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了三部美国超级畅销作品——《乡下人的悲歌》《美国监狱—美国资本和权力的游戏》《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三本书均为非虚构作品，《乡下人的悲歌》为作者本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美国底层的“上向流动”之困难和被指认为“白人垃圾”在社会中遭遇的尴尬处境；《美国监狱》的作者肖恩·鲍尔曾作为自由记者在伊朗被监禁超过两年，后又以狱警身份深入美国私营监狱进行了4个月的卧底报道，书中他讲述了卧底4个月内亲眼目睹（或用录音笔和微型摄像头记下）的暴力、腐败、性侵、以犯人管理犯人等诸多监狱乱象，梳理美国两百余年暗黑监禁史；《我们的革命》则是数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依据自己40多年的从政和参加美国大选期间获得的资料，运用大量现实的数据和案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体系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的反思。
《乡下人的悲歌》：被继承的贫穷困顿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万斯所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无情地戳破了美国底层人民无法真正实现阶层跃迁的真相，撕裂了美国社会的底层伤口。但对掌握和操纵主流话语权的精英阶层来说，这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在美国社会中，人们经常用“乡下人”（Hillbilly）等词语来形容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白人蓝领阶层。J.D.万斯成长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贫苦小镇——杰克逊（位于肯塔基州东南部煤田中心的一座小镇）。从记事时起，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他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一个不断更换男友的老妈和一个很早就放弃对他的抚养权的生父，这使得他从小就游走在不同职业的“混混老爸”之中。万斯9岁那年，母亲结束了与第四任丈夫的潦草婚姻，全家人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万斯便是在这样混乱又令人心碎的环境中长大的。把他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家乡小镇每年都有几十人因为吸毒死去。
在林登·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在肯塔基州的东南部修上新的道路之前，从杰克逊到俄亥俄州的主要通道是美国23号国道。这条路在乡下人大规模移民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德怀特·尤肯姆（Dwight Yoakam）曾写过一首歌，描述北方人指责阿巴拉契亚小孩的三项基本功课不是“读、写、算术”，而是“读、写、23号国道”。尤肯姆那首关于自己离开肯塔基东南部地区的歌看起来就像从外婆的日记中摘抄的一样：“他们以为，读、写和23号国道能将他们带向从未见过的美好生活；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条把他们带向苦难世界的路。”
当20世纪走向尾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像瘟疫一般开始蔓延。1997年伯利恒钢铁经营困难，开始全面重组；“汽车之城”底特律失业率畸高，种族矛盾激化。13岁万斯的生活在1997年陷入谷底。万斯的外公尽管晚年失业，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享受了美国制造业鼎盛时期的辉煌。到了母亲这一代，经济开始凋敝，就业岗位减少。失去靠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后，生活的一系列挫折导致母亲内心崩塌，最终堕落。而到了万斯这一代，出生即绝望的他们更加相信“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高中生活中数十次旷课迟到，成绩只有C，没有参加过像样的集体活动。如果不进入大学，万斯很有可能辍学并成为一个小混混。
万斯一家，是美国数百万“红脖子”白人劳工阶层的代表，是被美国社会忽略的绝大多数。这些人祖上大多在底层从事佃农、矿工、机械师等工作，跟掌握政治经济话语权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白人不同，他们是典型的美国乡巴佬和垃圾白人（White Trash）。令万斯不寒而栗的是，如果不选择逆流而上，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同样会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再次上演。
摇摇欲坠的生活持续到高中毕业，万斯面临一个选择：去读一所普通大学还是直接混社会。他知道自己无力应付高昂的学费，而在这时，美国人因为“9·11”事件参军热情高涨。万斯选择应征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并随军前往伊拉克。2007年从伊拉克战场回国。靠着这份参军经历，万斯得以继续进入大学深造，他选择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并且在2009年8月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万斯想申请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但法学院的学费高昂，这让他无法负担。于是，26岁的万斯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选择去工地干活挣钱。终于在赚够学费后，万斯成功申请了全美法学专业排名第一的耶鲁法学院——对万斯来说，这是一张跻身上流阶层的门票。
