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里缓慢而闲适的成都如今已是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这个西南地区的大城似乎在过去的时间中蓄满了力量，突然就以健康、繁荣而时尚的姿态曝光在大众面前。而直到19世纪末，四川还是一个相对平和的世界，人们还基本生活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那时的成都，四面的城墙高高耸立，外有锦江和府南河环绕，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是进出城的必经之路。有30多万居民住在城墙里面，分布在大大小小四五百条街巷，房屋鳞次栉比，人们生活在社区和邻里之中，而茶馆便是街道和社区的中心，那时成都的社区组织完善，除保甲外，还有各种善堂、同乡会、商帮、行会、土地会（又叫清礁会）等。
百年来成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新出版的由王笛所著的《显微镜下的成都》，以普通民众的视角写史，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写作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世界。通过这种叙事，读者可以看到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显微镜下的成都》
《显微镜下的成都》钩沉档案、小说、竹枝词、地方志、口述史，综合中日美三国文献，书中的内容既包括作者已出版的书中选取的章节，也包括作者发表的单篇论文。全书共有四部分，分别是《街头：进入城市内部》、《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袍哥：解谜秘密社会》、《麻将：跨世纪的困惑》。正文各部分体现了作者趋于微观、偏向叙事的史学研究路径，而附录部分则收录了作者具有计量史学色彩的早期研究。
作者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面打牌 资料来源：作者王笛2019年7月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
由茶馆看世界
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中，王笛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由此去观察那个大世界的变迁。
“人们利用茶馆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这些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从经济上讲，茶馆是一个市场；从政治上讲，则是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和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王笛写道。
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王笛在《导论》中谈道：“在茶馆的研究中，我研究的虽然是茶馆这一最基层的公共空间，但关注的却是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这就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即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打击。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
王笛认为，“空间范围的限定，使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项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档案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使我能够进入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成都街头卖灯芯的小贩 拍摄于1926年，摄影师不详。资料来源：《亚细亚大观》第3辑9月号，大连：亚细亚写真大观社，1926年。
袍哥《开山令》资料来源：《江湖源流》，民国手抄本。
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
本书通过聚焦街头、茶馆、袍哥、麻将这些具体而微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现象，呈现它们在成都百年来所经历的衰落与复兴，揭开地方与国家的张力和互动，并由此重新思考地方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微观史的著作中，通过袍哥这个在四川地区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探索其发生、发展的秘密。
袍哥是当时在四川地区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又为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过程中，袍哥在民众中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次文化。
王笛认为，过去的研究虽然也重视社会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关注到秘密社会组织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对袍哥的研究，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以其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例：在四川，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为‘吃讲茶’，这样茶馆就成了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这样的活动也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更愿意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一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有人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民众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中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向其发起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从“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意义
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更多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王笛在《导论》中写道：“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今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了解多少50年前、100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活动的？现在我们每天看电视，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迹，或者是政治运动、战争，但是真正对占人口99%的一般民众，我们了解甚少。”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
王笛认为，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和抽象的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津津乐道，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