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 潜心创作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五人谈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特邀请获奖作家撰文分享此次创作心得体会，借以管窥文学之于生命、时代的意义。
——编 者
梁晓声：用写作来感恩回报
成为老师以后的我，总在叩问自己——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因为学生们大抵会这样问。即使那些不问的学生，内心里其实也是有疑的。
于是我每每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大体梳理为如下阶段。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创作的时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欢并且具有些能力，为什么不呢？我的命运也确实由此发生改变，每年参加一至两次兵团创作学习班，还遇到好人上了大学——这是我应该感恩于文学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特别是在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的创作进入了证明自己创作才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长，往往以责任感、使命感为动力。与此同时，自我证明的意识也还是存在的。
60多岁时，我做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已快10年，在不断自我叩问下，终于猛醒——作家之创作，始于改变自己的命运绝不可耻，持续地自我证明当然也是一种动力；但万不可终于自我证明。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要证明自己的什么给别人看吗？都是教授了，还想把自己的命运改变成怎样的呢？
进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于文学，那么是不是该回报文学了呢？由该不该回报文学，进而想到该不该回报时代（如果时代不是翻开了改革开放之新的一页，我的命运将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该不该回报各个时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个时代都遇到他们，使我感受到人世间不同温度；该不该回报我来自的阶层呢？表面看它给予我的不多，但往深处一想，不对了，我从它的肌理中吸取过大量的创作营养啊，而它总是默默地任我吸取，从没有索取什么。回报它，实际上也即是回报生活。
我的学生们都会记得，关于文学，我对他们最经常说的是：
“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有能力，则通过人物写时代。须知时代本身也是看不见的‘人物’。若能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则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倘无后者，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只有一面并且只照一个方向的镜子。后者以一些可敬可爱之人的真实存在为依据，写他们是文学的本分；写到了他们的文学，对读者的营养也便多了几许。”
我创作《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回报式的写作。所秉持的理念，与我对学生们说的话相一致，并且，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使我更愿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
徐怀中：放开手脚作一搏
这段时间，熟人见面少不了对我说：你真厉害，90高龄还写出长篇小说《牵风记》！当然，这是祝贺之词，但也令我不胜感慨。我心想，他们本应该问我：你为什么一拖再拖，直到90岁才拿出这本书，你早干什么去了？
《牵风记》以1947年第二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这次战略行动是解放战争中最富华彩的乐章之一，也是我参加革命部队以来经受锻炼与考验最严峻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生命阅历岂可轻轻放过？早在1962年，我就请长假写这部长篇，写了20余万字。不久，我作为军报战地记者派驻福建反空降部队，随后又接受其他任务，《牵风记》创作被搁置下来。多年后，书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过后想想，倒也并不觉得多么可惜：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着改革开放大潮，涌现出众多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们勇于强化主体意识，积极追求文本创新。小说创作如飞流而下的瀑布，产生大量“文学负氧离子”，清新的气息令人心身愉悦。遗憾的是，他们一身锋芒不能为我所用。如我老朽者，得益于思想解放完全解除了创作思想上的自我禁锢，清除了公式化概念化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上来。否则活到90岁，依然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牵风记》来。
历经沧桑风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我不再瞻前顾后，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小说关键在于虚构，我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人物也被大大压缩简化，只有独立第九旅旅长齐竞、骑兵通信员曹水儿、女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匹老军马“滩枣”作为主要角色。
《牵风记》只有10多万字，对壁耗费5年，所以我称自己“爬行者”。主要原因是写作上的习惯，我先要将整段文字默背下来，输入电脑后又不免改来改去，哪里还说得上什么进度。明知这种习惯效率不高，但是改不过来，只能无可奈何地回过头去，观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两行手模足印。
徐则臣：与时代血肉相连
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京杭大运河边也曾生活多年。那些被大河水汽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在我迄今22年写作生涯里，有20年都在写运河，大运河一直是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这条河流成为主人公。写作就是这样，某个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暗地里缓慢地丰满、立体，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个新主角诞生了。
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1901年漕运废止，成为大运河命运转折点；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会成为其命运另外一个转折点。我想从这两个节点切入，整体上考察百年运河和中国近现代史。这两条线正好借运河互为镜像，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愈加清晰。汤汤大水因而成为一面镜子，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的命运。