即使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困苦，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一员，万斯仍然算得上是幸运的。因为有着像他一样出身的人，最终能够称得上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美国社会大多数底层人民仍旧无法摆脱世袭的贫穷与困顿。
万斯继续向上的道路似乎并不平坦，身后的那个原生家庭似乎总有办法一次次把他拉回去，他也很难继续往上攀爬，真正跻身上流社会。大律师所面试会上，作者不知道白葡萄酒还分各种品种，不知道餐桌上为什么各有三把刀叉，甚至不知道“苏打水”是什么……作者童年中所受的所有不幸，最后依然深深印刻在他的日常行为上：易怒，情绪不稳定，时而自得自傲，时而自暴自弃…… 当耶鲁的同学们开始在华尔街与硅谷呼风唤雨时，万斯意识到，自己必须痛苦地承认，一个家、两条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就是自己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组成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并不只有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还有伊利诺伊州的大豆农民、“铁锈地带”里艰难挣扎的蓝领工人，以及被贫穷和毒品摧毁的“乡下人”和他们深深的绝望。
万斯这样的美国底层人民始终被锁于贫困的原因诸多，有美国的制度问题，也有这个群体本身的懒惰，但更多的还是阶层固化带来的机遇不平等。万斯所居住的小镇被称为“铁锈小镇”，指原本发达但现在衰落的工业小镇，小镇上的人没什么文化，但是有用不完的蛮力。美国早期的主要经济是向这个群体倾斜的，很多人仅靠体力劳动就可以买房买车。但体力法则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再适用，早期的主体工业经济的发达让这批白人成了临时的“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从“本质”来说他们依然是世代贫穷。在这个以自由为傲的国家里，体制的混乱、经济的不平衡，终究使“美国梦”变成一个只能喊喊的口号而已。正如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最后所说：“公共政策会起作用，但没有一个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真切动人的回忆录，是底层民众的自救手册，更是美国社会的病历本。作者J.D. 万斯既让我们读懂了美国的脆弱，又让读者看到了被忽略的绝大多数美国底层民众的绝望。
《美国监狱》：美国司法系统的缓慢失序与崩溃
黑人被暴力执法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使美国的种族和人权问题再一次曝光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在《美国监狱》一书中，记者肖恩·鲍尔通过一场为期四个月的险象环生的监狱卧底报道，以及对美国两百年监禁史的梳理，展现给读者种族与利益驱动下，美国司法系统的缓慢失序与崩溃。
1865年，随着林肯签署《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并获通过，奴隶制时代宣告终结。就在废除奴隶制的一个世纪后，美国得克萨斯州，所有的黑人犯人和部分白人犯人，被强制从事无偿种植劳动。这得益于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中的一个法律漏洞。法案规定，美国不存在奴隶制或是非自愿奴役，除非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惩罚。只要黑人被判有罪，得克萨斯州就可以将这些犯人租给那些种植棉花和甘蔗的农场主，以及那些经营伐木场、煤矿和修铁路的公司。废除奴隶制后，得克萨斯州实行租借犯人劳动制度长达50年，那些私人农场和公司从犯人身上大获其利。巴尔的摩监狱成立3年为马里兰州带来了44000美元的利润（约合2018年的120万美元）。对承包商而言，监狱劳力表现良好，有的工厂3年内的利润甚至高达150％。监狱一开始即把赚取利润视为目标。
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本身就是一种用以牟利的制度。而在奴隶制结束后，正是源于这一司法漏洞，使“利用犯人，尤其是利用黑人牟利”成了在其后近150年中不断孳生种族主义的罪恶土壤。
CCA（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第一个私人监狱，美国最大的私营监狱运营商，由在拉姆齐农场监狱当了16年监狱长的霍顿和比斯利、格兰茨在1983年成立，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得到急速发展。CCA染指多州法律的制定，为了尽可能让投资人获利，他们要求各州填满监狱。CCA也是利用监狱犯人牟取暴利的最大机构。
创立私营监狱是年轻人挣钱的好项目，既能解决监狱的问题，又能赚大钱。当时比斯利是田纳西州共和党的主席，拥有广泛的政治人脉资源，格兰茨则在房地产方面经验丰富，霍顿曾将其在得克萨斯州运营监狱农场的经验运用于阿肯色州的监狱并获利颇丰，于是三人成立了CCA。加入CCA不久，霍顿就成为美国最大的监狱协会——美国惩教协会的会长。他们三人分别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人脉积极推动监狱私有化。CCA开设监狱不久，就得到了美国惩教协会的认证。
