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侨南洋织商梦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迎春
编者按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被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潮。海南人南下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贸易经商的历史悠久。在漫长的时光里，一代代海南商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克服重重困难，在异国他乡打拼创业，书写了一段段含着血泪与梦想的传奇。尤其是自明清以来，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大批海南人前往南洋谋生，琼侨力量进一步壮大，建立了一大批会馆等社会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海南周刊今日推出“丝路海商”系列报道之《下南洋》专题，为您讲述海商下南洋那段跌宕动人的传奇故事。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下南洋曾是海南岛一种较为独特的人文现象，也是海南人积极寻求新生活空间、一代代琼侨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大潮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怀揣着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是将南洋作为战火纷飞时期的避难所，下南洋的华侨对海南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部分海南商人乘船南下，或往来贸易或留居不归，成为传播海商文化的重要力量。
唐宋
对外贸易增多，早期华侨出现
唐代是中国与外域特别是东南亚等地关系空前发展的时代，对外交往频繁。“北枕雷阳，东连广郡，南近交趾，西通合浦、象林，诸港可通舟楫，乃四通八达之区也。”当时的海南，地处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拥有丰富的热带土特产品，与东南亚等地建立并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也使海南人移居海外成为可能。
不过，早期的出洋者仅是出洋的拓荒者，或渔夫，或商民，去了其他国家后又返回故里，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借航运之便，流寄海外，留居南洋一带较早者应当出现在宋、元时期。
到了宋代，海南的对外贸易更加发达，岛内外各方面联系显著加强。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住番”，居久不归者成为早期的华侨。
除了主动南下经商求富，亦有被动的人口迁徙。南宋时期，又有大批居住在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人迁移到海南岛东部及东北部一带，使该地区人口急剧膨胀。地理环境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其中的一部分人面临再次迁徙——下南洋。
至宋末，海南岛与东南亚的贸易已有一定规模。当时，海南的沉香、生香、槟榔、花梨木、琼枝菜、高良姜等大宗产品依靠海上运输，频频输出。
据《琼侨史略》记载：宋灭元兴，元朝继续大量派兵南下，企图征服南洋，剿除南宋残余臣民，但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军事行动失败。不少元军官兵散居南洋各地，其中也有一些琼籍兵。
明清
“海禁”松弛，海南移民热潮涌现
不过，海商的下南洋之路，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
丘濬在《学士庄记》中说：“海口是为港门，帆樯之聚，森如立竹。”足见当时琼州对外贸易之兴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客观上起着鼓舞和促进我国沿海地区居民出国贸易的作用，海南岛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热潮。
尽管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仍无法断绝私商贸易。由于海南拥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东南亚的贸易不但没有中断，反而继续发展。
据《琼海县志》记载：明代草塘埠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到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一带谋生。出洋者跟随海南“大沙船”往返于海南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他们多从博鳌港、海口港、文昌清澜港乘船出洋，也有些从潭门港和长坡青葛埠出去。
由于下南洋的规模扩大，影响了国内社会稳定，清政府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颁布南洋禁航令。据《琼州府志》记载：“康熙五十六年，甲严洋禁商船，不许私造往南洋贸易，有偷往外国之人，督抚大使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这也说明，1717年前，已有海南人到南洋谋生。
清雍正八年(1730年)，“海禁”有所松弛，海南再度掀起出洋潮。一批又一批冒险者，从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和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等地搭帆船或渔船去南洋谋生。
清道光五年(1825年)，琼州帆船运载商品直达新加坡。1830年，琼州帆船已到马来西亚槟城通商。这个时期，经商者仅短暂逗留便返回。至1840年后，开始有大量的海南人移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龙运、格底、甘马仕和甘马挽是较早的落脚地。
1840年至1900年
海口成对外通商口岸，出洋合法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南京条约》签订后，“海禁”逐渐松动。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王朝与美、英、法、俄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将海口重新列为对外通商口岸。1876年，海口正式开埠设立“洋海关”。至此，海南人出洋的禁令被完全解除。
