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电力短缺风险陡增，德国政府对待核电的态度出现逆转。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近日首次表态，可能会推迟关闭该国的最后三座核电站。
“从德国的能源供应而言，最后这三座核电站仅用于发电且发电量只占一小部分。”朔尔茨补充说，尽管如此，继续保留它们持续运行“或许有道理”。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称针对该国电力供应安全的最新压力测试完成之前，政府不会就核反应堆是否继续运行做出任何决定。“我们已经进行了几次压力测试，”朔尔茨表示，全国电网压力测试即将完成，届时将决定是否坚持关停核电的计划。
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朔尔茨正在访问位于鲁尔河畔米尔海姆的西门子能源公司，查看了存放于此的“北溪-1”天然气管道涡轮机。他说，涡轮机已经可以随时交付俄罗斯，敦促俄方不要将涡轮机交付问题用作减少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借口。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依然坚称，现行的反俄制裁有碍涡轮机运输和维修问题的解决。目前，“北溪-1”的输气量仅为满负荷的20%。
据市场消息，德国电网运营商正在进行的电力安全评估将考虑天然气价格上涨对电价的潜在影响、更严重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以及法国核电厂停产等情景。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制定核电退出计划，准备逐步关停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截至目前，德国仅剩三座在运核电站，按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全部关闭。
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前，核电以约25%的占比在德国供电体系中扮演重要支柱，但到了今年一季度，该占比仅为6%。
1970年至今德国运行核电容量变化，来源：世界核协会福岛核事故确实是推动德国作出弃核决策的标志性事件，但德国国内的反核运动，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德国地方政府组织抗议修建核电站，针对核电项目的集会和法律诉讼在当地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发生后，汉诺威和波恩约20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使用核能。反核运动是1980年绿党成立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反核浪潮的不断涌现，导致1989年之后德国不再有新的商业核电站投入运营。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赢得大选后，淘汰核能逐渐提上日程。2010年，默克尔政府撤销了前政府的弃核计划，将7座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延长了8年，其余10座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延长了14年，将核能定位为过渡技术，德国彻底弃核时间表由2022年推迟到2035年。但次年，福岛核事故掀起了反核新高潮，德国联邦议会于时年6月通过了包含弃核条款在内的新原子能法修正案，计划到2022年底分批关停全部核电站，成为全球首个退出核电的工业化大国。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多国选择重新拥抱核能以换取远期能源独立。德国国内也萌生了反思核能角色的声音，但政府弃核意志依然坚定。
由绿党执掌的德国环境部和经济部今年3月联合评估后认定，不建议延长现存核电站运营期限，理由包括相关法律掣肘，颁发执照和提供保险方面存在困难，安全检查成本不菲以及缺少反应堆运转所需燃料棒。
然而，被绿党寄予厚望的可再生能源扩张不及预期。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大幅削减经“北溪-1”的输气量，德国乃至整个欧盟担心今冬可能出现严重“电荒”，支持继续发展核电的呼声持续高涨。
就在近期，德国“红绿灯”政府在这一敏感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7月下旬，绿党籍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公开表示，没有理由延长该国最后三座核电站的运行寿命，在年底淘汰核电仍然是正确的做法。她说，德国的挑战不是电力供应，而是天然气供应。朔尔茨及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哈贝克也几度重申了反对核电站继续运行的立场。
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财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Christian Lindner）则表示，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应该对包括核能在内的所有能源保持开放。他在6月9日出版的《图片报》上表示，鉴于气候保护、对俄依赖、通货膨胀等多方面因素，“民众希望能够考虑一切选项。”他说，目前投资新建核电项目未必有利可图，但“德国不应该在一个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议题上固步自封。我建议大家把论据都不带偏见地放到台面上来。”
巴伐利亚州政府以及在野的联盟党阵营指责执政联盟中的绿党阻碍政府转变发展核电政策。按照原计划，巴伐利亚州的Isar 2号核电站将于今年底关闭。该州依赖燃气发电厂，燃煤电厂很少、风力发电量也很低。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曾在7月敦促联邦政府延长核电站的使用寿命，“当绿党说核能不能用来给公寓供暖，或者我们没有电力问题、只有天然气问题时，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Christiane Hoffmann）称，延长核电站寿命对政府而言只是“技术问题”，并非意识形态之争。
为节省天然气用量、预防冬季能源短缺，德国政府上月批准重新启动或延长运营已列为淘汰目标的十多座煤电厂。不少欧洲国家都在采取类似的“以煤补气”措施，以应对能源紧张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