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海南《三沙设市记》里有“清末李准率师巡航，踏勘诸岛宣我主张”之句
一，东沙岛的收回和利用东沙岛的位置在香港东南方向180多海里，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明代以后就一直有广东、福建的渔民在这里捕鱼，它是南海诸岛中最早被开发的岛屿。
但是，1907年夏，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占据，他派人在岛上开采磷质（即鸟粪）和海产品，“竖旗，建屋，装运货物”。首先得到消息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因此地不属端方管辖，他发电给清朝外务部，外务部便责成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处理。由于当时外务部不知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岛名称，且发来的经纬度又不准确，张人骏在海图上找来找去，不得要领。回电说广东所辖海域无此岛屿。于是又请端方重新标示，弄清了此岛精确经纬度以后，张人骏方确认，有这样一个岛，英文海图里，名叫做蒲拉他士岛。但广东省志和舆图都查不到此岛，他怀疑此岛不属于广东，“似在闽粤之间”。他给端方回电说：“闻风涛甚大，本拟由粤派人前往密探，惟粤无堪往大洋之船，应否由尊处派往，或电闽省细查有无证据。望酌裁。”［1］
显然，张人骏的态度是踢皮球。张人骏作为两广总督，是一位很有主权意识的官员，他在很多涉及南海主权的问题上支持李准，显示出民族气节。唯独在东沙岛问题上，他最开始的态度相当消极。他在电文中说“粤无堪往大洋之船”肯定是托词，李准的水师舰队可以去距离远得多的西沙，怎么会去不了东沙？他这里主要是不想担责，因为没有明确东沙岛是否归广东省管辖。
可是管辖的责任更不在端方。端方见张人骏不管，他也置之不理，将此事搁置了一年有余。到了1908年8月，因为英国政府想在这个岛上设立灯塔，找到端方询问此岛是否归属中国，才迫使端方发电给朝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请他派军舰前往东沙岛查看。
于是，1908年底，萨镇冰派管带黄钟英率领“飞鹰”号军舰经香港到东沙勘查。1909年正月间，黄通过实地调查，确认此岛就是中国人称之为东沙的岛屿，并在岛上确实看到了当初有人向端方反映的情况，日本人真的在开工厂，岛上建有小铁道，盖有厂房，而中国渔民被驱离，早先中国居民在岛上盖的天后庙被拆毁。他们了解到基本情况，但是由于军舰上的官兵操一口广东口音的英语，和日本人沟通不畅，岛上虽有很多台湾人，但那些人说闽南话，官兵也听不懂。为了向外交部形成系统报告以便和日本交涉，张人骏决定再次派懂日语和闽南话的人上岛调查。
李准（左）张人骏（右）
从这时起，张人骏对东沙问题的态度变得主动了。1909年农历二月，张人骏派广东水师的吴敬荣、林国祥、王仁堂等乘坐“飞鹰”舰和“开办”舰再次到东沙登岛巡查。这一次了解的情况更加详实，他们审问岛上的日本人，并做了详细笔录，而且还拍了照片。他们看到岛上建有一支木桩，上书“明治四十八年八月”，背面书写“西泽岛”三字。有房屋20余座和淡水厂，有日本男女工人101名，另有台湾人33名，都受聘于台湾的日本商人西泽。他们在岛上开采的磷质肥料和海产品，有日本商船负责运输，每月一次至三次不等。如此经营，从1907年7月开始。这样，张人骏便可以向外务部形成报告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李准起了什么作用呢？
虽然张人骏的报告全部是他个人署名，但是显然这件事是他和李准商量的结果。被派往东沙岛做调查的吴敬荣等三人，都是广东水师的管带级的官员，且都是李准最为得力的部将。
说李准参与其事，还因为他本人对此事有所记录。
