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响，虽然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增长7.3%，但却比之前更加依赖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制造生产
文 | 贺晓青 周鹏远
自2009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再到目前美国总统拜登一系列的“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归一直是美国乃至全球制造产业链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科尔尼的新近年度报告《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2021年中，通过跟踪美国制造业从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亚洲成本优势国家和地区回流本土的趋势，我们发现 美国制造业对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依赖程度正在继续提高，但从该研究的企业高管调研中，美国企业开始更多地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到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地方。
这一看似矛盾的结论，恰恰揭示了在全球孤岛化趋势加剧的当下，全球产业链也难以独善其身。
这一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正面临多个不同方向的形塑力量——全球高通胀压力、中美关系的挑战、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疫情冲击与应对带来的时断时续的供应链、持续的贸易战、气候变化的压力、地缘政治与地缘战争的冲击等等。
本报告还揭示了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份额继续下降，从2018年的66%降至55%。
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从疫情中复苏，美国再次减少了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对美资制造业企业而言，中国大陆之外，亚洲其他国家 （如越南） 、美国近岸地区 （如墨西哥） 和美国本土，提供了三大类回流选项。
因此， 对中国而言，如何通过坚定不移的持续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提升，加强相对上述三大回流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将至关重要； 此外有效加入各个区域贸易协定，有效经营产业优势辐射区也同样重要。
在短期内，平衡疫情防控与产业链顺畅，则是近期的重要挑战。对中 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具有较高对美国出口依赖的企业，也应在提升国内工厂与供应链竞争力的前提下，不妨进一步考虑产能的“主动流动”，考察亚洲成本优势地区、美国近岸和美国本土的投资设厂机会。
报告主要观点
科尔尼的年度报告《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跟踪美国制造业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 （LCC） 回流美国本土的趋势。这些国家或地区历来是美国制造业采购、生产和装配的离岸外包目的地。
科尔尼的最新研究显示， 2021年，美国制造业对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依赖程度高于2020年，回流指数出现负值。 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企业对回流的态度和策略正在发生转 变。在新冠疫情、贸易战和关税战，以及供应链中断等问题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企业开始更多地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到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地方。
通过对美国制造企业CEO及其他高管的调研发现，尽管制造业回流指数 （RI） 持续下降，但随着美国资本货物投入的持续增加，企业对制造回流的态度相比去年更加积极。越来越多的公司计划在美国本土甚至邻国墨西哥投资建厂。更有趣的是， 企业也在相互观望，看看回流美国或附近地区的企业是否足够多，是否能够达到建立与中国相媲美的供应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
有迹象表明，这个临界点可能快要到 来了，而且在当前的这个新阶段新形势下，企业对制造业回流有了新的定义。企业不再只看最低成本，而是开始追求最佳成本，并综合考虑新的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可持续性和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企业可能会对一些近岸活动机会进行考察并做出优先选择。
目前仍依赖亚洲工厂
2021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2020年的12.95%提高到14.49%，重拾2019年的增长趋势，RI指数为-154 （见图1） 。
我们看到 ，RI指数已经连续两年为负值，2018-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制造业回流正向增长趋势发生逆转。2020年以来，MIR同比下降67个基点。受新冠疫情及其他因素的持续影响，虽然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增长7.3%，但却比之前更加依赖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制造生产。
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努力把制造生产迁回离本国更近的地方。 以这样的趋势发展，预计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从亚洲总体进口量的减少，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量的减少。
如图2 所示，在2022年 3月开展的调研中，我们看到CEO和生产制造高管支持回流的情绪正在上升。在去年的报告中，78%的生产制造高管对是否考虑过或已经在将制造业务转回国内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也许”或者“是的”。但在我们的最新研究中，持这种肯定态度的生产制造高管占比高达92%。
据报告结果 显示，79%在中国有业务布局的制造部门高管已经或计划在三年内回流部分业务，另有15%正在评估类似行动。
有趣的是，CEO等高层对回流的热情似乎略低于制造部门高管：22%的CEO表示不考虑回流。
制造部门高管和CEO之间态度的细微差别可能表明，制造部门高管对供应链日常 挑战有着更直接和紧迫的感受，因此会试图寻找短期解决方案，而CEO是从公司长期整体战略出发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尚不确信回流就是最终解决办法。
