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8日，北京，苏叔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苏叔阳走了。
对于年轻一代来讲，他的名字或许不那么熟悉。但五六十岁的老北京人对苏叔阳是亲切的。1978年，他的《丹心谱》公演时，在北京说万人空巷也不过分。
他有很多个身份，《丹心谱》让他作为剧作家进入剧坛；《夕照街》公映时，苏叔阳又以电影文学作家出现在电影界；《故土》面世，他又成了小说家；后来他又写历史，千禧年左右，《中国读本》在两年间销售了1000多万册。
他的作品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和社会风貌，描写人性、时代，有颂扬也有批评。在那些看着苏叔阳作品长大的人看来，苏叔阳的写作像是胡同里那粒硌脚的石子，每天路过都会被硌一下，但哪天路过没硌着，你会想念那粒石子，去再走一遍，再硌一下。
他总是有赤子之心的，称自己是“涉世未深的少年郎”。在他眼中写作也好，创作也好，就是“能力所能及地办点事儿”。2017年苏叔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家要医治人的心病。
昨日，苏叔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著名导演谢飞、相声艺术家姜昆等400多位来自文艺界、影视界、文学界的人士送了他最后一程。
早年一间房、一张桌光着膀子搞创作
苏叔阳的儿子苏霆是父亲创作的一位见证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只住着一间房，摆着一张桌，苏叔阳就伏在桌子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东西。
“他白天上班，晚上就光着膀子，在桌子上写作，桌子很破，咯吱咯吱响。”
在这样的环境里，苏叔阳写出了《丹心谱》、《夕照街》、《左邻右舍》等“爆款”。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苏叔阳作品的“红”。姜昆告诉记者，苏叔阳1978年的话剧《丹心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对整个文坛的影响，都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我家就住在人艺旁边，天天看到人艺门前人们人山人海买票的情况。我的父亲看完演出回来跟我们说：人艺回来了！苏叔阳先生用他的笔，用他对艺术的理解，在中国戏剧的传承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著名导演谢飞认为，苏叔阳作品是表现生活，表现艺术家对艺术的探索，满足观众需求。“不像现在作品以娱乐为主。”
“他的作品是和第四代导演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批人都受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比较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革’后拨乱反正，我们都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作品或来自于眼前，或来自于过往，对社会有颂扬有批评，作品比较扎实，有分量。”谢飞告诉记者。
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苏叔阳说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 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
他评价自己的文学创作是赤脚上路，唯有把脚掌磨厚些，努力地走下去。
“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尽管作品硕果累累，但苏叔阳常称自己“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苏叔阳的夫人左元平也经常说他“太天真太傻”。
2017年新京报记者去采访苏叔阳时，为他拍了照片，照片中的他，一手搭在桌上，一手搭在椅子上，头微微地扬起，露出小孩般天真狡黠的样子。
他总结自己——没出卖过朋友，没欺负过人，没走过后门，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干出来的，符合我的本意，说的都是真心话。
常常有人邀请他参加各类活动，《百家讲坛》多次请苏叔阳去讲课，他都给拒了。
接受采访时，他自谦自己只是做了一些事，谈不到什么很成功。“我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百家讲坛》请我去我不敢去，我是觉得我的‘板凳深度’不够。书面上的东西我可以说点儿，但是后面拿什么垫底啊，我觉得我差远了去了。”
如果实在有一些活动要出面，要吃饭入席的时候苏叔阳会和几个好朋友“溜出去”。
苏叔阳几十年的好友米南阳告诉记者，“我们愿意和好朋友一边吃一边聊天，聊文学、对对联。”
“有一次在饭桌上，有人出了上联‘元白可染关山月’。元白是启功的字，可染指的是李可染，关山月也是书画大师。”米南阳回忆道，“有人出了下联‘艾青方成戈壁舟’，这三个人分别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不是一个行当也不是一个层次，这就不行。后来我接了一个‘雪石光照秦岭云’，雪石是白雪石，光照是卢光照，他们和秦岭云一样都是画家。”
苏叔阳就在席上坐镇，碰到对得好的就自然流露出称赞，“我们就一起鼓掌”，坦诚真实。
25年抗癌 见老友笑答“多棒啊还在活”
苏叔阳也遇到过困难期，让他的创作陷入困顿。
“一开始进入创作是很难的，当时环境也不好，但第一部作品发表后就一直在走上坡路。”苏霆说。“但是1994年那一下，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创作，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
1994年，苏叔阳被查出肾癌。那年元宵节，他参加完一个晚会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眼前的东西朦朦胧胧打转，连台阶都看不清。入院后，医院给出的结果是肾癌。
一开始他不愿接受现实，偷跑出医院，去公园喝酒，一边喝一边开导自己，五十六也是走，十六也是走，二十六也是走，赶到这儿了有什么办法？
慢慢地他就想通了，在1994年5月，切除了右肾。术后恢复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他不断自我鼓励，把心渐渐放宽，“心宽一寸，病退一尺”。
生病后，苏叔阳又写了《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两部扛鼎之作，把自己在人大念中共党史专业的学术积淀，和文学笔法结合，以散文体的形式呈现。
25年的时间里，苏叔阳又经历了4次癌症，他见到老友的话就是“还在活”。
“他最早得癌症，我就在他身边，他的顽强乐观，没人比拟。见面跟我说：你看多棒啊，还在活。”北京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郝金明跟记者回忆道。
米南阳回想起与苏叔阳的很多往事就好像昨天一样。“去年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吃饭，大家相约都好好活着，谁都不准走，但他就是走了。”
“病得不行了还想写话剧”
在生命的最后，苏叔阳还是想着创作。
苏霆看到这种情形感情很复杂。“一年前他就病得不行了，还想写话剧。说实话，作为家人，我不希望他这样，但作为同行，我非常敬佩，他真的是一座高山。”
郝金明今年春节去见苏叔阳，又被苏叔阳拉着聊了两个小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还是拉着我聊创作、聊人生。”
晚年的苏叔阳，身体跟不上了，但脑子没停下过。
郝金明在筹备《正阳门下小女人》的时候，两人经常交流创作想法，一聊就是一夜。“这个故事怎么讲、这个人物怎么体现，两人为这件事，从6点到10点半，一直聊，不聊完他不让走、不散局。”
米南阳也经常大晚上接到苏叔阳的电话，“我们都是那种一旦思路来了，不管多晚，都要下床把这点‘火花’给记录下来。”
郝金明50岁的时候，亦师亦友的苏叔阳送了他一首诗，“路走过，桥经过，沟沟坎坎都迈过，大江大河也渡过，没想到小河岔里还淹过；风吹过，雨淋过，冰霜雪地全趟过，草地沙原也去过，外国的山峰咱爬过，谁知平地也摔倒过……”
这不是描写一个人的诗，是写给一代人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