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这个间谍案后来在紫禁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石川伍一其人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甲午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者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故真正绝密的情报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石川伍一是日本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于1884年18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才得以逃脱。
逃脱后，石川曾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资料，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石川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分别为日本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决战时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