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慨
发于2020.6.29总第953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出版商推出了此书的新版。在中国内地，作者于2012年所做的修订版也刚刚上市。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自《木偶奇遇记》以来，再没有一部小说能像《玫瑰的名字》这样，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现象级图书。它是一位哲学家所写的学者小说，却征服了大众市场；它明明是一具赤裸裸的后现代肉身，却披着侦探小说的合体血衣；它的主人公有着最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比繁杂的知识迷宫，远远地离开了真相。
作为侦探小说
故事发生在1327年，我们首先结识了本书的叙事者——梅尔克的阿德索，他原是本笃会的青年见习僧，此番跟随他的老师、方济各会修士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来到意大利北部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开会。意大利国王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各自派出了使团，准备在此晤面，商讨关于耶稣是否清贫、出家人是不是越穷越光荣等神学争论，试图调解帝权和教权的冲突。
可是，威廉师徒在抵达修道院的第二天，就遇到了残忍而离奇的谋杀案：“已是黎明时分，茫茫积雪把整个台地映照得更加明亮。在唱诗堂与牲口棚之间的空地上，即头天矗立着的盛猪血的大缸里，有一个近乎十字架的奇怪东西倚靠在猪血大缸内沿上，就像是两根插在地上、挂着破布条以吓唬麻雀的大桩子。那是两条人腿，一个脑袋倒栽在猪血缸里的人的两条腿。”
更可怕的是，谋杀接连不断。除了大猪血缸，在悬崖下，在浴缸中，在药房里，尸体接二连三地出现，有摔死的，有毒死的，还有叫浑天仪给活活砸死的。我们看到一具接一具的尸体，一桩接一桩的犯罪，一件又一件的秽行，一条又一条谜语，一个又一个阴谋，而在这些血光和乱象的背后，是僧侣们对宝石、书籍、知识、真理、男身、女体、食物乃至火刑所产生的种种狂热的欲望。
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做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很快投入了谋杀调查。他宛如家住贝克街221号B的福尔摩斯，就连“巴斯克维尔”这名字也来自福尔摩斯办过的一件大案，载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梅尔克的阿德索则是威廉的助手和故事的叙事者，正像约翰·华生是福尔摩斯的助手和叙事者一样。
修道院的院长警告威廉师徒，万万不可踏足院内的藏书楼，否则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由谜语、哈哈镜、迷宫般的楼梯和瞎眼的老院长豪尔赫(他的名言：“藏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这也是一个必然会让人联想到晚年失明的阿根廷大作家、国家图书馆馆长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物)精心守卫着。谋杀案起初似乎循着《圣经·启示录》的指引，不可逆转地连续发生，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却将威廉引入了破案的绝境，幸亏阿德索无心插柳，帮助老师及时转向，全力追踪馆中收藏的一部旷世奇书——传说中早已佚失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
作为学者小说
《玫瑰的名字》是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大众媒介学者翁贝托·埃科的小说处女作。
而在开始写小说之前，从关于圣托马斯的博士论文开始，埃科已有三十年的中世纪研究经历。
“直到1978年，我都完全心满意足地当我的哲学家和符号学家。”他在一次讲座中说，“有一次，我甚至带着一丝柏拉图式的狂妄写道，我认为诗人以及其他艺术家都是他们自己谎言的俘虏，是模仿仿制品的仿制者，而作为一位哲学家我则有幸能进入真正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但他心中暗藏着讲故事的激情，或者说，他想写小说，于是就写了一部小说：“我从1978年3月开始写，被一个源于原始冲动的念头所驱使：我想毒死一个修士。”
他开始看19世纪法国医生奥尔菲拉所写的《毒药论》，再读中世纪的编年史，从中寻找合适的、教喻式的口吻——中世纪编年史家热衷于每次指称某物时“都要引进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并决定选择一位“华生”作为小说的叙事者，同时引入一个四层的嵌套结构，让阿德索的原始叙述通过某位马比荣修士的拉丁文手稿，再经某位瓦莱神父的法语译本，辗转到达某位埃科——即本书作者的手中，由他加以考证、整理并翻译成意大利文而付诸出版。这个过程当然是小说家的障眼法，一方面应了塞万提斯说过的那句老话：“在自己的大衣掩盖下，可以随意杀死国王。”另一方面则暴露出它的后现代特征：文学作品并非基于原创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仅仅是其他文本的混合。或者用埃科自己的附注：“我就是这样再次发现了所有作家一直了然于胸(并且告诉过我们不知多少遍)的事情：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
