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屏东，小镇潮州街头，龙应台用轮椅推着母亲美君外出散步。（王建栋/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其实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
2018年7月24日凌晨五点，海拔3090米的台南大武山晨曦微露，彩霞满天，几乎彻夜未眠的作家龙应台，信步走到阳台。举目远眺，太阳正从太平洋那一边慢慢升起。
客厅里，肥猫还在酣睡，待会儿，来自印尼的看护雾米，就要推着轮椅，安顿好美君，到写作室来了，龙应台帮她泡好了一壶龙井。
大山西部，屏东平原深处的小镇潮州，平静安谧。乡居岁月已经持续一年，除了写作、演讲，偶尔造访的友人，常伴她左右的只有一只猫、失语失智18年的母亲美君，和雾米。
花园里的软枝黄蝉长得太茂盛，需要整理枝条。紫蓝色的蝶豆在连续的大雨浇灌下东歪西倒，需要扶正。2018年3月，马英九来探望时，她让不识草木的他种下一株含笑，现在枝桠里缀满了花苞欲放。
两个月前，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古惑仔寻仇错杀了一个无辜的青年，听说青年的家庭很困难，她打算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火龙果农来电告知，当周是火龙果采收的最后期程，问她要不要去摘。她想采几箱柠檬寄到台北，给两个生病的朋友。
她手边正在读的书，有关于植物的英文书、儿童哲学以及德文的推理小说……
不到48小时前，她还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全球化都市。
2018年7月22日下午两点半，3000人涌入了香港湾仔会展中心演讲厅，聆听一场演讲——那些关于母亲，并连接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来源于她的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主会场只能容纳2000人，而报名的人太多，主办方只好另开两个分会场，视频直播。很多人是拖着行李箱进场的，85%的读者来自内地。
《天长地久》大陆版日前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23日开始全网预售。2018年7月24日，龙应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访问。
龙应台与母亲美君在屏东潮州市场。（受访者供图/图）
“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
《天长地久》的源头在哪里？龙应台寻找了十年。
在给美君的第一封信（《女朋友》）里，她即做了交代，两个字：“后悔”。
80岁的龙父爱开车带着妻子美君四处游山玩水，却不断出车祸。一次事故中，美君的手臂被撞断，女儿龙应台喝令他交出钥匙和驾照，父亲完全没有抵抗，从那以后便极少外出。很快，父亲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2004年，85岁的龙槐生去世。2008年出版的《目送》一书中记叙了这场父女告别：在蒙蒙细雨中，龙应台看着父亲的棺木缓缓进入焚化炉。“那一刻，你会发现你并不了解他，他会寂寞吗？有什么是他没有告诉过你的？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
她开始关注父辈的个人史和家族史。2003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龙应台赴香港大学任教，从而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陪伴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并开始收集历史资料，进行口述采访和田野调查。
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龙应台第一次披露了家族史的片断——从美君和槐生相识相爱，，美君从浙江淳安远嫁湖南衡阳结婚生子；到战乱年代中的宪兵连长槐生携家颠沛流离，一路南迁，历经离散最终重聚的坎坷遭遇。
书中有一幅美君的老家——淳安古城的手绘地图。老县城在1950年代已沉入千岛湖底。龙应台找寻故人，搜索地方志记载，雇人潜水勘察，使其历史风貌得以在图纸上复原。这本书的写作，同时埋下了她探寻父辈历史记忆的种子。
2012年，受马英九邀请，龙应台由港赴台担任首任“文化部长”，繁忙的政务活动将她淹没。可曾经埋下的种子，并未停止发芽。
夺去父亲车钥匙的第二年，母亲美君开始逐渐失去记忆，一直受失智症折磨，反应迟钝，口不能言，需要特殊看护。失智症又称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性表现，多发病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失智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一亿人以上。
当2014年底，龙应台再度请辞，回到书斋，如何安顿和讲述美君自然成了头等大事。新的反思也逐渐连接起她、儿子和父母三代人。“后悔”则成为不断浮起的“执念”。
“人走，茶凉，缘灭”
