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5月28日电 据暨南大学网站消息，近日，“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第345期在石牌校区曾宪梓科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央视节目《开讲啦》演讲嘉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教授以“三星堆的谜加谜？——揭开古蜀传奇的神秘面纱”为题，带领现场师生探索神秘瑰丽的三星堆文化之谜，揭开古蜀传奇的神秘面纱。讲座由暨南大学文学院王银田教授主持。
三星堆的发现过程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卫聚贤根据在成都所看到的一些四川出土的战国铜兵器，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学术概念。”高大伦首先论述了暨南大学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联系，他指出，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迄今已出土年代距今4800年至2600年的器物数万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先秦时期大型遗址。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就发现了数百件玉石器，从而引发了华西协和大学在1933年的发掘，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家对这批玉石器的认识还只能断在周汉时期。直到1953年，刚成立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继续在三星堆上调查，逐渐有所发现。1963年，四川大学在月亮湾发掘，考古工作渐入佳境。到了1980年，刚成立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选的发掘地依然为三星堆。
经过半个世纪几代学者断断续续，矢志不渝的奋斗追求，终于有了1986年和1990年的大发现。此后，考古工作人员分别于1997年发现仁胜墓地，2001年发现成都金沙遗址，古蜀文明的版图在考古工作人员的手中一点一点清晰了起来。高大伦说：“三星堆的成果是一百年来一代代人不断追逐，不断挖掘到今天才获得的。”
三星堆文物的解读
“在三星堆文物所展现的宇宙观中，宇宙由天国，凡间，冥界组成，其中凡间又分为祭司与凡世，冥界部分则由托地力士和巨大的怪物组成，而两棵青铜树一为日出之树——扶桑，另一为日落之树——若木。”高大伦认为三星堆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所尊崇的朴素的宇宙观，这两棵青铜树正是古蜀文明对于“十日传说”的物化。
高大伦还提到三星堆遗址、三星堆祭祀坑以及金沙遗址中有大量以鸟为造型的物件或是鸟纹图案，这表示三星堆文明与蜀王世系有很大的关联。古蜀王国早已有许多鸟族传说，在李白的《蜀道难》中也提到的“蚕丛及鱼凫”，人面鸟身像、三星堆金杖、金沙金冠带以及三星堆祭祀坑人身形俾饰等等文物上的鸟形纹路都印证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研究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面具文物的面部特征判断其与某些文明和地域有关联，高大伦指出这样判断并不准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特夸张，是“形而上”的东西，应当使用一种“形而上”的目光去看待三星堆文物。他认为，部分文物为抽象化的艺术造型，不能简单根据这些特征轻易判断。与“三星堆金面具是由人的面部特征制造而成的”观点相异，他更倾向于认为三星堆人首及面具是一种艺术化的神鸟的形象，是由鸟的特征糅杂再创作的成果。
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与去向
根据考古发现时间，三星堆遗址前后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按照研究后确定的文化类别则又可以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其中，四期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三星堆文明从最初的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后来秦灭蜀后金沙遗址被彻底废弃，盛极一时的三星堆文明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瑰丽的历史篇章。
“在三、四千年前确实有一个古蜀国，其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该文明是在本地既有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也向外传播自身文化，它自夏商时期算起，至秦灭巴蜀为止，存续了近两千年。”高大伦介绍了这次新发掘的六个坑：K3、K4、K5、K6、K7、K8的挖掘情况，并提出在关注出土文物同时也要关注坑的形制、时代、营建和埋藏方式，以及是否有新器型或新器种的出现。
新发掘的六个坑丰富了既有发现，强化了已有认识，但目前三星堆考古发现仍然任重而道远，大墓、青铜器和玉器作坊、宫殿等关键遗迹还在等待发掘。高大伦坦言，新发现是偶然中有必然的，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考古实证。但从整体来说，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从未达到过夏商文明的高度，三星堆的考古确实解开了传说中的古蜀国最大的谜团，但更多的谜团还等待着考古来解。
讲座最后，有同学提问：“三星堆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出土自创文字或者具有传递信息作用的符号呢？”对此，高大伦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文明分为大、中、小文明，那么中小文明是否需要创造文字？古蜀国从目前的发掘成果来看应该没有自创文字，比起出土自创文字或者具有传递信息作用的符号，在青铜器上发现别的文明的文字可能性更大。“如果有可能出土文字，文字最好与商周文明系统有联系，有联系有系统才能解读，”高大伦回答道。(文/杨雪 邓双全 图/唐浩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