李准在他自己的三篇回忆《任庵自编年谱》（即《李准年谱》）、《任庵六十自述》和《李准巡海记》里面，都记载了他本人曾经发现日本人竟然插着太阳旗在东沙岛经商，而他亲自登岛，拔下日本国旗，驱赶日本人，即所谓“我遂下彼旗，索还我海瀛”的事，同时也讲到他回省后立即向张人骏报告，请张协商外务部处理。但是，因为陈天锡主编的《东沙岛成案汇编》几乎收录了全部的官方档案资料却唯独未涉及李准这次东沙巡阅，而张人骏与端方和外务部往来电文数十封甚至没有提到李准之名，所以很多学者以为李准的记录不足为信，或是误记。但是以笔者对李准回忆文章的一般了解，事情似不至于此。他的回忆录中的观点狭隘偏颇肯定会有，他对某些并非重要的史实有意无意地漏记也会存在，对于若干往事的细节产生“误记”更是不可避免。但是对重要历史事件连续三次在不同文章里“误记”，这几乎不可能。李准是一个笃实、诚信的人，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不符合他的性格。另外，对照晚清以来大量的官方和民间史料，笔者细读李准的《任庵自编年谱》等回忆性著作，还没有找到其他可以称之“误记”的重大事实。
东沙岛
那么如何解释李准巡阅东沙没有反映在官方史料中呢？我想这是因为张人骏没有把它记录进去。因为李准的巡阅，不是受张人骏委派、奉外务府之命进行的，而是他的一次例行巡海。作为水师提督，这应是他的分内之责，尽管以前他未曾想到要去，以至东沙岛被日占而无人知。但是他很可能风闻东沙被占之事，端方电请张人骏调查东沙，他也应能得知。然而张人骏开始抱着一种推诿的态度，拖了一年搁置不论，而李准巡阅东沙，按照他自己的记忆，恰恰就发生在这段时间，也就是1908年9月以前。至于张人骏并未根据李准巡阅而向外务部报告，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大致知道此事，正在和端方、以及福建总督“踢皮球”。而后来他正式接手处理东沙问题，向外务部形成报告时，他已经掌握了吴敬荣等人调查的笔录和照片，用不着再讲李准当初去巡阅的情况了。查明了情况，就该与日本交涉了。交涉主要在张人骏、外务部和日本领事濑川浅之进之间进行。李准参加了其中一些讨论。对于中方称东沙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方要求中方拿出证据，张以中方历来渔船在此停泊、渔民在此岛建立天后庙等作为证据，日方以为证据必须是地方志有所记载才可为凭证。这实际是刁难，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自古重陆地轻海洋，地方志不会记录这些内容。张人骏找出广雅书局印行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说其中海图可以证明；但对方又说，这是新书不算数，要有中国的古书证明才行。李准回忆，他请自己手下的王雪岑找到了康熙年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但张人骏的说法不同，他给外务部的报告说，他找到的是清朝王之春的《国朝柔远录》所附录的海图。但是最后使日本人承认东沙为中国领土的证据，既不是李准提供的，也不是张人骏提供的这些国人自制海图。陈天锡在《东沙岛成案汇编》的《结论》一章里说：
“日人向我索提东沙岛领土证据，我国提出种种佐证，不能邀其顾盼。卒恃以为折服之具者，乃在英人之《China Sea Directory》一书。何以我之领土权不能凭我之证据，反而持他人著作之证明，此则由于国人学术倾向之关系，惩前毖后，吾人应有之职责，固不独于政府也”。
这一段话对当时中国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的学术做出严厉批评，同时也说明中国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东沙岛是多么侥幸！
无论如何，在证据面前，日本认输了。于是双方又商谈交还岛屿的条件。