过去的15年里，无论教书、写作还是从政，无论在哪个城市驻留，龙应台始终坚持每两个星期到屏东乡下陪伴美君，不曾中断。两周一次的屏东之行，来去匆匆。美君的日常活动必须借助轮椅，而她早已失语，再无法与女儿交流。龙应台常常只是坐在母亲身边，看着自己手上的书或手机。
“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重要、恩情最深的那个人，正在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不知还有几天的时光，你到底还在做什么呢？”一次禁语禅修突然让她顿悟，过去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不过是一个不诚实的假动作。
“我无法让你重生力气走路，无法让你突然开口说话，无法判知当我说‘我很爱你妈妈’时你是否听懂，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时才做得到。”
2017年8月，龙应台把书桌搬到了小镇潮州，日夜陪伴在美君身边。每当看护雾米把美君带到写作室，她就让美君坐在书桌旁边的沙发上，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忙于写作时，她会给美君戴上耳机，听周璇的老歌和家乡的越剧，因为“声音是一个人最后才会忘记的东西”。
龙应台认为，对父亲的“悔”，来自个体历史记忆的匮乏，缺少清醒的反思。父亲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幸存者终其一生将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对槐生而言，车不能开了，女儿给钱坐出租车就是“浪费”——“设想一下那代人的处境，就应该知道，即使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计程车带着你们四处游逛。”
而美君，让她更加百感交集。除了和丈夫一样历经苦难，美君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甚至更容易被忽视。让她后悔的是，美君过去只是一个被视为家庭后盾的“母亲”，而不是“女朋友”。“后盾在我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人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保护”。
龙应台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难以言说的悖论：她也是两个儿子的“后盾”，也要被他们蓄势待发的人生选择“看不见了”。于是从15年前起，她决定每年和儿子一对一地旅行两次。在陪侍美君的日子里，“移情”使她看清了这个决定，——她的愧悔，正是因为“人走，茶凉、缘灭，生命从不等候”。
“我老，我美，我能爱”
《天长地久》结构清晰，全书的叙述空间，由给美君的十九封信构成，讲的是家族故事，包括父亲、儿子在内的三代人。三十五篇以年代为标志的图文故事作为时间纵轴，从1919到2018年，跨度70年（应美君，生于1925年；龙槐生，生于1919年），交代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美君的个人日记——那是历史记忆和个体命运的交叉点。
这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题：家与国、个人命运与历史浮沉，战争与死亡、爱与背叛、生命与尊严、衰老与陪伴、代际冲突与和解、存在与时间、临终关怀与后事安顿等。围绕着以美君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史和代际关系，龙应台在叙述之上进行了反思。
书里的每封信都至少涉及了一个主题，包含了不止一个故事。在龙应台以“我”展开的主观叙述视角下，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与她1980年代出版的《美丽的权利》体现出的强烈批判意识和杂论风格不同，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几乎所有出场的男性，都为讲述女性的故事而存在，叙述平静柔和，性别平等的立场却依然非常鲜明。
比如，书中透露了美君大胆追求美丽的秘密。老年的美君不但爱文眉，还隆鼻，如果不是过早失智，龙应台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说不定会去做隆胸手术。
第九封信《我爱给你看》则讲了一个私奔的故事。她的法国好友、82岁的玛丽亚，与一位70多岁的同性老图书管理员玫瑰相爱了，两人一起驾帆船游湖，到森林里露营，喝咖啡看展览。“她们用行动告诉这个歧视女人、歧视老人、双重歧视老女人的世界：别告诉我谁有资格爱，我爱给你看，我老，我美，我能爱。”
“拿钥匙打开”
2005年，在龙应台的鼓励下，美君开始以日记的形式回忆往事。《天长地久》里有一则日记《轿夫的妈》，记录了一个因躲避日军突袭而被炸掉半个屁股的老妇人。突袭警报拉响，这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妇人，被挤到了防空洞口，弹片击中了她。儿子是轿夫，家里穷苦，无钱医治，又是夏天，第二天伤口发臭，“邻居同情她，亲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代她痛苦”。美君在日记里写道：“在家里臭气冲天，人人都受不了，只好外面架一草房，给她住了七八天，才死。”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的是1942年，十七岁的美君从淳安押了一整船的毛猪和柴火到杭州，却发现从江北来卖毛猪柴火的船很多，于是贱卖了自己的货。