2021年制造业回流指数也体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活动的积极增长趋势。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制造业季度总产值已经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美国全国工厂活动指数 （The National Factory Activity Index） 徘徊在58至64之间，而2022年初该指数以接近59的数值强劲开局。 （全国工厂活动指数超过50即表明美国制造业活动呈现增长。)
回流趋势最新变化
美国在中国 的制造业进口占其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量的比例持续下降。
科尔尼2018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中首次提出“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 (CDI) ，用于追踪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向亚洲其它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2021年“中国进口多元化指数”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份额继续下降，从2018年的66%降至55%。
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从疫情中复苏，美国再次减少了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开始像疫情前一样将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 （见图3） 。
202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减少，从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占比增加。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产业转移，具体体现在对初级金属、纺织品、机械 （电气除外） 等领域的进口明显减少，其次是对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制成品的进口也有一定幅度的减少。
例如，美国在中国的纺织厂产量下降了38%，而在其他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产量增长了26%。但有意思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再次上升（如图3所示），对此我们在2022年将会密切跟踪。
从更多的制造业进口来源上看，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 对某些行业的影响开始显现（见图4）。以初级金属制品为例，墨西哥甚至是加拿大都看到了供应来源多样化带来的意外收获。虽然2021年墨西哥各行业对美国制造出口都有所减少，但根据我们的研究，70%的CEO或已经计划，或正在考虑，或希望将部分制造相关的业务转移到离自己更近的墨西哥。
对此，他们首要考虑的五大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可用性、商品质量、交付周期和物流成本。这种近岸外包究竟是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还是高瞻远瞩的长期发展策略，时间会证明一切。
为何选择近岸外包
当问及为什么考虑近岸外包时，管理层给出了五个主要考量因素：
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可用性
交付周期
物流成本
减少碳足迹
有趣的是，企业对这五大因素的排序会因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出乎意料的是，大型企业往往把劳动力成本排在第一位，尤其是当初因此选择离岸外包的企业。但是这似乎也符合他们投资发展自动化的总体意图，即缓解回流本土的高劳动力成本压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商品质量并不在大型企业考虑回流的五大因素之中，但却是中小型企业选择回流的首要考量因素。此外，交付周期和物流成本是各个规模的企业都关心的问题，因为疫情期间交付周期和物流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对供应链完全回流美国和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附近国家或地区（近岸外包）的细微差别进行了分析。数据表明，对“回流”的重新定义囊括了墨西哥、加拿大和中美洲等国家或地区，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未来投资潜力基本相当。接近70%的CEO表示正在评估、或者已经完成、或者计划将业务转移到附近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17%的CEO表示已经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16%表示已经将业务转移到中美洲。这和我们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发展和投资的研究结果一致。比较出乎意料的是，36%的CEO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把业务转移到加拿大，远远高于当前制造业活动趋势所体现的水平，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美国国内制造业投资持续增加。
2020年4月以来，美国制造业逐渐复苏，生产资料投入持续增加 （见图5） 。与此同时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增长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持续紧张，制造商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投资，以提高国内制造的成本效率，克服劳动力和技能缺口带来的挑战。
汽车企业历来都十分重视对机器人技术的投资，但它并不是唯一通过技术来弥补劳动力缺口的行业。根据自动化推进协会 （Association for Advancing Automation） 的数据 ，2020-2021年，机器人采购订单增长67%，其中一半以上来自非汽车行业，如塑料、半导体、电子、金属，甚至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行业。
来自同行的回流压力越来越大。
参与调研的CEO和制造部门高管表示将密切关注其他公司的做法，为自己做出制造业务回流、近岸外包还是留在原地的决策提供参考。 81%的生产制造高管表示，看到其他美国制造业企业将业务回流本土或近岸外包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决定，而61%的CEO认同这部分生产制造高管的看法 （见图6） 。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很多CEO表示利益相关者已经找他们谈过考虑将部分业务转回本国或附近国家或地区的话题。45%的CEO表示，公司员工曾与其谈过希望他们能考虑回流，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向CEO 问及此问题的占比分别为：董事会 （36%） 、行业组织 （31%） 、家人和朋友 （25%） ，以及地方或州级政府官员 （18%） 。
