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建武夷山3月26日电 题：如何从哲学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发展？
——专访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语言学系教授瑞丽
中新社记者 曾玥
年少时初读中国经典《庄子》，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语言学系教授瑞丽(Lisa Raphals)找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多年来，她潜心钻研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的比较研究。涉猎古典之余，瑞丽还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抱有浓厚兴趣。
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哲学可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何种价值？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武夷论坛期间，瑞丽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哲学视角出发，分享她对人工智能新浪潮的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具身智能”应运而生，赋予机器人等物理实体像人一样感知、学习及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您如何看待“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与人的界限在哪里？
瑞丽：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时刻。过去多个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性决策的行为实则属于具身化行动，理性本身体现具身性特质。因此，脱离肉身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理性思维”，现正受到科学和人文领域的挑战，毕竟机器人无法像人类这般具身化存在。
有科学家曾提出，当人类使用钢笔、相机等工具时，这些器具便构成了身体的延伸。从这个视角看，人类数千年来始终在进行具身化拓展。如今，有人将人工智能的拟态能力等同于人类的具身性，我并不这样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根本界限在于，即便“模拟具身”(acting as embodied)与“真实具身”(being embodied)的外在表现可以无限趋近，但符号系统驱动的工具模拟与物理世界中的真实感知之间存在本质隔绝。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与电子词典的底层逻辑非常相像，它们都通过数据处理快速匹配结果，虽然前者的处理规模和效率远超后者，但究其根本仍是脱离感官经验的符号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模型架构复杂精妙，也无法企及“真实具身”与生俱来的主体性和感知力，存在根本性的“具身缺失”。
中新社记者：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问题。在您看来，人工智能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伦理道德的哲学反思可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何种借鉴？
瑞丽：回顾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先哲们普遍将才智(intelligence)视为具身性的体现。这不仅是东西方经典之间的共鸣，也逐渐为现代科学所认可接受，形成了有趣的观念合流。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模拟人类的具身行为，但与人类“真实具身”的生命体验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引发我们思考，技术取代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以什么为代价？当人类赋予人工智能类意识行为特征时，技术拟态正在逐渐模糊“模拟智能”与“真实意识”的边界。这将触及人工智能革命的认知内核和伦理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意识”的定义和意义。
人工智能既不具备对物理世界的现象感知，也缺乏共情能力和道德直觉。即便装载最完善的伦理算法库，其决策本质仍是数据流动，而非基于生命经验的价值判断。这种认知真空可能引发误判而不“自知”，造成危险的后果。
我在19岁时初读《庄子》，这部经典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道”的意涵，难以在西方哲学里寻觅与之对应的概念。它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其价值并不在于日常的刻意练习，而更像潜移默化的思维转变，在思考问题时自然涌现。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若仅以西方价值观为蓝本，将导致文明视角的缺失。在西方世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但整体上个人主义的偏向仍是显著特征。世界不应陷于文明优劣的简单比较，而需在多元价值间寻求动态平衡。面对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影响，中西方哲学智慧兼收并蓄，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思维，尤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讨论进一步升温。对此您有何看法？
瑞丽：我认为技术“双刃剑”效应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十分显著。一方面，人工智能往往能提供新的灵感或见解，这并非取代人类智慧，而是开启新的思考维度。其不仅能帮助人类提升生产效率，还可揭示此前未曾触及的认知盲区。
另一方面，“算法黑箱”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这不仅可能触发安全风险，还可能在数据采集、推理、生成过程中，未经批判性过滤，吸收、采纳甚至深化社会偏见。
鉴于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应以审慎的态度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正如一辆疾行在道路上的车，既要有掌握前行动力的方向盘和油门，也要配备即时响应、强而有力的中控系统和刹车制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