美君在杭州闲逛时看到杭州人在卖葡萄干，一个小包一角钱，她觉得便宜，不等与大哥商量，擅自决定买下了一整船的葡萄干。第二天大哥回来告诉她，一船的葡萄干，十年也卖不出去。
七天后，满载葡萄干的船回到了淳安码头时，美君看见父亲在码头上等她。她以为自己要挨骂了，却看见父亲兴高采烈地前来，说，“大哥来了电报，说你买了一船的葡萄干。淳安城闹流行病，很严重，医生说，不能吃油，要吃葡萄干跟稀饭，所以现在葡萄干已经涨到一小包一块半了，你赶快卸货，全城都知道你买了一船葡萄干，大家都等着呢。”
龙应台认为这个故事几乎是美君个性的写照。大哥曾评价美君“专门做惊天动地的事”。18岁时，美君受邻居委托，独自一人闯进宪兵队，违抗宪兵排长的命令，探望无故被关的乡人，又全身而退。
为了《天长地久》，龙应台出书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一口气跑六个城市：台北、台南、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香港。很多读者在签书时会塞给她一封信，信里头慷慨地讲述为什么跟着她的书走。学生多半说，《野火》和《亲爱的安德烈》开启了思辨的能力；年轻的母亲说，《孩子你慢慢来》是自己挫折孤独时最重要的鼓励和支撑；中年读者说，《目送》说尽了人到中年、独立苍茫的感受；步入老年的人说，《天长地久》就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一直找不到语言来梳理，读到书后突然历历在目。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尝试给父母做口述史，却发现老人“不愿意打开自己，因为历史里太多痛苦了”。他向龙应台提问，“你看这是一个问题么？”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更大的原因是，让他们把心里最深的痛苦，对不了解他的人打开是很尴尬、丢脸，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一点，你总会找到一个办法，拿钥匙打开。”龙应台说，“因为是生命书写，所以大河里的每一个浮标，都从《天长地久》里认出了自己。”
龙应台父母与子女的合影。龙应台大哥在战乱中与家人离散，留在了湖南老家。（受访者供图/图）
我希望在大历史的隙缝里找到个人史，好像在一堵古城墙的砖石缝里头找到活生生的野菊花
男性主导的社会鼓励女性“天真无邪”、可爱无思想，使得“天真无邪”就像化妆品和高跟鞋一样，变成一种用来吸引男性的技术
我希望年轻的女性有独立的思想、自然的性格、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意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勇敢而成熟地爱
那个蹲下来让你超越的人
南方周末：《天长地久》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题，爱与背叛、生命和尊严、衰老与陪伴、代际冲突与和解、临终关怀和后事安顿、女性权利等等。哪个是你最在意或认为是最紧要的？
龙应台：如果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人是水中沉浮的一只浮标，那么这本书最核心的大概是想说：浮标要尽其所能地觉悟到自己是个浮标，生命是滚滚逝水；觉悟自己存在的处境，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对待时间，怎么去对待身旁的人，判断什么是生命各个阶段里真正重要的人、真正重要的事。
南方周末：美君是一个敢于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性，她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束缚下为自己争取教育权利，衰老之年仍然追求美丽，在家庭穷困之际义无反顾地支持女儿赴海外读大学，也改变了女儿的一生。这个女人对你的影响有多重要？
龙应台：她的一个决定不就决定了我整个的人生？我的一切都来自她的一个决定和坚持。
长大的过程里倒是从来没觉得自己受她影响。比如小时候想要爬过一堵高墙去偷采芒果，你找一个人来蹲在墙角，耸起肩膀，然后踏在他的肩膀上越过那堵高墙。那一代的母亲，就是那个蹲下来让你超越的人。越过墙去的你，不会觉得她对你有什么影响，因为你一下子就超越了她，超越得老远。
总是要到自己深沉一点、自省能力多一点的时候，才慢慢体会她的影响。美君所影响于我的，不是要我做了什么，而是从来没要我做什么。守规矩、讲礼貌、端庄贤淑秀气可爱什么的，从来没说过。她对我的“不要求”，给了我最宽阔无碍的空间，大概就是最大的恩赐，最大的影响吧。
南方周末：书里有三章与女性权利有关，比如第8封信《永远的女生》里65岁的安杰拉与老男人阿芒的爱情；第9封信《我爱给你看》里玛莉亚和玫瑰的老年同性之爱。而30年前《美丽的权利》同样涉及这一主题，《天长地久》可以视作前者的下篇吗？
龙应台：美君是二十世纪草根阶层的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里没有这个词。要为她用文字画像，似乎不能不刻画出这个特质。如果她的环境允许她和我一样受教育而且周游列国，我相信她会希望跟今天年轻的女孩子说：做一棵大树，不要做盆栽。她很可能会跟她的“老年女朋友”们说：走吧，我们去玩去。是的，你可以说，年轻的《美丽的权利》是上篇，《永远的女生》是下篇，下篇更深沉、更勇敢。