20年来，在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小说的过程中，也培养出对运河的专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收集和揣摩。所以，我以前常自诩对运河比较了解，一闭眼，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但真要写，才发现我所掌握的运河其实是望远镜里的运河，要落实到一个个细节、要每一笔每一画交代清楚，望远镜远远不够，还需要显微镜、放大镜。因此，为写这部小说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也把京杭大运河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的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对运河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从文学角度的挖掘尤其不够。
写作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失去难度也就谈不上发现和创造，《北上》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爬坡。难度不仅仅是具体技术上的，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对过去的写作构成挑战，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胆量和信心，是否不断将自己从众多写作者中区别开来并最终确立自己。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达方式和途径必然不同。在写作优良传统和文学精神上需要向前辈看齐，在对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
一代代作家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通过“有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与时代血肉相连。
陈 彦：紧紧拥抱生活之树
写作的理由有千条万条，对于我，最管用的一条就是紧紧拥抱生活这棵大树。《主角》是对我近30年职业生涯的集中“压榨”。对于书写对象及其生活氛围甚至烟火地气，的确有烂熟于心的感觉。
《主角》的主角叫忆秦娥，是一个唱秦腔戏的演员，她11岁进入县剧团，50岁被民间封为“秦腔皇后”，她的命运像过山车一样，时而冲上顶端，时而摔下深渊。很多时候，她是被各种“推手”搅着转，在反复转动中也逐渐修炼出信念，最终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主角》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个，还有许多没留下姓名的配角，有唱戏的，更有社会各色人等。秦腔囊括了上千年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民生、民俗信息，留存下来数千部剧作，认真研究，你不能不产生敬畏与文化自信。《主角》努力在触摸这个传统与自信，并执着地梳理和抚摸它的走向。
写这部书，不仅是为一个戏剧舞台上的主角立传，更重要的，是想从戏剧舞台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把自己经历的40年改革开放沧桑巨变，化入到一群人的命运起伏中去。我本人跟忆秦娥年岁基本相当，我是借了这种太熟悉的生活，写了自己心中40年的困惑、焦灼与生命奋发。当然，我不是忆秦娥，我只是与她一路同行的时代见证者。
我是陕西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那块土地的坚守者。《主角》的写作过程也是匍匐在那块大地上的。我的窗外，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排练厅。难以想象，每天听不到排练声，《主角》会写成什么样子。我另外两部长篇《西京故事》《装台》，还有《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戏剧作品，也都是在秦腔的呐喊声中完成的。我喜欢那种沧桑、硬朗、周正的呐喊，那里有传统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丰富信息。后来我调出文艺团体，跳出“庐山”看“庐山”，因而从小舞台写向广阔的人间社会才成为可能。
主角不是舞台上独有的角色形态，各行各业哪里没有主角配角呢？主角理所当然要比配角付出更多努力与代价。忆秦娥比谁都活得苦、活得累，比谁付出的都多，却比谁受的挤压、攻讦都大，看似苦难，她的生命形态却因此具有了开阔的张力与精神密度。无论小舞台还是大舞台，正是有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主角、配角，才使人间喧哗，社会生活跌宕起伏又摇曳多姿。
我会继续深情凝望养育我的土地，紧紧拥抱让我创作有成的那棵茂盛的生活之树，开河掘井，继续深耕。
李 洱：敬重文学现实品格
一部小说写13年，不要说读者感到意外，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在处理复杂现实时已有的文学范式不够用了。新的现实感对作家提出新的要求。作家应该借鉴古今，寻找新的方法。
以人物名字来做小说题目，让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在福楼拜、托尔斯泰、鲁迅那里，这是最常见的命名方式。虽然今天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与那些伟大作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但过去的经验不可轻易放弃。一个作家应该既植根于传统又有所调整。有时候，新的反而是旧的、旧的反而是新的，它是旧与新的变奏。直到今天，我依然敬重文学的现实品格，依然对塑造人物有浓烈兴趣。
《应物兄》写了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很多人和事，其中有知识分子、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因为写了知识分子，很多读者把它看成一部知识分子小说，这当然有道理。我想说明的是，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小说，不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也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小说。在我看来，《阿Q正传》就是知识分子小说，虽然它写的是未庄，阿Q也只是个打短工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说起来，我对写知识分子确实用情甚深。我每天都在与这个人群打交道，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心跳。他们的所思所爱、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交相往来，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很自然地，我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我对小说中双林院士、芸娘、张子房教授的敬仰之情，相信会被很多读者感受到。
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有时候需要倾注作家所有心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你对世界的总体性想象。但是，这个想象能否最终完成，还有赖于读者的参与。换句话说，它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个总体性想象。
有一种看法认为，人们的生活愈来愈“碎片化”。这可能说出了部分现实。但是，长篇小说仍然试图与此对抗，使人们的意识有可能从碎片中走出来，发现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断积极地调整这种关系。这是长篇小说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
巴尔扎克的那句话依然有效，也依然值得为之努力：作家某种意义上就是时代的书记员。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作家愿意为此孤注一掷，那么多读者愿意为此全力以赴。你想了解这个世界、你想借由文字进入这个世界，当你捧起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你就已经开始与这个世界进行真实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