日本公使强调日本人在东沙岛盖房投资，还引进了机器设备，要求中国补偿。这时李准的态度比较绝决，他认为日本人从岛上盗取中国海产品，应该不是一个小数，所以两相抵债了。补偿款不需要给。但这种大而化之的方法日方不能同意，于是张人骏开始和他们算细账，即日方的投资和货物如何作价，而中方需要向日本商人征收多少税款，以及日人捣毁中国渔民的渔船和岛上的天后庙该如何赔偿等。最后议定条件，是中方给与西泽物业和投资的价值银元16万，西泽纳税及赔偿渔民共3万银元。条件基本确定，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新任的两广总督袁树勋和日本领事签订了协议。
李准乘坐的伏波号战舰
这样，东沙岛上日本人投资的物业和机器设备都留给了中国。李准派部下王仁堂等乘坐“广海”舰前往接收。1910年十月初二抵达东沙，根据清单清点岛上实物。七日中午举行接收典礼，升黄龙旗，“广海”兵舰鸣礼炮二十一响，令在场国人振奋。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有关收复失地的外交胜利。东沙岛收复以后，就要加以利用，日本人可以在那里开采磷质肥料和海产品，运回国内生利，中国为什么不行？所以中国最初也是想按照日本人的做法继续经营。他们甚至还把岛上的日本技师留下来继续聘用。先是官办，后来又招商改民办，折腾过几次，始终经营不理想，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磷肥在中国不被认可，销售不畅。于是转以开发海产品为主，最终也没有找到经营之道。
此时已是清朝结束前的最后两年，李准参与了东沙岛经营的全部策划。在其中他主要承担的责任，是利用“广海”号兵舰给岛上的人提供粮食、蔬菜和药品，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三次。不过作为军人，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岛上的通讯联络。他曾与总督袁树勋商量，准备进口三台电机（无线电报发射机），分别置于省城、“广海舰”和东沙岛，以便通信。因为东沙岛太远，原来的无线电报发射机功率不足，所以需要以大功率设备替换，花费白银约一万七千多两。此议几经讨论，几乎可以决定了，忽然两广总督换成了张鸣岐，张以“粤省库储支绌，筹款维艰”为由，呈请朝廷邮传部出资，结果自然是没有了下文［2］。令李准非常沮丧。
至于为岛上提供粮食和基本生活物资，他是从不间断的，他知道这事情人命关天。但是民国后他解甲归田了，此事交给广东地方当局。1933年，他在《李准巡海记》里谈到：
“改革后，党人只知争地盘，谋利益，遂不以此岛为意。留岛之人绝粮而死，可哀也。我虽不杀岛人，岛人由我而死，余滋愧内疚于心也。”
这是真实的事件，发生在1925年，岛上因建设观象台，包工头逃跑，导致岛上“菜蔬药料断绝二十余日，工人死者数十名”。［3］
在这事上李准自责，原因在为什么没有给岛上接通无线电通信呢？否则悲剧不会发生。当然，责任并不在他。
二，到西沙群岛宣示主权
东沙岛被日本人占据，这对李准是一个警醒。他由此担心，南中国海还有其他岛屿存在类似的情况。他询问手下的将领林国祥，林告诉他，距琼州榆林港大约二百海里，距香港约四百海里有群岛，西人名之Paracel Islands（帕拉塞尔群岛，今译西沙群岛），凡从新加坡东行来香港者，这个群岛是必经之地。但因为群岛暗礁极多，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李准听了，“极欲探其究竟，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因请于安帅（指总督张人骏），而探此绝岛。安帅极然余说”［4］。按李准的说法，巡视西沙之举，提出创意的是他。但从官方史料来看，总体上主持这次西沙之行的是张人骏。
西沙“老龙头”