南方周末：同样是女性权利的主题，前后关切的子题和风格却差别明显，前者聚焦在年轻女性拒绝物化，以及就业、婚姻、职场等领域的男女平权问题，后者多涉及老年女性的性和爱的权利，这两种反歧视有何不同？
龙应台：我们的社会除了有女性歧视之外还有老年歧视，所以“老女生”比《美丽的权利》里的年轻女性要面对双重的蔑视。老而勇敢，需要更沉淀的智慧和底气。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又说“女性解放来了，天真无邪也就走了”，还包括美君所言：“哪有什么爱情，人跟人只有利益交换，男女之间说穿了也是。”这些观点是对当下女性复杂的现实处境的补充吗？
龙应台：我可不歌颂“天真无邪”的，尤其是女性的“天真无邪”。男性主导的社会鼓励女性“天真无邪”、可爱无思想，使得“天真无邪”就像化妆品和高跟鞋一样，变成一种用来吸引男性的技术。这就是流行的“卡哇伊”小女生文化。日文“卡哇伊”是“可爱”的意思。努力可爱，争取男人的喜欢。
我希望年轻的女性有独立的思想、自然的性格、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意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勇敢而成熟地爱。不，我一点儿也不歌颂“天真无邪”。
2017年8月起，龙应台结束了每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开始长居小镇潮州，与美君朝夕相处。（王建栋/图）
龙应台在屏东潮州小镇的写作室。写作之余，她会与一只肥猫玩耍。（张皓涵/图）
个人史是不可或缺的血肉真实
南方周末：你认为，儿女对父母的傲慢来自无知和漠不关心，这涉及父辈经历的“大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小历史”。从《目送》到《天长地久》，你对父母的历史书写，与你后来禅修“顿悟”、乡居侍母有着怎样的联系？
龙应台：其实，从《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到今天的《天长地久》，虽然每一本在书写时，都没有系列的念头，但人生本身是一个时间线性的系列，于是当你在书写人生的时候，它自然变成系列。不少读者告诉我，他们二三十岁有孩子时，读《孩子你慢慢来》，孩子变成少年时，读《亲爱的安德烈》，然后自己的父母进入老年，他们开始读《目送》，现在面对“大远行”，要读《天长地久》了。
这几部人生书写仿佛一盏手里提着的灯，在冬夜里照亮一条高低不平的路。每一部的书写，都是我自己在人生那个阶段的体会、观察和反思，是我对“当下”的回应。写《孩子》时，我不可能知道这两个可爱小娃娃十年后会来跟我智性挑战，让我崩溃，二十年后会迫我学习放手，一再目送他们的背影。这些作品，确实前后都伏笔，有交叉，有呼应，那是因为，生命大河的流动中，本身就充满了伏笔、交叉、呼应。
南方周末：从《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再到《天长地久》，家族史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母题之一，口述和田野调查方式都多有交叉使用，比如对淳安古城的手绘图纸的还原。这种微观的历史叙事，对还原“大历史”的历史真实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龙应台：这很有趣。我希望在大历史的隙缝里找到个人史，好像在一堵古城墙的砖石缝里头找到活生生的野菊花；《天长地久》写的是个人史，所以试图把非常微观的个人史背后那个大历史、全景镜头给呈现出来。
大历史往往是宏伟的，固定的，在人的意识里坚不可摧的，也因此所有的大历史，不见得不真实，但是它一定是一种简化、固化。而微观的个人史单独成不了全景，但却是全景里头不可或缺的血肉真实。我想两者都需要吧，古墙缝隙里头有野菊花，野菊花的花瓣里头爬着一只红色的甲虫，在动。历史是这样的吧。
南方周末：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认为，微观历史对于代际沟通非常重要，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打捞“沉睡的声音”。对于美君和槐生的故事，你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是否有兴趣倾听？比如安德烈对参加过二战的爷爷的故事有兴趣吗？如果有，他们的关注的焦点又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愿意倾听我说我的父母的历史，也对德国爷爷奶奶的经历很有兴趣。我发现，那种兴趣来自他们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根本好奇。中国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国家是怎么一路走来的？美君和槐生就是他们亲身认识的历史见证人。德国的政治党派是怎么回事？历史的辩论来自哪里？纳粹对今天的德国社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的爷爷奶奶的个人史就是具体而微的二战大历史。最近飞力普还特别去看了1942年左右爷爷从东欧战场上寄出的书信，跟我分享。