总之，《玫瑰的名字》既是侦探小说，同时也是历史小说和哲学小说。它打破了过往的限制，把多种截然不同的体裁和技巧、多种来源的传统和亦真亦假的知识混合在一起。意大利小说家、《海上钢琴师》的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就此指出，《玫瑰的名字》开创了图书的一个“新时期”，与绝大多数小说不同，它不是文学家族内部现有体裁血亲相奸的后代，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格，像磁石那样，吸纳周边的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玫瑰的名字》影响了此后的很多作品。这些后作有的很受好评，如土耳其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一部贯穿东西、以中世纪奥斯曼帝国为背景的哲学侦探小说；有的很有市场，如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其主人公、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兰登也像埃科一样，是个符号学家。
作为大众传播现象
《玫瑰的名字》出版于1980年5月21日，现已译入60多个国家，销量逾5000万册。1986年，好莱坞把它搬上了银幕，由苏格兰大明星肖恩·康纳里出演主人公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去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又将它改编成了八集电视剧，世界多个国家都有播映。
过去几百年来，还从未有哪一位意大利小说家像埃科这样，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如此耸动视听的成功。这一方面是受语言的限制，另一方面恐怕也由于意大利文坛对通俗作家根深蒂固的成见，像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2-1911)这样脍炙人口的探险小说家，就长期得不到评论界的承认。侦探小说家乔治·谢尔巴年科(1911-1969)技艺出众，却也只是在安德烈亚·卡米莱里(1925-2019)的警探蒙塔尔巴诺系列小说近年来风行世界后才得到重视。
埃科身上没有通俗小说家的标签，在挑剔的评论界自有其先天的免疫力。出版后的第二年，《玫瑰的名字》就获得了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斯特雷加奖。
1932年1月5日，翁贝托·埃科生于亚历山德里亚，2016年2月19日在米兰去世，享年84岁。他后来还写了《傅科摆》(1988)、《昨日之岛》(1994)、《波多利诺》(2000)、《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2004)、《布拉格公墓》(2010)和《试刊号》(2015)等六部小说，但均未重现处女作那样的成功。
而在这七部小说中，埃科自认为《玫瑰的名字》是最差的一部。“我憎恨《玫瑰的名字》，我希望你们也憎恨它。”他曾这样告诉读者。但他的朋友、同事和《玫瑰的名字》责任编辑马里奥·安德烈奥塞指出：“他绝对没有憎恶它，他只是认定他最好的书是《傅科摆》罢了。”
做埃科的同谋
像许多百科全书式的后现代小说一样，《玫瑰的名字》是有阅读难度的，这不仅对中国读者而言，英语甚至意大利本土读者同样会遇到困难。除了书中遍布的拉丁文词汇，充满教谕味道的冗长段落也构成了挑战。作者本人在2012年对拉丁语做了简化，减轻了意大利读者的负担，却始终坚持冗长的必要性。
“读了原稿以后，出版社的朋友们建议我把开篇一百页缩短，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太耗神，太累人。”埃科回忆，“我丝毫没有犹豫，我拒绝了。我的观点是，如果某个人要进修道院并且要在里面生活七天，他就应该接受它的节奏。如果他做不到，那他永远也不会读完整本书。因而，这开篇一百页有补赎和入门仪式的效果。活该那些不喜欢的人：让他们停在山坡上吧。”
换句话说，他想用这开头的一百页做试金石，筛选出理想的模范读者。
那么，什么样的读者才是他心目中的模范读者呢？
“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他说。
停在山坡上的有停在山坡上的轻松，游戏的同谋有游戏同谋的快乐。
但《玫瑰的名字》远不止一场游戏那么简单。
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见多识广，早已有了怀疑上帝的倾向。他发现，“敌基督可以由虔诚本身萌生，由对上帝和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就如同异教产生于圣人，妖魔产生于先知一样。”一味追求纯洁的真理，毫无原则地维护某种原则，有时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证实这一点的不仅是书里的故事，更有古往今来，特别是20世纪一件件惨绝人寰的集体悲剧。威廉相信，“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
这又何尝不是埃科本人的观念？笔者曾在法国电视五台《大图书馆》的一期节目中发现，在米兰的埃科家庭图书室的书架上，有一具女红卫兵的玩偶，守卫着一册珍贵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首版《尤利西斯》。也许是刻意的摆放，也许是偶然的组合。但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说是埃科的特色：不可解读，又可以自由解读。
《玫瑰的名字》的书名也是这样。埃科说，他曾私下使用过《修道院凶杀案》作为工作书名，却担心单纯的侦探小说读者会大呼上当，后来有心叫它《梅尔克的阿德索》，但意大利出版商素来不喜欢用人名作书名。于是他转而想到《玫瑰的名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读者迷失方向，因为“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理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