ALEC(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在美国是一个私人会所，其中成员为政客与商贾巨头，企业投资人因私交可以随时向政客提出法案。CCA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40多年来，ALEC的成员提出多个对企业有利的霸王法案。除此之外，ALEC推进了SB1070法案，即警方有权制止疑似移民并投入监狱，美国大量的非法移民一直是个大问题，因为政策法规不完善，CCA作为ALEC的成员之一，拿到了移民拘留权，将大量非法或疑似非法移民投入监狱，以此获得每月超过110万美元的利润。CCA与政客互相勾结，在司法腐败之下，名利双收，开启了私营监狱的大门，加剧了把犯人当成劳动机器，利益最大化的进程。
监狱系统若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的目标，那么谁还在乎犯人的尊严和生命。
1850年路易斯安那州政府要求监狱承租人缴纳四分之一的利润，7年后要求缴纳一半的利润。监狱承租人可以使用犯人修建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大坝，防止农田变为沼泽。修坝工程非常艰苦，许多劳动力因过度劳累而死，因此许多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禁止他们的奴隶修坝。而监狱承租人则不会因为犯人致伤或致死而受到法律追责，所以他们就大胆地让犯人从事修坝工程。政府与承包商互相勾结，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不顾犯人的死活。
这些人对监狱改革的目标置之不理，在监狱实施了最为残酷的暴力，用残忍的方式获取每一分每一厘。一个叫吉姆·斯帕姆的犯人精神明显不正常，因捅伤人而被判两年徒刑。有一次在劳动中，他因不堪重负摔倒在地，却被带到牢房一顿拳打脚踢。从那之后，狱警时刻盯着他，他稍有怠慢便会挨打。他变得愈加精神错乱，常常傻笑，还从监狱院子捡来东西堆在牢房里。一天狱警用一根铁棒打了他的头，将他打死。“吉姆·斯帕姆被粗暴地拖回牢房，而不是送到医院。最后他被草草掩埋，葬得甚至不如一条宠物狗。”
一个名叫麦克·亨利的白人，因为抢劫和偷马被判处7年徒刑。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看守将他吊在楼梯上，用猫鞭抽打了100鞭子。刚打到47鞭子，麦克·亨利就已经昏死过去。监狱的人在他的伤口上撒上盐和酒，扒光他的衣服，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几天后他又被吊在楼梯上打。为防止他叫喊，他的嘴里被塞上东西，他的头上也被蒙了毯子。公司的人称，这是为了杀鸡儆猴。
虐待、酷刑、滥用职权，监狱警察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甚至与犯人沆瀣一气。犯人与狱警串通、在监狱内走私违禁物品、洗钱等丑闻不断曝出。
《美国监狱》不仅披露美国私营监狱腐败、暴力、性侵、以犯人管理犯人等诸多非人道的乱象，从犯人身上谋取利益、草菅人命等惨绝人寰的恶行，更是揭露了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司法系统的腐败、不公与失控。美国司法制度已然变成了一场资本和权力的游戏，正所谓白日之光照亮野兽的轮廓。
《我们的革命》彻底揭开美国社会和体制的伤疤
在《我们的革命》中，伯尼·桑德斯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收集的资料，展示了美国真实的另一面。从中产阶级的衰落到底层人民的绝望，从收入分配两极化到巨大的贫富差距，从寡头政治对民主的操控到金融集团对经济的操纵，《我们的革命》彻底揭开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体制的伤疤。
桑德斯认为，稳健的社会应该是富人收入表现良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贫困家庭越来越少。然而美国的现实情况却是，中产阶级不断衰落，大多数底层人民生活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
在竞选中，桑德斯遇到了很多生活艰难的美国人，媒体很少对他们进行报道。这些人生活在美国中部城市和农村地区，包括非裔、拉丁裔、印第安人以及亚裔。他们每天为钱发愁，养育孩子、付账单、充汽油，他们很难付得起这些钱，他们是逐渐衰落的中产阶级。
在与底层人民一次又一次的促膝长谈中，桑德斯发现，从盛极一时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到有着“不朽城”之称的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中产阶级的衰落不仅表现在城市，更表现在贫困率、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阿巴拉契亚地区。
桑德斯指出，二战后，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家的工业水平达到了巅峰。那时，人们的工资令人颇为满意，就业率也较为稳定，广义的中产阶级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据经济政策研究所报道，1947年至1973年间，收入排在全国前20%的人收入增长了84.8%，广义的中产阶级（收入排全国前60%）收入增长了99.4%，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达到116.1%。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富人收入表现良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贫困家庭越来越少。
但好景不长，中产阶级的壮大止步于特殊利益权贵开始要求一点点蚕食属于民众的蛋糕。他们要求放松监管，尤其是银行业，这样他们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超级跨国公司的崛起，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根基，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工人们组建工会的难度加大，很难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权贵们还削减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岗位也大大减少。他们打破了社会保障网络。不受任何监管的自由市场资本家已经牢牢控制了美国的政治。他们宣称“自由”不是工人有权获得合理的工资待遇、受到尊重、享受社保，“自由”意味着企业家有权给工人支付最低工资，而且不受政府干预；“自由”是华尔街和对冲基金经理人不顾一切后果赚取大量套利，打破市场规则；“自由”是亿万富翁有能力收买选民，选出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