南方周末：你的儿子飞力普说，他的朋友们在接近30岁的时候，很多都选择陪伴父母去旅行或度假，而你28岁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天长地久》突出了“身教”，即“父亲教我以’死’，母亲诲我以‘老’，安德烈和飞力普目睹你们的老和死，同时长期旁观我如何对待逐渐失智的你”。那么“言传”呢？“言传”涉及的父辈“历史”，下一代没有兴趣怎么办？
龙应台：就两代相处而言，“言传”没有“身教”，恐怕传不了吧？如果是一个教师，学生专为了“言传”而去，得了传授就走，那没有问题。但是在家庭教育，二十年的朝夕相处，“言传”没有“身教”的实践，我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作用。比如说，你可能跟儿女谈孝顺而自身却不善待长辈吗？你可能跟他们谈平等尊重而自己行为暴虐吗？你可能要求他们爱你而你自己根本不懂得爱吗？
父辈的历史，下一代有没有兴趣，也要看你如何跟孩子相处吧。我记得，俄国的1917年十月革命我是在床上跟孩子们躺在一起讲西游记时顺便说的“故事”，那时安德烈不过八九岁，飞力普四五岁，可是听得津津有味啊。
我们的“老”已经迫在眉睫
南方周末：80岁的父亲到处“开车闯祸”，你收缴了他的钥匙和驾照，于是，他基本上再也不出门，“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你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你最后悔的事情吗？据统计，美国85岁以上的老年司机发生致命车祸的风险比普通司机高三倍以上，也许你做的是对的。
龙应台：那个故事的重点是反省做儿女这一代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对上代人的缺乏理解。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无可置疑的正确的事。但是我没有考虑他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惯，就是说，他绝不可能如我所说，每天叫出租车到处游山玩水。就是把一百万奉送到他手上，他也不会去花。他的时代涵养，他的历史背景，都不容许他做“浪费”的事。
我后悔没做的是，我完全可以买辆车，雇一个司机，成天就等着载他出门玩耍。这时他会觉得，钱也付了，若是不出去玩，反而就浪费了。重点在于，做儿女的不理解，不深思。拿走了钥匙，也就拿走了他的生命。
南方周末：当你身老甚至像母亲一样不幸“失智”，你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何期待？除了遗产和墓地，你们好像没讨论过这个话题。
龙应台：飞力普笑说，“中国传统不是说，照顾妈妈是长子的责任吗？安德烈，你是老大。”安德烈笑说，“波兰的养老院比较便宜。把你送到那里去吧。”他还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父母亲也只会死一次，所以父亲母亲的死，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不是说，你经历过祖父母的死，就“上过课了”。
南方周末：你所认为的“生命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嵌入普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中去？生命教育与你所说的“生死课”有何不同？
龙应台：西方很多国家在小学中学里就有宗教课，想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把宗教课改为伦理课。伦理课里教的其实就是生命教育。讨论死亡是什么其实就是讨论活着的意义。现在西方也相当重视儿童的哲学课，跟小学生可以讨论笛卡儿的“我思所以我在”，也可以谈庄子的梦见蝴蝶，对于存在，对于生命，对于死亡，对于临终的抉择，对于告别的准备和接纳，完全是可以纳入语文课、公民课、美术课、音乐课的。
7月初我到了维也纳，和飞力普去走“贝多芬小径”，贝多芬曾经每天散步的小路，看见一个墓园。墓园里有一张海报，邀请大家来听一场关于死亡的哲学作品朗诵和音乐演唱。
南方周末：老龄化和临终关怀是个全球性话题，《最好的告别》作者、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老年病医学也被长期忽视，97%的医学生不会选修老年病学课程，这意味着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尤其在精神方面。你选择陪伴美君终老除了“内疚”“身教”之外，是否有对医院或养老院的照顾方式的不认同？
龙应台：战后婴儿潮，就是我这一代人，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代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经济基础的人。我们这一代人踏入初老，才赫然发现“老”这件事，开始讨论怎么办，但是开始讨论时，我们的“老”已经迫在眉睫，有点赶不上需要。先进地方起步比较早，像台湾这样的后起之秀，就明显地，起步嫌晚。老人赡养的政策这十年才开始认真讨论，赡养机构的质量也还参差不齐。真正优良细致的机构照顾，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享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在做的努力，但是对于美君这一代人，就有点赶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