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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他们的信仰一直没变过

2020-09-05 10:01  广州日报   - 

  东江纵队中很多人参加革命不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 完全出于一种信仰 
他们的信仰一直没变过

  广东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我们的队伍驰骋于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七十多年前,这首《东江纵队之歌》回荡在南粤大地上,激励着东纵战士浴血奋战,勇往直前。七十多年后,重访东江纵队遗址,这首歌听起来依然令人振奋鼓舞。

  重走东纵抗战路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栋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伟荣

  百年客家古村落见证抗战历史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王岭村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是当前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专题博物馆。馆内设有“东江铁流,南粤旌旗”东江纵队历史主题陈列、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复原陈列、国防教育陈列展览共三套基本陈列,展示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武器装备等各类文物,系统地展示了东江纵队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所在的大王岭村,抗日旧址最为集中,与著名的百花洞战场相距仅2公里,是一座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当年曾是东纵第三大队机关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敌后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被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称为“东江纵队抗日根据地的根据地”。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现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部、会议室等旧址,是华南地区现存抗日文物群体规模最大的抗日村落,部分民居的墙上至今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留下的累累弹痕。

  是日军进军华南“最丢脸的一仗”

  抗战中,东江纵队根据地理环境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游击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1941年6月10日晚,驻东莞的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以及伪军200多人,兵分两路隐蔽地奔袭大岭山百花洞,企图消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情报站提前侦得日寇的这个秘密行动,立即紧急动员,游击队和各乡的抗日自卫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待机出击。

  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第三大队和抗日自卫队,趁敌人立足未稳,即以密集火力扫射,日军遭到突然打击,顿时阵脚大乱。此时,机枪手吕苏瞄准“骑马的军官”,一连几个点射,日军大队长长濑连人带马应声倒在路边。

  日军陷入包围后,疯狂向我阵地开炮,发动了数次冲锋,企图突围,未能得逞。随后敌人放出信鸽,向石龙日军求援,不料信鸽又被自卫队击落。翌日,日军派出步兵、骑兵1000余人前来救援,还派来飞机掩护,这才把长濑的残兵败卒接应出去。

  这次战斗历时两天一夜,毙伤敌人5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战后,日军华南方面军头目自称:“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拖住日军在华南的主力部队既不能“南进”,也不能“北上”,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反攻作战,使华南敌后战场得以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翻山越岭扁担挑千斤印刷机印报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王红星告诉记者,东江纵队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多,有“书生扛枪”之称,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弃笔从戎,舍身忘我。

  正是由于东江纵队独特的人员结构,使得东纵在政治宣传文化方面构建起强大的阵地,先后创办了《大家团结报》《新百姓》报和机关报《前进报》,还组织剧团、政工队等,鼓舞士气。

  在惠州博罗东江纵队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二级文物——东江纵队《前进报》的印刷机,这台印刷机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该机原为博罗日报社所有,是该报社长陈洁1941年通过多方募资购回的日本制造八度印刷机。

  1944年6月《博罗日报》停印,为了避免印刷机落入日寇手中,印刷机暂时被埋藏在博罗附城上寮农民陈景青家里。东纵领导机关迁徙罗浮山后,陈洁将印刷机的埋藏点告诉了东纵部队。于是,10多名战士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山越岭用扁担将这部千斤重的机器抬到罗浮山朝元洞,交由《前进报》社使用。

  有了印刷机后,《前进报》由原来油墨印刷发展到铅印,“报纸印刷速度加快,发行量变大,有利于宣传抗战工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曾庆香说道。新中国成立后,此机被运往惠阳印刷厂继续使用,后由博罗县博物馆收藏,在东纵成立60周年之际捐献给东江纵队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

  他们参加革命完全出于信仰

  除了知识分子多,东江纵队还有华侨和港澳同胞多、女战士多、小鬼多、富家子弟多的特点。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会长李建国说,很多人参加革命不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完全出于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从参加部队开始到后来一直都没有变过,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有1000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结婚仅三天的泰国华侨夫妇钟若潮和王丽,毅然决定回国投入抗日斗争。在抗战中,钟若潮为掩护东江纵队领导机关撤离,同十倍于我的日军展开血战捍卫阵地,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王丽为掩护伤病员来不及突围而被捕,敌人逼她供出游击队情况,她誓死严守机密,牺牲时年仅26岁。

  李淑桓,广东鹤山县古劳维墩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送长子去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后,又先后送六个子女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被称为是“革命母亲”。1941年春节后,李淑桓来到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以教书作掩护做秘密交通情报工作,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时年47岁。

  “小鬼善战”在东江纵队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们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孩子,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加上便于隐蔽,成为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传送情报。著名的老虎山下英雄五少年,为掩护主力部队撤出,小鬼班5名少年战士挺身而出,与日军恶战近一小时,子弹打光后他们将枪机拆出,埋入淤泥中,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牺牲时年龄都不到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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