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如今6个新坑再惊天下。事实上，三星堆“面世”还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发掘和保护，是凝结了数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赛。近日，记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任站长陈德安、现任站长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还有年轻的考古队员，听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横空出世”，显露古蜀与中原文明交流痕迹
陈德安，今年68岁，从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也是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主要发掘者。记者还未发问，陈德安首先抛出话题：“我先和你们说说三星堆考古的来龙去脉，搞清整个过程，很多问题就好谈了。”
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三种关于发现时间的说法，分别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认为燕家说的1929年比较准确。”
陈德安所说的“燕家”，是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们在自家田地开掘水塘时，先后在沟底发现400多件玉石器。随后，这批流入坊间的“广汉玉器”名噪一时。三星堆文明由此“横空出世”。
1934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启动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时任馆长葛维汉是首位发掘者，他组织考古队在燕家院子找到了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并提出“广汉文化”概念。有趣的是，当时就有关于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等与华北、华中发现的相似，这是古蜀曾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三星堆发掘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有新动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持续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前者刮土层，后者剔泥土。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成果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真正的突破，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陈德安说。
2 1980年重启发掘三星堆考古迎转机
冉宏林今年34岁，是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执行领队。接受采访前，他刚从考古发掘舱里出来，身上还穿着防护服。
2013年，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这里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庆人，专业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时期巴蜀文化里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我来三星堆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参与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采访和整理工作，这给他带来启发。“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9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东西是写不到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记忆里。”冉宏林说，不少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做点什么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从2019年开始，冉宏林开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采集工作。他首个拜访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敖天照进入广汉市文化馆工作，从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他几乎都在场。1973年，他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学习考古，包括考古绘图、考古测量。培训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给他讲，“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个遗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后期，广汉各大乡镇几乎都在办砖瓦厂，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在当地取土烧砖。回来后，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遗址，看到砖瓦厂挖出的土里夹杂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后来，他到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汇报情况，推动了三星堆的发掘和保护。
1980年春天。由参与过1963年月亮湾发掘的王有鹏带队，改革开放后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启动。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
同年夏天，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的陈德安来到三星堆发掘工地，此后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经历了改革开放后15次考古发掘，其中几次大规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让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1986年。
3 1986年两坑“一醒惊天下”，奠定三星堆遗址重要地位
对田野考古来说，天气是个重要变量。沉睡地下数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经不起雨雪风霜。“现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里还建了4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陈德安说。
1986年夏天，没有考古大棚，只有篱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陈德安和另一位1号、2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陈显丹在整理资料，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进工作站，说“挖砖挖出玉刀来了”。他们赶紧放下手里的活，飞快跑到出土地点。拼接发现，工人说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点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1号坑；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米左右，同样因为砖厂工人取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2号坑。