在国内出洋合法化、列强开发东南亚形成巨大劳动力缺口的情况下，大批为生活所迫的海南人跟随亲友，前往南洋出卖苦力谋生。随着海南人出洋数量的不断增加，当时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琼侨聚居较集中和开发最早的街区或乡村，这些地方在当地被称为“海南街”“海南村”“海南港”等。
近代南洋华侨社会，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抵达南洋的侨民纷纷以同乡为纽带，加入同一地方的社团组织(会馆)。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等地，“琼州帮”与“福建帮”“客家帮”“粤帮”“潮州帮”一起，成为海外华侨社会中以地域为纽带的五大帮。
19世纪末，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业兴起，马来半岛开采锡矿，劳工需求量很大，加上国内社会动荡，琼岛再度掀起出洋热潮。许多人经新加坡移居马来西亚各地。
此外，英国人、荷兰人通过代理人到海南招募劳工，甚至采取拐骗掳掠的手段，把出洋者当“猪仔”贩运到南洋。海口港成为近代贩运契约华工“猪仔”的主要口岸之一。嘉积、塔洋、乐城、长坡、潭门等地有许多“客头”活动，引诱穷苦农民出洋。他们被贩运到南洋后，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采矿、垦荒等工作，许多人被折磨至死。
这个时期，海南人大量出洋，与赴南洋的交通状况改善也有很大关系。海口至东南亚新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海南与东南亚各地的航程。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通过客运方式出洋的琼侨人数约24.47万人次，平均每年1万余人次出洋。
早期出洋的华侨均系男性，一般只身出洋，不携带家眷。有些男子新婚之后，便登上了下南洋的船只，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回乡。1904年前后，清政府解除了妇女出洋的禁令，一些已出洋的男子才回乡携带家属出去，出洋的妇女逐渐增多。
20世纪上半叶
为避战乱，出洋人数创新高
20世纪初，贩卖华工的情况虽然没有了，但由于海南连年天灾，加之社会动荡等，海南人并未停止出洋。人们从开放的口岸里，通过各种途径下南洋。
据统计，海南下南洋人数最多的三个市县分别是文昌、琼海和万宁。如今，在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几乎村村有华侨，一些村庄家家有海外关系。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战乱致社会动荡，又逢英国在新加坡三巴旺兴建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需要大批劳工，海南出洋人数创历史新高。在十年内战期间，除了因农村经济破产，无法过活而出洋者外，有些人因政治迫害或战乱而逃到南洋避难。据《海南岛志》记载：“各县在外侨民，最多为文昌，约有上万人，次为琼山、琼东、乐会、定安等县，具有数千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秩序遭破坏。日军侵琼前夕，为避战祸，大批海南人拖家带口出逃南洋。据琼海关统计，到1939年，海南出洋人数达到5万人，他们有些从海口港、清澜港乘船前往南洋；有些先去湛江、再由琼侨总会救济帮助，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
抗战胜利后，海南人出洋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出洋者仍络绎不绝。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为躲避战火，海南人又开始大量出洋。海口至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一票难求，黑市上一张船票被炒至100光洋，许多人卖田典牛外逃“去番”。
解放后
社会稳定，出洋人数锐减
解放后，国内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海南出洋人数锐减。20世纪50年代出洋者中，大多是为了家庭团聚、出国留学继承财产、出洋经商等出国定居，总的来说，规模不大。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因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出国者甚少。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既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又改善了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于是海南出国人数又呈增多态势。
不同年代海南人出洋情况
汉代 一条由南海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航线已经出现，海南岛是航线上的必经之地，成为漂洋过海的人们南下的中转驿站
唐代 海南与东南亚等地建立并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使海南人移居海外成为可能
宋代 海上贸易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住番”，居久不归者成为早期的华侨
明代 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仍无法断绝私商贸易，海南与东南亚的贸易继续发展
清代 1717年，清政府颁布南洋禁航令；雍正八年，“海禁”有所松弛，海南再度掀起出洋潮，一批又一批冒险者前往南洋谋生
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 海南人出洋的禁令被完全解除，列强开发东南亚形成劳动力缺口，大批海南人跟随亲友到南洋出卖苦力谋生，出现了贩运契约华工的情况
20世纪初 贩卖华工结束，但由于海南连年天灾，加之社会动荡等，海南人并未停止出洋
1927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社会动荡，又逢英国在新加坡兴建军事基地，需要大批劳工，海南出洋人数创历史新高
抗日战争期间 为避战乱，许多海南人拖家带口出逃南洋
解放战争期间 抗战胜利后，海南人出洋速度有所放缓；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为躲避战火，海南人又开始大量出洋
解放后 国内社会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海南出洋人数锐减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速，海南出国人数又呈增多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