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职业面临着如此严苛的政治监督，即使同样负责公共福利并以公共资金作为薪酬来源的政治或社会工作也无法相提并论。2010年，《新闻周刊》（Newsweek）刊登了一篇题为“拯救美国教育的关键”的封面报道。这篇报道的配图是一块黑板，上面用孩子稚拙的字体反反复复地写着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我们一定要把差劲的老师开除掉。”在私营企业中发了财的慈善家们资助了《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和《永不放弃》（Won’t Back Down）等电影——这些大规模上映的影片基本上就是将教师任期及其维护者，也就是教师工会，归为学校表现不佳的唯一原因。身为一名记者，我曾报道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也报道过2010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克林顿全球计划”（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大会。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权贵们似乎都在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无能和“铁饭碗”而感到愤愤不平，尽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对专业性的重视程度几乎与医师不相上下。
我以为，要了解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对于把公共教育作为英才教育媒介抱有超高的期望，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不愿大力投资其中涉及的公共组织、教师和学校——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许与美国人对教师的看法有一定的关系。200年以来，美国公众一直要求教师消弭困扰社会的隔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移民和美国主流人群、黑人与白人以及贫富之间的差距。然而，每一个教育改革的新时代都是以人们从政治和媒体角度对当时的教师发起斗争为标志的。可我们正是要靠这些教师来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这往往是在稳定的工作和经济的住房、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等等方面对家庭的支持缺失、无法令面向孩子的教学更有效果的情况下进行的。19世纪的公立学校改革者们曾这样描述男教师——19世纪的教工中有90%是男性——他们都是嗜虐成性、只知道挥舞教鞭的酒鬼，应该由更善良、更纯洁（薪水更低）的女性代替他们。在进步主义时期，工薪阶层的女教师们因为课堂缺乏男性的“硬气”，无法管理由过去的童工组成的60人以上的班级而饱受抨击。在民权运动时期的南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黑人学童因种族隔离法律而被剥夺入学权利，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案的判决终止了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美国的民权运动也因为本案迈进一大步。从根本上激起了成千上万的黑人老师的怒火，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却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就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巅峰时期，白人教师因无法接受学生父母对学校的控制和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中心的教学理论而受到了指责。
许多出类拔萃的男性和女性都曾在公立学校工作，并且从基层的视角提出了关于如何改善美国教育的有力观点。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曾任教职的美国名人有许多，这里提到的不过是寥寥数人。他们都反对将教育者幻想成圣人或拯救者的观点。而且他们深知，在教育事业中，孩子们的智力进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潜力虽然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受限于培训不足、薪酬过低、供给不足、管理无能和学生贫穷的家境等现实因素。这些教师的故事和那些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教师故事都在推动着这段历史向前发展，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教职会变成这样一个既饱受抨击又受人敬仰的特殊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