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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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古人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止水”是铜镜的别称。因此,展览名称以“止水”入题。“映”即“反映”之意。“人间”的内涵非常丰富,但简言之,就是关于“人”。整个展览分为“长河浮镜”“铜华纹章 ”“镜象晏然”“镜照尘寰”以及“止水逢缘”五个部分。展览现场
“长河浮镜”讲述铜镜的起源、功能及制造与装饰工艺,是为“源”。铜镜的起源与其功能密切相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梁上椿先生便对中国古代铜镜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作出如下排列:止水——鉴盆中静水——无水光鉴——光面铜片——铜片背面加钮——素背镜——素地加彩绘——改绘彩加铸图纹——加铸字铭文。简言之,铜镜起源于静止之水。整个展览以此为切入点,一来是用观众所熟悉的“铜镜用于照容”的常识拉进与观众的距离,二来则是点了整个展览的题。喜上眉梢纹景泰蓝工艺镜
“铜华纹章”展示的是铜镜背面多姿多彩的纹样,是为“物”。众所周知,铜镜有正面和背面之分:用以照容的光面为正面,纹饰精美的一面为背面。铜镜研究学者倾注大量心力研究探讨的就是铜镜背面丰富的纹饰。各时期铜镜纹饰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本部分采用时间轴的形式,来展示各时期铜镜多种多样纹饰的变化过程。商晚期铜镜纹饰以素面、直线纹或弦纹为主,西周铜镜见有线刻动物纹样,战国时期有变形龙纹、蟠螭纹、花叶纹、山字纹等,出现了由主纹和地纹构成的层次丰富的图案。蟠螭菱纹三凤镜
羽翅地四山八叶纹镜
汉代铜镜的一个变革是草叶纹的出现和大量铭文镜的产生,四灵纹、星云纹、博局纹等。三国两晋时期神兽镜是典型的镜种,四叶八凤镜亦富有特色,也是此次展览的一个专题。四叶八凤镜
隋唐时期盘龙纹、团花、鸾兽等,创新有海兽葡萄纹、瑞兽纹(狮、虎、盘龙纹等)、十二生肖纹、纯植物纹(如宝相花纹)和花鸟纹等,都是典型的纹样。宋代铜镜纹样简单,但通常把作坊名称标示得非常清晰。明清时期亦流行吉语镜。除了常见的花鸟纹、龙纹、瑞兽纹之外明代独创了八宝纹和杂宝纹。清代种类甚少, 纹饰不但无发展 ,而且较之明时又少了许多,多为简陋粗糙, 只有皇家御用的铜镜尚且精美。从酒高堂铭博局草叶镜
“(乘) 游云,上大山,见神人”,但是又落回俗套,“宜官秩, 保子孙”。这样能够长长久久的快乐,终究还须有“常富贵”“日有熹,月益富”做基础,并且这种基础最好能“千秋万代”,代代相传。汉代人的长富贵、见神人、宜子孙的愿景,表现在唐镜上,便是鸾凤、仙骑、云龙等图像。金人的仙人鹤兽、明人的麟趾螽斯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汉代人还有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俗语姑且称之为“相思文化”。“长相思”“勿相忘”“愁思悲”,句句都体现了汉代人对亲人的思念。但是这种思念有的带着豁达,“久游何伤,长勿相忘”;有带着告诫,“慎勿相忘”;有的带着无奈,“君有行,妾有忧”。君毋相忘铭连弧镜
“镜照尘寰”,讲述铜镜背后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买卖关系、社会管理与文化交流等,是为“史”。对于汉代是否已有成形的商业,过去学界一直带有疑虑。但是铜镜上的铭文却早已揭示出当时经济社会的商业化面貌。贾市盈盈,铜镜上祝福“用镜者”“乐未央”“常得意”,“服者君卿”“诸君敬买镜”等等,为吸引买者之心已昭然若揭。“此镜甚明”“新有善铜”都是为了告诉买者自己铜镜材质优异。而到了五代,南唐在首都昇州(今南京)铸造“都城铜坊”镜,镜中所刻的工匠姓名达二十余种。可见,当时在铜镜上留下名号印记已经司空见惯了。宋代集市流行,商号更加重要。光湖州便有石家、李家等不同家族名流。湖州薛氏家族颇负盛名,有“薛仰溪”“马思塘”等铸镜工匠。署名第一字为工匠姓氏,第二字系“仰”“怀”等带有感情色彩的动词,第三字常为“泉”“溪”等与自然相关的名词。这或与明代盛行风水学有关,即在镜背署名顺风水、利五行,方能造出大吉之镜。清白铭圈带镜
文化是交流互见的,铜镜文化亦不例外。中国铜镜受佛教影响甚深。早在东汉晚期,陶瓷器上便开始出现佛教塑像等些许痕迹,这种痕迹到三国吴时期开始在四叶八凤镜出现,四叶内有了带佛像、协恃乃至供养人的图像,十六连弧中也有了飞天。唐代海兽葡萄纹成为铜镜的典型组合纹饰,海兽(如狮子)和葡萄自西汉经丝绸之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盛行。与传统蟠龙纹融合形成蟠龙海兽葡萄镜,此后逐步发展为纯海兽葡萄镜。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兰查体真言便直接铸造于铜镜之上了。我们知道,早在汉代,中国铜镜便已流传至日本。《三国志·魏书·倭传》记载,日本邪马国遣使者到洛阳,魏明帝赠送了“铜镜百枚”。唐代,许多铜镜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并被神社、寺庙收藏。可见中国铜镜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但后来日本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铜镜——和镜。明末清初,又出现了日本铜镜的反向影响,江浙、闽南等地区出现了日本和镜以及仿制和镜,这与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相关。清代,福建沿海一带开始模仿日本和镜,制造出了中式和镜。兰闺睕睕铭六瑞兽镜
“心归止水”讲述的是捐赠者王纲怀先生缘结铜镜以及复旦与铜镜之间的几次交集,是为“情”。笔者认为,王纲怀先生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中国铜镜的研究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一是提出“单位面积重量(m 值)”的概念,将过去用“轻薄”“厚重”等感性的描述语汇进行了量化;二是进一步细化秦镜分期的标准,详尽到铜镜的镜钮、边缘等每一个参数的演变规律;三是系统研究汉镜铭文的内容与书体演变;四是全面收集考古出土与私人收藏家的铜镜资料,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