李准的意图很清楚，他是军人，考虑的多是主权问题。“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是他的主要目的。从个人的角度，他热衷于此事，也和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功名之心有关。他曾对自己的长子李景武说，凡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死后朝廷可以给一个“襄”字作为谥号，为国开疆拓土可以算是大功了，所以他做了巡视西沙这件事，或许将来就能得到一个“襄”字。就像张之洞、左宗棠死后都被谥为“文襄公”。他说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做不了“文襄公”，做个“武襄公”也不错。但是张人骏的想法则更多是考虑如何利用西沙，他看到日本人在东沙岛大发其财，觉得西沙应该也有东沙相同的资源，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所以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李准等勘查西沙之前，先成立了一个西沙筹办处，调来王秉恩、李哲濬两个道员，负责筹划西沙经营之事。
此前，广东水师对于西沙群岛的确所知甚少。但是李准绝不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至少“老于航海”的林国祥可以告诉他西沙的概况，说明他可能到过此地，而东沙岛事件发生后，张人骏商请李准派吴敬荣也率舰去西沙实地查看过一次。只不过，吴敬荣并未登岛，也未作勘查和测量，他只是在海中瞭望，算是巡航而已。
在这个前提下，李准去西沙，实际是“复勘”，并且作为西沙筹办处的一项工作任务。但是此举却意义非凡，主要表现在李准登岛升旗、鸣炮、立碑宣示主权，而且做了大量勘测。因为只有这样的巡视，其海岛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为享有主权。
但这次航程是相当危险的。林国祥所说对于西沙群岛“行船者大多避而远之”自有道理。特别是广东水师的军舰破旧，准备出海的“伏波”和“琛航”两艘军舰，船龄都已三十几年，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远航，还是未知数。以经验丰富的林国祥的看法，如果天气好没有问题，如果遇上大风大浪，就难说了。可是李准坚持一定要出海，而且越快越好。他和林国祥一起下舱检查军舰，林国强亲自动手查找存在的隐患，锅炉机器、桅帆绳索，无不检查。该修的修，该补的补，甚至把甲板下的铁锚也全部拉上来，用锤子一节节敲打，凡是听声音有异者，立刻更换或加固。总之尽可能地保证设备安全。
然后，李准命令准备粮食数百担和各种罐头食品。他想得非常周到，还带了许多牛、羊、猪、鸡等牲畜，各色稻、麦、豆种子，准备到岛上去放养和种植。令水手把淡水舱储满淡水，炭舱储满煤。除水手以外，他们还另雇小工上百名，木匠、石匠、油漆匠若干人，又准备木材、旗杆、国旗之类若干，以便到海岛上去升国旗。李准请林国荣作为航海总指挥，吴敬荣为伏波舰管带，刘义宽为琛航舰管带。他自己乘伏波舰，随行者除了西沙筹办处的李哲濬等几位官员以外，还包括两位外国无线工程师，一位是德国人布朗士，另一位是丹麦人那森。因为考虑到要进行大量的勘查测量以及岛屿物产的检验，所以他们带了十几位测量师和学生，还有两位化验师。全部随行人员达170余人，都有姓名可考。
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巡海航行启程，四月初五到达琼州榆林港（在海南三亚）。因为西沙筹办处同时有开发榆林港的计划，所以他们先在当地考察，并躲避海上风暴。大约一周以后，他们正式出发去西沙探岛。
据回忆，他们到达的第一个西沙海岛是今天的晋卿岛。李准记录说，抛锚的地方水极深，锚链几乎用尽，但是水很清澈，阳光之下可以看见海底的红白珊瑚，竟然大如松柏之树。有一种一丈来长的白色的鱼，在珊瑚树之间回环穿梭。他们坐上随行带来的扒艇上岸登岛。拄着木棍，踩着海边巨大的圆石上一路走过，圆石高高低低，他们也跳来跳去。忽然觉得脚下圆石动了起来，惊问“石何能行”？林国祥告诉他，这是海上的大龟，背上的龟壳都长了绿苔，不知有几千年了。
这个岛不大，长约六七里，用不了多久，可以环行一周。岛上还有一种低矮的似草似木的植物，一丈来高，亦很粗壮，枝叶横向生长。地上泥土是深褐色的，由千年的鸟粪堆积而成。岛上的鸟很多，大鸟有一人高，长嘴，不怕人。有时几千只大鸟聚集在一起，他用散弹鸟枪打过去，连打三枪，也不见鸟飞动，以为没有击中，但走过去一看，已经击倒30多只，这是因为鸟群不知道枪的厉害，甚至不知人的威胁。
