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大盂鼎，大克鼎从上博一楼“升”到二楼

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此前一直分居三地收藏。
时隔17年，分藏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的盂克双鼎将再次重聚上博展厅，于6月18日开幕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联合展出。澎湃新闻今天在上海博物馆展厅，目睹了200公斤重的大克鼎从一楼青铜馆被搬升至二楼展厅、落定等搬迁布展全过程。明天上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将在上博开箱点交，真正实现双鼎会面。

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二楼布展现场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即将展出的青铜鼎

澎湃新闻记者下午在上海博物馆，目睹了大克鼎从上海博物馆一楼青铜馆搬到二楼展厅的全过程。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人员安全，整个搬运路程经过周详设计，200多公斤的大克鼎，从展柜平移到手动升降车，从手动升降车更换到推车、再到手动升降车、直至摆放到预定位置，至少需要腾挪五次，然而每一次位置的腾挪都是确保文物水平移动，大克鼎每次蹄足的抬升不会大于一厘米。从一楼青铜馆到二楼展厅，短短几百米的路程，耗时1个多小时完成。

大克鼎从一楼青铜馆搬至二楼展厅 图为起吊展柜玻璃

陈列于上博青铜馆的大克鼎

大克鼎搬运现场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对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自1996年上海博物馆搬到人民广场新馆，大克鼎就一直陈列于此（青铜馆），期间曾移动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在捐赠者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之际，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博联展，大克鼎被搬到4楼展厅展出；另一次则是2015年，大克鼎被借展至河南博物院参加青铜鼎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度过一个星期。
明天上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将在上博开箱点交，双鼎会面。
盂克双鼎，17年后沪上再聚首
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三件青铜大鼎均于清末年间，在陕西出土。由于三鼎出土时间、地点相近，且均为西周国之重器，因而被誉为“海内三宝”。
据悉，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此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  

大盂鼎立耳、圆腹、粗壮三足。口沿下饰有一圈饕餮纹带，足上铸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铜鼎的典型式样。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记载了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及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
毛公鼎于清道光出土于陕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记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毛公鼎经陈介祺、端方、叶公绰、陈永仁等人收藏，于1948年随文物南迁至中国台北，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盂鼎、大克鼎为潘家所收藏，潘祖荫曾自述“天下三宝得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家族将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藏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潘达于无偿捐献盂克双鼎，半个多世纪以来，双鼎同展机会可谓屈指可数。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大克鼎两鼎陈列展出。2004年，在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之际，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联合展出。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此次“鼎盛千秋“特展为盂克双鼎时隔17年再次联合展出。
除了大盂鼎与大克鼎，展览还将呈现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有铭青铜鼎，包括秦公鼎、刘鼎、宁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捐赠者包括潘达于女士、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孙煜峰先生、李荫轩、邱辉夫妇，沈同樾女士……
马今洪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此次特展虽然展品不多，仅21件，除了盂克双鼎，其它展品也颇具看点。首先，展览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涵盖整个青铜时代的发展高峰；其次，展览几乎覆盖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则，展示的所有青铜鼎都带有铭文，为流传有序的历史名品。
据悉，此次特展也是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感恩并弘扬捐赠者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博物馆合作的文化传承力量。
意义重大，“三千年来之至宝”
据专家介绍，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上博此次展出的21件展品均为有铭青铜鼎。

大盂鼎（局部）（摄影：陈拓）

大盂鼎 铭文（摄影：陈拓）

其中，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和殷商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
该篇铭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也对中国古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起着标尺作用。

大盂鼎铭文拓片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介绍，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大克鼎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跌宕起伏的流传经历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陕西省眉县出土。传同出的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盂鼎”（现器已不存），为方便标识，故称形体大的鼎为“大盂鼎”。盂鼎出土后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同时拥有举世双绝，爱不释手，特辟一室“攀古楼”专藏，并镌刻印章曰“宝藏第一”。此后虽战乱纷繁，双鼎仍保存完好。

潘祖荫像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双鼎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国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将两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了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六十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

潘达于

1951年，潘达于女士无偿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双鼎成为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藏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两鼎南北两馆各镇一方，互相辉映。

展览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