结果是：曾被全世界羡慕的美国中产阶级自此之后持续衰落，那些依旧留在中产阶级阵营的人们也发现很难为继，他们不得不加班，有时还需要兼数份工作，薪水却越来越低。
2016年6月，“汉密尔顿项目”研究发现，1999年至2014年，贫困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上升了约10％。桑德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趋势。研究人员称，造成工人阶层白人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毒品、酗酒和自杀。年轻白人群体过早死亡的人数也在上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报告表明，在过去15年间，25岁至34岁的白人死亡率上升了近30％，主要由于毒品、酗酒、自杀以及慢性肝病。由于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没有体面的收入，他们生活在绝望中，并开始摧毁自己的生活，于是比父母一代寿命更短。
桑德斯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但这与大多数美国人都无关，因为大部分的财富都是控制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美国的财富收入差距比其他任何大国都大，贫富差距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财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这个时代严峻的道德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
根据大量的调查取证，桑德斯得到的真实情况是，在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是包括20%的儿童在内的4300万人生活贫困，占总人口13.5％。然而，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贫困率数据，是基于50多年前制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没有考虑育儿费用或与工作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果贫困门槛足以反映生活的实际成本，那么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将被定义为生活在贫困之中。与此同时，28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医保，每年都有上千人因为没钱请医生失去生命；很多聪明的孩子不贷款根本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上百万的老年人以及许多残疾退役老兵都靠社保艰难度日。
另一方面，金字塔尖1%的富人握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的民众的总财富，美国排名前20的大富翁的财富比底层1500万民众的财富之和还要多，美国一个家族——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的财富比底层1300万民众的财富之和还多。过去15年间，美国亿万富翁的人数是原来的10倍。2000年，美国有51个亿万富翁，他们的总净值之和仅是4800亿美元。而今天，美国有破历史纪录的540个亿万富翁，总净值之和为2.4万亿美元。
基于以上数据，桑德斯认为，这样的社会一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们正在忍受的不仅是财富差距的问题，还有更可怕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惊人的是，在过去几年当中，52%的社会新增财富全部流入1%的人之手。对很多家庭来说，父母和孩子都有工作，但他们的日子依然步履维艰。
桑德斯说，“美国梦”的一部分就是父母努力工作，为的是孩子将来能比自己更有出息。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人们才有机会，这些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世界多地的人想要移民美国的原因。而现在情况不同了，虽然父母的想法是合理的，但现实是孩子们过得越来越不好，很多孩子过得比不上自己的父母。人们感到生气、沮丧、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等待孩子们的是什么样的未来。
在参与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桑德斯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金钱像洪水一般涌入竞选体系，候选人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筹钱，以赶得上别人的脚步。一些富翁们不惜投入数十亿美元购买选票，相伴而生的是少数族裔、穷人、老年人、年轻人的投票权更加无法保证。与此同时，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桑德斯认为，公司制媒体对美国民主的直接威胁，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