因此，超过90%的生产制造高管和CEO都有近期回流本国或近岸外包的目标，其中80%的人更倾向回流本国，而非近岸外包。这一迹象表明， 如今推动制造业回流已不止停留在意向层面。然而，大多数有回流计划的企业指出，未来预期回流的业务不会超过总业务量的50%。这表明，人们仍然担心本土或近岸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无法达到可以支持其业务回流或近岸外包的规模。
所以，尽管似乎已经接近制造业回流或近岸外包增加的临界点，但其速度和程度取决于美国何时能够达到建立供应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以及其他阻力和推动力如何变化。
制造业回流的阻力和推动力
从近期和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前景似乎比2013年科尔尼开始跟踪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时更加明确，很多因素都有利于美国公众对“美国制造”支持的增加以及制造业企业董事会的决策。
例如，沃尔玛承诺将在未来10年投资3500亿美元采购在美国制造、种植或组装的商品，作为其“美国灯塔”计划的一部分。沃尔玛已经确定了若干优先在美国采购的类别，包括纺织品、塑料、食品加工、电机和金属，以及药品和医疗用品。其实，沃尔玛并不是唯一希望加强美国本土制造的大公司。美国的其他一些国内和国际制造商，包括安进（Amgen）、富士胶片（Fujifilm）、英特尔（Intel）和萨博（Saab），都纷纷承诺要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其中许多项目在今年启动。
生产基地靠近市场还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比如减少碳足迹，提高其他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承诺的得分。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ESG承诺在许多公司决定将其业务回流或转为近岸外包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生产制造高管对减少碳排放和提高ESG价值的重视排在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之上。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通过回流来减少碳排放是至关重要的。
关税政策和政府资金支持继续为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增添动力。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制造商品征收高关税的政策仍在实施。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或墨西哥附近，有助于减轻关税负担。即使有些政府行为看似鼓励从亚洲进口，如为港口相关项目提供拨款以提高美国港口的处理能力并改善货物流动等等，但实质上还是向国内制造业倾斜，因为申请这些拨款的公司必须同意支持国内采购和建设。
最后，通货膨胀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美国制造产品的价格敏感度。以前，即使美国消费者表示更喜欢国内制造的产品，但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价钱购买，往往会选择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LC）更便宜的商品。但现在，美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漫长供应链带来的痛苦，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推动了商品价格的上涨，即使是来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商品价格也在上涨。之前的几次调研结果显示，在整个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消费者开始更加支持本国制造的商品，或者至少对本国制造的商品有了一些好感，并且开始愿意为这些商品买单。
然而，尽管制造业回流显露出明确的势头，但仍有巨大的阻力需要克服。由于提前退休、消费降级、平价托儿服务紧缺、以及创业活动增加，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远远低于历史水平。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制造业技术型人才的短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随着自动化和机器人越来越普遍，吸引和留住技术型人才对于制造业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
讽刺的是，各行业供应链的延误既突出了制造业回流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导致回流计划延迟的阻力。例如，货物和原材料运输集装箱短缺和滞留瓶颈问题，以及钢铁制造等行业的积压问题，都阻碍了制造商打造新产能和快速实现现有产能自动化的能力建设。
此外，政策环境也不一定总是能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半导体制造业就是一个受供应链延误严重冲击的典型行业。2021年1月国会通过了《美国芯片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批准拨款520亿美元，扶持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虽然该法案有可能在短时间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为美国参众两院的意见不统一，目前该法案尚未能落实。
最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另一个重要阻力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多年来，美国没有对道路、桥梁和其他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导致交通运输效率低下和瓶颈问题，使得美国企业在本国经营的成本增加，加大了国内业务的扩展的难度。
回流的重新定义
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带来了沉重打击。从这一教训来看，如果想要保护自己及客户不受疫情干扰，大部分企业都要将某种形式的“回流”纳入其未来计划的一部分。许多企业因为很难就近找到质量和成本都可以接受的零部件或材料供应商，所以不得不继续保留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现 有供应链。因此，在本国或至少在本地区范围内寻找适合的供应商将是制造业企业成功“回流”的关键，尽管这在某些方面扩大了“回流”的常规定义。
从边境以南寻找 供应源......
