧概念?
R：我们需要把权力看作不是绝对的东西。权力并不体现在一个结构中;它是可循环和互换的。我们继续合作所需要的是能够以良好的忍耐力扮演不同角色的能力。这种对权力转换的敏感性是很重要的，在领导和追随之间转换是很有力量的，强烈的表达和沉默同样受到尊重。
“majelis”指的是人们肩并肩坐在一起，分享、讨论、思考、解决问题、分享食物和幽默的空间，没有时间限制。在雅加达俚语中，“nongkrong”这个词用来形容这种活动。它甚至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在朋友之间漫无目的的交谈中，是一种相互照顾的感觉。
另一个短语是“musyawarah-mufakat”，这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谦卑地聚集在一起做出决定的组织。这个群体不投票，不跟随多数人，而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musyawarah-mufakat”可以在没有固定时间框架的情况下举行，而且性质非常开放。另一个短语，“gotongroyong”，指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相互合作的形式，以执行一项被认为对共同利益有用的任务。这个短语强调个人在社区中的积极参与。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让人们在对话中走到一起，而不是强迫他们进入权威的过程。我们减少个人控制和所有权。我们分享权力和权威，尊重沉默和缺席。想法是有机地出现的，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这是一幅拼贴画：成千上万的想法拼凑在一起，用一点集体的想象力来改善糟糕的想法。
NP : ruangrupa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存在的条件是什么？
R : ruangrupa始于1990年代雅加达和日惹的艺术学校学生之间的友谊。它于 2000 年正式成立，恰逢苏哈托政权（1966-1998 年）的结束以及“新秩序”的建立。
NP：ruangrupa的集体目标是什么？
R: 主要目标是为艺术讨论和实验创造空间。在此之前，很少有空间专门用于各种艺术实践，尤其是对于年轻艺术家。“ruangrup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视觉空间”。一开始，我们通常在客厅或房子里见面。
NP：你们是否还想占据其他什么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哪里闲逛?
R：有时我们会在其他新兴的艺术场所举办活动。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筹钱租了自己的空间，开始组织工作坊、展览、讨论和出版活动。90年代中期，我们在艺术学校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合作过各种各样的项目：杂志、音乐、对权威的批评。1997年经济危机后，我们意识到公共空间永远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它可以被拿走、出售和控制。ruangupa认为公共空间是人们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社会人身份的地方，这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的建立是形成ruangrupa的主要原因之一。
NP：艺术实践从哪里结束，公众参与从哪里开始？
R: ruangrupa慢慢地、非正式地发展为一所人数很多的学校。然而，我们希望超越传统的艺术教育，即专注于培养个人才能和发现崭露头角的天才。相信艺术和艺术家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实践集体，协同工作，都是在社会中站稳脚跟的方法。我们于2018年与另外两个小组 Serrum 和Grafis Huru Hara 建立了 Gudskul，以鼓励艺术和文化实践中的主动精神。通过使用这种方法，艺术家可以同时有机地充当制作人、调解人、分销商和网络者。我们将 Gudskul 设计为基于过程的学习、集体实践模拟以及批判性和基于实验的学习和分享的空间。Gudskul 旨在促进协作和自我组织。这是一个集体学习空间，也是一个建立在友谊、平等和团结之上的当代艺术生态系统。
NP：当你们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有没有类似的团体和集体分享这些目标？
R：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城市都有许多倡议。在这些组织和团体中至少可以观察到两个共同的趋势。首先，他们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合作的还是个人，都构成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艺术陈述。其次，它们通过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或计划在更大的艺术生态系统中充当支持系统。活动范围广泛，包括展览、研讨会、节日、讨论、出版物、电影和视频放映、网站开发、存档和研究。几乎所有这些集体都是在参与者和组织者的家中开始的。他们都渴望在舒适的空间见面，进行讨论，然后让事情发生。
NP：这些空间混合了私人和公共、家庭和公民、政治、艺术和生活。这些团体是如何在经济上生存下来的？什么样的私人赞助、国家资助和商业机会的组合使该集团能够继续前进？
R: 大多数艺术家往往与他们的邻居来自同一社会和经济阶层。大多数艺术家将他们的时间分配在创意和媒体行业作为自由职业者或学生。集体也经常位于工人阶级或混合用途社区，并与中小型独立企业共存。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积极参与不同领域的个人项目：视觉艺术、设计、音乐、建筑、教学、写作、研究，或所有领域的混合 :)。这种个人和集体感官之间的交叉和相互依赖在实践中丰富了ruangrupa。从一开始，ruangrupa就作为集体资源、时间、精力、想法和金钱的集合而幸存下来。我们个人和集体活动的结合使我们的lumbung更加丰富和可持续。
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倡议，该团体通过成为一种支持艺术和社区的基础设施形式而焕发活力。它设想自己生活在人民中间。我们邻居的直接影响和参与也可以作为一种艺术探索策略。
缺乏政府资金和基础设施确实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所有此类举措都很脆弱。空间和程序很容易丢失，人们工作过度，工资过低。可持续性和独立性是两个最常只投下阴影的词。当生存依赖于外国捐助机构和私人赞助商时，几乎不可能实现独立，它们往往只关注生产过程而不是可持续性过程。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创造一个平台，在日益快速的社会变革中延续和转化这种艺术实践模式。通过我们对艺术实践的扩展概念，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模型，考虑到经济、文化、政治、劳动伦理和合作习惯。只有这样的模式才能真正克服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在苏哈托政权时期，有一场垂直的斗争，这也转变为人民对人民同一层面的竞赛。同样有趣的是，在开放后的时期，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横向空间竞争。
NP：正规艺术基础设施的缺乏，从它需要被建造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机会?
