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规矩中形成变化正是“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特征，而这规矩的排布与局部对称的结构，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舞人动物纹锦”的问题：织纹最左侧的三角区块中，构成三角区域的矩形部分出现了明显错位（图四），若再进一步比较此区域与整体纹样的中间区域（图五），会发现被称为“对龙2”的纹样中也有不同。而纵观整幅面料还会发现，这一出现在织纹最左侧的错位是随着单位纹样，在面料的经向上完全一致的重复出现的（图六）。
这样的错织，在今日看来若非考古绘图的一一摹绘，并不容易发现，毕竟织物已暗黄糟朽，但这一“隐藏”的错误，却又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得以正名的重要证据。若按照以往学界的猜测，即先秦时期的中国在织造花纹时，是通过手工挑经穿纬而得以交织的话，那么对于织手来说，这种错位的问题即便出现一两次，也应该不会在同一纹样的相同位置不断重复出现，由此来说，从交织技术的角度来看，此“舞人动物纹锦”的织造必然是通过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只能机械重复一种“命令”的装置来辅助生产的。
从交织原理来说，经锦的交织是用纬线确定色经位置的一种技术形式（图九），判断织物时，有几种色经，我们就会称其为几色经或几重锦。具体织造时，人们会使用综（一组与经线呈垂直排列的，具有承托经线能力的线组，如图一〇），将需要提起的色经统一提拉，在经线组间形成开口（图一一），以便纬线快速通过。每一组与经线垂直的综可以通过联动提经，管理一行色经的显现，但需要在装机时，根据花纹，预先将每一行所需要显现的色经预先安置在综线的岔口之上（图一一）。理论而言，一件经锦织物，其单位纹样依经线方向自下而上由多少行纬线与经线交织而成，那么就需要多少组综来对经线进行管理。
“舞人动物纹锦”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报告中说它的单位纹样高5.5厘米，且纬密是52根/厘米，也就是说，织造“舞人动物纹锦”的一个单位纹样，需要织纬5.5×52次，即需要286根纬线才能织完一个单位纹样，那么按照织造经锦的综蹑织机逻辑，就是理论上需要装入286组综才能完成一个单位纹样的织造，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织造时，经过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传承人王继胜老师研究，可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将“舞人动物纹锦”控制在使用110组综进行织造），而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的老官山汉式织机上，仅86片综就已经必须分上下两排安置（图一二），且十分拥挤了。
“舞人动物纹锦”的错位，是在织机装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穿综时，对“龙纹2”右侧龙尾到前肢部分的色经被并排穿引了两次，因此最终形成了织造时的错位，但若要调整这一问题，按照“舞人动物纹锦”156根/厘米的经密及其三重锦的结构来看，虽然错位部分仅占整个单位纹样的2%，但重新穿综数却不少于3000次。相较于其相对不明显的错位而言，重新装机的耗费太大，或许这也是“舞人动物纹锦”最终以错织面貌出现的根由。
再看单位纹样最高的绣纹，此绣纹见于N7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上（图一四），绣纹单位纹样宽22厘米高181厘米，由八组单脚独立的龙或凤沿面料纵向排布（图一五），每一组的龙或凤的高度均有20厘米左右，而再反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交织物，其中花纹经向跨度最大是一件残高12.4厘米的大菱纹锦B型（从织造技术的角度而言，此大菱纹锦花纹上下对称，因此实际织造时，有效的单位纹样只需6.2厘米左右即可），若依照大菱纹锦（B型）的纹样尺寸去对比，凤鸟的形象大约只能出现半只左右（图一六）。
而若想仅用一件绣品就了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刺绣神韵，N2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图一七）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此衾上的“盘龙飞凤”纹，单位纹样高72厘米、宽44厘米，绣线虽仅用棕、深红、土黄、浅黄4色，却搭配出富丽大气的装饰效果（图一八），让人不禁想问，既然4色都可以配出如此绚丽的效果，为何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织物却只用3种颜色就“满足”了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经锦技术的发展之中，前文已经提到，经锦的织造需要预先绷拉经线，且每增加一色，就需多预备一组经线，应是出于材料或者综框条件的限制，战国楚地的交织尚无法支持4色经线的织造，当然也有可能是现有文物中并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楚时遗存，故而无法得见楚地的4色经锦。不过在不久之后的汉代，东汉文字锦等实证都已向我们证明，经锦织物的色彩问题，在那时已得到解决。
秦统一天下，楚地风华终隐没于大一统的庄严之中，即便是刺绣似乎也难再有那洒脱与奔放的楚地风姿（图二三、图二四）。交织也因受到技术的局限，而长期处于“制式化”的阶段，不是一条条的横向条纹，就是在对一个单位图案的不断重复（图二五、图二六）。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探索之后，我们从最初的只能表现几何纹样（图二七），到能够织就各种具象形式（图二八），人类交织世界的缩影都在古代中国一幕幕地上演了。
动物、植物与人，抽象、具象与夸张，人们认识世界，又进一步构建自身的文明，这有形的纹章与无形的文化最终都在交织的世界凝固、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