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摆摊儿了，喜大普奔。
我以前也是摆过地摊儿的。
那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家里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10元。一到月底，就只能少吃顿饭，或者和同学借饭票，不行就跟同学一起打饭蹭饭。为了改善这种吃不饱的状况，我必须得出去打工赚钱。
圣诞节之前，利用周末到北京的天意小商品市场批发了一批贺卡，到北大附近的中关村小学门口摆个摊，好像就是一块布，把贺卡摊在地上。正赶上下学，很多学生和家长驻足，挑选贺卡。
四五点钟，天就黑得透透的。那时北京的冬天真是冷啊，薄薄的毛线手套里手都冻红了。我一边跺着脚，一边往手上哈气。真想早点把贺卡卖掉，可是学生们特别是家长们对几毛钱的卡还在拼命砍价。过了晚饭点，学生早已散去，三三两两的路人也没有再停下脚步，我把几张剩下的卡装进书包，卷起地上的布，走回了北大。
这虽然是我第一次摆地摊儿，却不是我第一次工作。
初二的暑假，到家里附近的菜市场勤工俭学，是我第一次上班赚钱。这个菜市场是国营的，我和姐姐在菜市场和一些三四十岁的大姐大妈们一起卖菜。我们一人一天轮岗。
帮助大人一起抬菜筐，卸菜，拣出烂西红柿烂柿子椒，大夏天的，烂菜臭气熏天。豆角、茄子、冬瓜、西红柿、黄瓜、柿子椒，分别摆成一堆堆。除了照顾蔬菜，还要扫地，擦柜台。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周能给当地公安局拘留所送回菜，可以跟着大车一起到监狱去。作为小姑娘，能去的监狱感觉还是满新奇的，想象着铁栏后面会是什么样的犯人。那时监狱的墙上尽是画着大勾的布告，就是宣布被枪决的人。
那时都没有空调，夏天热得也是难熬。午饭后大多数人要睡午觉，也是菜市场最清闲的时候，我们坐在小马扎上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那些大姐大妈们喜欢聊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认识，对各家的事也很清楚，谁家的小闺女搞对象了，哪家的傻子又惹事了等等。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那个夏天炎热的风扑面而来。
一个夏天，我和姐姐每人拿到37块5毛的工资，从那以后，我真是知道了赚钱的辛苦，再也不敢乱花钱了。
差不多五年级的时候，我家楼房下面一个小平房里面住进一家三口，开了一个烙饼店。主要就是烙大饼和炸油条。我不知怎么，对他们很好奇，每天下了学做完功课，就跑到他家去观看他们怎么烙饼。我大胆地问是不是能跟他们学习做。他们很爽快地教我和面，擀面，抹油和加盐，还让我自己烙，我的手很快就不怕翻饼时被烫了，可以全程自己操作烙一张饼。大人下班后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我还帮他们收钱。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对这个饼摊那么着迷，也许是觉得跟老板全家能聊？虽然他们的面目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但他们教我做烙饼的手艺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初中时我住在家里，所以花销不大。高中时住宿，学习比较紧张，没时间也没机会去打工赚钱。直到上了大学，我家刚在北京市中心借款买了房，那时知道家里借了“巨款”，经济情况不好，也会体谅父母。为了吃饱，再有点零花钱，我开始拼命打工赚钱。我几乎尝试了所有能在校里校外找到的工作。
► 图：网络
当时北大的招工广告一般都是贴在三角地，或者贴在宿舍楼前的黑板上。我们宿舍招揽了一个写信封的工作。忘记每个信封是几分钱了，反正我们整个宿舍的六个姑娘熬了一晚上，终于完成了几千个信封，当时感觉像扒了一层皮。
我还做过站在建国门赛特商场门口发小广告的活儿，还有在贵友百货门口发卫生巾。要求就是不能把广告和物品丢弃到垃圾桶，不能全部给一个人，只有一件一件发完才能回家。很多人并不喜欢拿我们递出的广告，但是发卫生巾的时候，感兴趣的人大大增加，大家看到是东西，也不管是什么，男的也过来拿，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完成任务。发广告除了让我脸皮变厚，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记忆，倒是让我父母每次见到发广告的人，都会主动走上去积极地拿一份广告，因为他们还记得当初我的辛苦，就同理到别人家孩子的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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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留学生卖过衣服，给中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做过家教，帮韩国外派人员写过论文（一篇1500元），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帮北大心理系做心理实验。每次实验只有两块钱到五块钱的酬劳（给中学生做家教一小时10元），但是实验过程很有趣，每次把自行车停在爬满青苔的心理学系楼前，穿过昏暗的楼道，走进破旧的教室，我都是开心的。
因为我一直积极投身于工作赚钱，到了大二，我就不用再向父母伸手要钱了，也没有再欠同学饭票或者跟他们蹭饭。到了大四，我在外企找到了兼职，每个月1千元人民币，进入了学生时代的小康水平，不仅能给父母买得起40块一张的电影票看阿甘正传，还能一下拿出3000块借给同学。
因为大学时家里欠的房款，我其实内心有很大压力，是父母始料不及的。挣钱不给父母增添负担，甚至补贴家用，是我工作的全部动力。要毕业的时候我和父母说：“我一不考研，二不出国，就要一心一意地给家里赚钱。”所以我毕业就去了外企，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在18岁的时候在日记里写下“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去哈佛公费进修，我一定努力努力努力！！！”的话。
命运真是奇妙呀！虽然我毕业时根本没想过出国留学，但还是让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在美国工作的先生，让我决定和他结婚，那就必须要在美国生活，要在美国立足，就得有个学历，于是我就申请了哈佛商学院，最后还幸运地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