R：基础设施欠缺的事实意味着，所有关于更好甚至是理想的生活生态系统的思考都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因此，我们的角色是问题的解决者，创造生活空间是对基础设施缺乏问题的一种“上下文反应”。这些类型的空间根本不依赖于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没有连接到他们当地的艺术委员会。不幸的是，独立艺术组织与国家机构合作的机会并不多。这些情况真正反映的是国家中央计划未能促进思想在不同地区的广泛发展。
NP：当ruangupa开始通过与其他地方项目的合作进行扩张，并获得国际机会时，它发生了什么?
R：2015年，当ruangrupa有机会在雅加达租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时，我们决定发展。焦点不只是我们的集体；相反，我们变成了一个集体的集体。我们与Serrum和Grafis Huru Hara一起经营着一个新的空间，通过将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态系统，彼此支持和加强。
在此期间，我们开始发展RURU Corps，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业务。为了将来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我们一直在寻找增加收入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用我们现有的东西生存下去。与此同时，我们的目标是经营一个规模允许我们实践一种制度激进主义形式的空间。它训练我们趋向于这个“自发的机构”，同时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知识生产场所。这促进了与程序员和策展人的合作，尝试如何维持他们的项目，以及创建各种形式的本地创意市场和商业创意服务，如网站设计、视频制作、活动策划和节日组织。
NP：在外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中，ruangrupa是如何运作的？为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R：当我们被邀请为第15届文献展提供建议时，我们决定以一个反邀请来回应：通过一个受lumbung启发和模仿的合作，让文献展成为我们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于lumbung是一种对资源进行共同治理的组织形式，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共同治理这些资源？一个答案是继续向其他国家发出邀请。世界各地不同的团体和机构将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共同建设一个造福、贡献和照顾这个广阔组织的生态系统。我们关注的是来自西班牙、中欧和东欧偏远农村地区的群体。我们想象来自南部非洲和马里的成员对乌班图或玛雅传统分享有着深刻的经验。我们也想到了哥伦比亚、匈牙利和巴勒斯坦等地，它们受到民粹主义、新自由化和冲突的挑战，但也有着丰富的抵抗和创造性实践的历史。
对于文献展的艺术团队和不同的小组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开发一个共同的“壶”。每个小组会带来不同的资源，并会出现新的盈余。然而，这也需要建立信任和持久的关系。这需要相互访问和交流知识。为了找到分配资源的机制，各团体和机构将定期开会，组成集会。反过来，这也会导致邀请其他人加入。这将成为“LumbungInter-lokal”：一个对当前全球艺术经济提出质疑的更广泛变革的孵化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艺术经济，把艺术带回它更有用的功能：想象和实现新的(和记住的)生活和组织方式，更公正、人道和整体。因此，我们希望能在(城市、农村、公共)空间、经济、教育和生态等领域寻找艺术实验、行动主义和/或想象力的朋友。我们对珍惜关系、慷慨、寻求个人和集体需求的再平衡的组织感兴趣。在打造这一新的艺术经济的第一阶段，已经将其作为核心使命的集体和组织将被邀请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活动和资源。
NP：新冠肺炎疫情是如何打乱了你们把卡塞尔变成15届文献展“客厅”的计划的？你们有什么计划让人们在未来一起分享?
R：在这场危机中，我们使用了lumbung模型来相互照顾。在这一大流行病开始时，我们的空间不能以正常方式使用，它变成了我们的盈余。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它，以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把礼堂改造成了一个生产防护服和口罩的小地方。我们为印尼偏远岛屿上的当地医生和医院筹款。我们的朋友在家或轮班工作，以尽量减少接触。
显然，我们不得不取消许多活动，或者重新考虑如何在数字平台上举办活动。当我们意识到事情不会很快恢复正常时，我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和沮丧，并决定我们需要将自己分成几个小组，以便更灵活。因此，我们开始把整个组织看作是一个由更小的连接单元组成的集合。现在我们以实体和虚拟的方式共存；甚至我们的majelises和市场都是虚拟完成的。我们仍然轮流出去玩：几个朋友在Gudskul工作，自发的Zoom链接对任何愿意加入的人开放，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主题、目标或时间限制。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人们可以来去自如。它不会取代通常的在一起的方式，但它确实让对话继续下去，让我们保持理智和关心。我认为这场新冠大流行教会了我们不要低估闲逛的力量。
（访谈文章原标题：Living Lumbung: The Shared Spaces of Art and Life 文章参考：e-flux、ruangrupa、artforum等相关网站文章图片来源：ruangrupa编译：刘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