科尔尼公司调研发现， 越来越多的公司放弃了对最低成本的追求，转而专注于最佳成本模式，不仅要平衡成本和韧性，还要考虑可持续性等因素。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更多服务于美国市场的公司将寻找更近的供应方案，包括寻找在边境以南地区的供应源。反过来，这需要企业积极寻找合适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或将原有的生产或装配工厂搬到较近的地方，最理想的是要让制造商仍能享受“美国制造”的好处。
以上这些动向引起了墨西哥制造业的关注，新的服务提供商不断涌现， 如产品采购市场平台ZIPFOX，企业可以在该平台上寻找适合的墨西哥工厂。另外，Shelter服务商也在积极帮助投资者与墨西哥工厂牵线搭桥，确保其符合墨西哥的法律，同时帮助他们充分利用墨西哥IMMEX或Maquiladora计划的好处。
据墨西哥Shelter服务商Co-Production International称，由于各行业都在积极寻找替代中国制造或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制造的方案，企业对Shelter服务的需求增长了十倍。
这些企业除了依靠墨西哥公司或在墨西哥有业务的美国供应商外，还会看到更多的中国制造商在墨西哥投资布局业务，为美国市场提供材料、零件或成品 。这种现象类似于中国当初在越南投资建厂，一为应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二为规避美国进口关税。
其实，这种趋势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开始了。 墨西哥外交事务秘书处预计，这将成为墨西哥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来源，将为新老美国客户提供更多的供应商选择，而且这些供应商可能是美国客户早已熟悉的供应商。
另外，据墨西哥服务公司Innovation Procurement Solutions Services称，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服务需求激增。这是因为中国和亚洲的供应商都在寻求区域化发展： 即在墨西哥投资建厂，以便更好地供应美国客户。例如，北美华富山工业园 （Hofusan Industrial Park） 是位于墨西哥蒙特雷地区的众多工业园区之一。但这个占地2100英亩的园区是由墨西哥开发商 （当地名门望族Santos家族） 和中国投资商 （华立集团和富通集团） 联合开发的。
虽然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商开放，但自2019年以来，入驻该园区的制造商以中国制造商为主。这些中国公司大多数是成品制造商，如家电、家具和家居用品，但预计未来其供应链生态圈也会在墨西哥建立业务，并开始为美国公司提供材料和零部件，这只是时间问题。
墨西哥并不是材料和零部件近岸外包的唯一选择，中美洲地区很可能成为近岸外包的另一种选择。 美国政府近期对洪都拉斯等国家进行了贸易考察，鼓励美国公司在那里投资，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上更有保障，减少他们向北进入美国的移民倾向。一些服装企业已经在积极响应这一呼吁，例如Parkdale Mills在洪都拉斯建立了纺纱厂，以提升美国供应链的弹性。像墨西哥一样，中美洲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因而成为比亚洲更近的采购目的地。
在美国本土实现自动化
“大离职潮” （the Great Resignation） 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迫使美国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减少对人工作业的依赖，更多关注提升流程的成本效益。ThomasNet在2021年7月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55%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投资发展自动化技术，不仅要提高效率和质量，还要提高灵活性、速度和透明度，从而提高适应变化的能力，而这正是许多企业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所缺乏的能力。
一些入选世界经济论坛 （WEF） “全球灯塔网络”的北美企业则走得更远，如DCP Midstream （DCP） 和施耐德电气。这些企业希望能充分发挥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优势，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等。据GlobeNewswire报道，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市场预计将以9.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高达约2900亿美元。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崛起，企业必须考虑引进和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建立更强大、更高水平的人才库的办法之一是帮助职业学校、社区学院和专科学院以及高等院校等开展培训项目，通过资金支持、保障就业或优先录用等手段培养学生从事高科技制造业工作所需的技能。此外，提供丰厚的报酬和明确的晋升路径，以及为新老员工提供内部学徒、培训和指导计划，以弥合学校教育和实际工作所需技能之间的差距，也是吸引年轻、高技能人才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崛起，企业必须考虑引进和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服装业的特例研究