田野考古是个“体力活”。陈德安记得，当时天气闷得很，经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来，每天提心吊胆。一旦下雨，田里的水翻起来，就会破坏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又干又硬，很难控制。“晚上土质稍有回湿，我们通宵连轴转，在取文物的关键时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铲清理进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间发掘工作更苦，两个200瓦的灯泡招来了无数蚊虫。”陈显丹回忆。
1号、2号坑相继出土金器、玉石、青铜器、陶器等1700余件，还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残片、虎牙和海贝约4600颗。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国宝级文物，比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这两个坑，这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坚持发掘，三星堆“再惊天下”
雷雨快步走过考古发掘舱边的木栈道，坐定后放下背包，还有挂在脖子上的单反相机。
自从十几年前拍下第一张与三星堆的合影以来，雷雨已经数不清拍过多少张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专业摄影师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
1984年，雷雨大学毕业后来到三星堆。因为生病，他没能参与1986年的发掘，这让他懊恼了很久。“说实话，我之前没想过还会有3号坑。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规模发掘，我的运气很好。”
曾有人问，为何两次发掘相隔这么长时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只是发掘对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陈显丹解释。
考古充满偶然性，无果而归是常有的事，但发现3号到8号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展开。“大家带着这样的研究目的开展勘探，发现3号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说。
从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祭祀区域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间。
2019年11月26日，在紧邻2号祭祀坑西侧的探沟东南部，冉宏林敏锐地发现“异象”——一条直角边。“我用手铲仔细刮了一遍，把这个线条理顺了，发现有一个转弯直角，基本能确定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坑。”冉宏林说，人类活动会留下蛛丝马迹，挖坑回填土和周边土的松紧程度、土质土色有区别。“当时就想，它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找的3号坑。”
顺着线索继续下挖，12月2日，一块6到7厘米长的青铜器口沿露出土面。当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确定这具体是什么器物时，他们请来了正在附近开会的“老专家”陈德安。
陈德安喜欢用手去感受考古标本，对各地、各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风格比较熟。1986年出土的青铜器，基本每件他都摸过几十遍、上百遍，每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个铜器口沿的边缘，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时隔34年，三星堆6个新坑“再醒惊天下”。雷雨已经在三星堆遗址工作37个年头，如今他最深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坚持才会有收获。”
5 考古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
在雷雨的相机里，年轻人的照片越来越多。“一些年轻考古队员看到我给他们拍照，还会让我帮忙发给他们。”雷雨说，这两年站里来了很多“90后”年轻队员，给古老的三星堆注入了朝气。
身体趴在悬空的发掘升降平台上，用竹签一点点剥离文物周围的泥土，再小心翼翼地装入标有编号的小袋子里……记者在4号坑发掘舱内见到许丹阳时，他正在清理出土一块陶片。
许丹阳是“95后”，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刚参加工作就加入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队伍。
“这些年轻人非常敬业，入舱后马上就进入状态，一天起码7个小时在坑里工作。”雷雨说。
在陈德安眼里，年轻一代掌握更多自然科学知识，会用高科技设备，也接触到最前沿的考古学理论方法，这些都和老一辈大不相同。“我也在向这些年轻人学习，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老一辈三星堆考古人的精神感染着考古“新生代”，代代相传。“2019年我去拜访敖天照，他住在老宿舍楼，房子不大不新，但收拾得非常规整，摆满了书。三星堆的事他娓娓道来，细节都能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前辈对三星堆遗址考古的热忱、热爱、坚守，完完全全沉浸在考古的世界了。”冉宏林说。
此次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离不开几代考古人的半生坚守；近百年的三星堆考古接力，是几代人文化信仰的传递。
为什么以三星堆考古作为人生事业？
有人是阴差阳错：雷雨读考古，父亲的建议起了大作用；陈德安是被“调”到考古专业的，本来想做医生或老师。
有人是兴趣使然：冉宏林因为喜欢历史、向往在田野的自由，就报了考古系；许丹阳也是自己选的专业，兴趣是主要因素。
殊途同归。退休后，陈德安对三星堆的研究整理工作没停下。“我学考古是偶然，但从事这项工作后就再也没想过放弃。我把三星堆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好像已经跟我割不断了，脑子里想的都是它。原来没退休，它是我的工作，现在退休了，它是我的乐趣。”
再过两年，雷雨要退休了，“我在三星堆待了三十多年，在外人看来可能时间很长，但我反而觉得很短，因为古蜀文明太有魅力，有太多待解的谜。”雷雨说，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机会，他愿意留在这儿，继续破解三星堆的“无字天书”。
每个人都提到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考古既探索我们‘从哪里来’，也启发我们‘到哪里去’，这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陈德安说。
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关于古蜀的屈指可数，考古似乎是跨越时间长河、与古蜀文明“重逢”唯一的路。这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能完成的，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仅被揭开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对它的探索远未结束。
这次全民关注的发掘工作何时结束？冉宏林说，他们希望在年底前完成6个坑的文物发掘工作，之后到实验室做相关保护和分析研究，但考古有太多未知，发掘前永远不知道层层土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因此没有严格的截止时间。而后续的文保修复工作，需要更漫长的岁月。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
(本报记者 柴雅欣 自四川广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