原材料和人工成本是服装企业的两个最大的成本要素，因此原材料的可用性和高劳动力成本一直都是美国服装和纺织品公司大规模回流的阻碍。正是因为这两大关键因素，中国很久以来都是美国最大的服装进口来源之一。然而，自新冠大流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服装开始持续减少。但是对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来说，中国仍然是最大的面料供应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造成影响。
沃尔玛推出了“美国灯塔”计划，其最初的宗旨就是要支持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回流美国。沃尔玛宣布要增加对小企业和各类供应商的投入和支持。虽然美国有大量的棉花供应源，但缺乏纺织品生产的基础设施，包括生产基础材料所需的纺纱厂和织布厂。这一计划的实现需要供应商、制造商以及学术界和行业组织的共同努力，携手从跨价值链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全面了解相应的成本和挑战，共同探索解决方案。
此外，服装业价值链上的每个阶段都有许多非增值的、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以及一些中间环节，比如材料处理。裁剪和缝纫环节尤其如此，大多数操作只有大约20%的有效作业时间。那些无效作业需要精简、自动化，或完全消除。
以上问题都可以通过借鉴其他行业的做法来解决：比如引入可制造性设计（DfM）和客户价值设计（DtV）、后期差异化以及织物焊接等新技术。但这需要跨价值流的创新和发展，如服装制造商与纱线制造商合作，开发不需要缝纫、可以直接焊接或模压成型的面料，同时仍然保留相同的功能和触感。在所有主要行业中，服装企业的研发预算几乎是最低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显然需要改变了。
除了为美国本土创造更多制造业岗位外，沃尔玛的“美国灯塔”计划还设定了多项ESG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美国打造更精简、高效的供应链，缩短交通运输时间。
全球时尚业产生的碳排放量占人类活动总碳排放量的10%，产生的垃圾给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能力带来巨大压力。要改变这种现状，企业必须找到创新方法，将废弃衣服分离成原始材料，再通过机械或化学方法分解出可以重新利用的纤维材料。如果服装的产地在美国，做到这一点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美国的服装消费占全世界服装消费总量的22%。随着服装业从快时尚向可持续时尚转变，那些投资于敏捷制造设施的公司将成为先行者，而这些设施恰恰是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在经济上可行的必要条件。
这确实有挑战，但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美国知名男士服饰品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选择将其西装制造业务从海外迁回马萨诸塞州。该公司摒弃最低成本理念，采用最佳成本理念在美国本土布局工厂，通过垂直化加快服装生产：即缩短设计、生产和销售流程。另一个选择回流美国并从中受益的企业是体育运动装备品牌安德玛（Under Armour）。对这家公司来说，加快新品上市速度以及对消费者的响应速度是其决定回流的主要原因。
最后，服装业的一种全新计算方法（即基于对初始加价毛利（IMU）的重新审视做出新的权衡）将有助于解决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这种新的计算方法的另一个要点是可以减少采购量，使其更接近客户真实需求。从长远来看，它可以降低库存，进而减少浪费，提高所有相关方的利润，打造更清洁的供应链。
结语
从今年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结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2020年到2021年期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制成品增幅超过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增幅，导致2021年的回流指数为负值。
然而，与前几年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决定将其制造业务搬回离本土更近的地方，并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这可能会导致未来几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总体进口量的大幅减少，尤其是从中国进口量的减少。因为美国企业开始优先考虑寻找最佳成本制造目的地，而不是最低成本目的地。
无论是材料、零部件还是成品的制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是中美洲地区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首选采购目的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企业也在对“制造业回流”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作者分别为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和科尔尼合伙人。）
（原标题为：深度 | 一文读懂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现状、原因、影响及对策——科尔尼发布《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