岛上“似草似树”的植物
在这个岛上，他们发现1850年前后德国人在椰树上和珊瑚石上刻画的文字。他们船上的德国人布朗士能够辨识这些文字。由此可以知道，早有西方人在打这些小岛的主意。又在岛上发现一座石屋，长宽各八九尺，四围以珊瑚石砌成，屋顶用极大的贝壳覆盖。估计这是当年德国人留下的。李准在小屋里休息了一下，然后让他带去的石匠在珊瑚石上刻字：“大清宣统元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5］，并且立了一块石碑。他将这个岛命名为“伏波岛”，以纪念他乘坐“伏波”舰到此［6］。又让木匠制成木架，搭建一座木屋，在屋子旁竖起五丈多高的白色桅杆，挂黄龙国旗在桅杆上，表示此地是中国之领土。在伏波岛上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继续寻找新的岛屿。临行前，他们把带去的牛羊雄雌各选几对留在岛上，为了使它们可以在岛上繁殖。但他们没有在岛上发现淡水，事后很担心这些牛羊将来会渴死。
看过伏波岛以后，他们觉得，西沙各岛上的林木雀鸟，基本是大同小异。
距离伏波岛30海里，他们来到另一海岛。岸边有沙滩，舢板可以登岸，于是他们登岛巡视。但不同的是这个岛上有淡水。李准让工人尝试挖井，只挖了三四米，就发现有地下泉水，味道甘甜。所以李准当即给这个岛命名为“甘泉岛”，也竖旗立碑，举行命名仪式，并且放了一些牲畜在岛上。然后到对面另一小岛，发现这个岛上珊瑚比其他岛更多，于是干脆命名为“珊瑚岛”，同样在珊瑚石上刻下岛名，并且挂起黄龙旗。
当天下午，又到一个海岛，在水边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甚至搞不清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于是采集了一些样本。在岛上巡视一周，最后给这个岛命名为“琛航岛”，因为他率领赴西沙的两艘兵舰中，另一艘名为“琛航”舰。
在琛航岛上住了一夜以后，第三天他们继续在西沙巡海。来到一个岛，他们居然在岛上遇到渔船和渔民。他问渔民自何处来？渔民说他们是琼州陵水人，每年都会趁好天气，到这里捕捉玳瑁海龟、海参以及海带等等。问他们平时吃什么，他们说吃龟肉、鸟肉以及鱼虾。问他们喝什么？他们说这里不缺椰子，不会渴死。不过他们每次都是备足淡水而来。李准告诉他们，以后不必如此，附近的甘泉岛上就有淡水。李准在岛上四处游览，发现这是西沙的一个主要岛屿，最后他将该岛命名为“邻水岛”，因为他自己的家乡是四川邻水。当然，也要立石碑，竖起长杆升黄龙旗，鸣炮，举行一个命名仪式［7］。
今日西沙群岛上的海港
此后，李准陆续勘察了西沙其他岛屿，并进行了地理测绘。因为岛屿情况大同小异，所以他的日记没有继续一一详记。只写他对一共15个岛他都一一命名，命名的除上述5岛以外，还有霍丘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丰润岛，除了丰润岛是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家乡河北丰润命名以外，其他各岛的岛名，大多是依据他随行官员和部下的家乡名称命名。这次巡海的经历，也令李准一行大开眼界。
李准在“巡海记”里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西沙诸岛上的许多异闻趣事。例如海里居然有几尺甚至一丈长的大乌参。他在邻水岛问渔民们为什么只抓小乌参不抓大的？渔民告诉他，国内人不喜欢大的，只要小的。他忍不住用棍子和铁铲拨弄海边浅水里的一丈长的大乌参，那东西居然动也不动，只有将它的肉铲下一块，它才稍稍挪动身体。让他感叹这真是冷血动物。又如他们一天晚上听到海水里有异样的声音，林国祥告诉他，这是海龟要上岸下蛋了。于是起而观之，借着月光，看到一群大海龟从海里鱼贯而来爬上沙滩。用灯一照，海龟皆缩头不动。水手们用棍子撬它们的肚子，把他们翻过来，这样捉了20只，每只约400-500斤，够他们这一百多人吃三天。他们吃了12只，留下8只，用起重设备抬到船上，准备带回广州给大家开开眼。结果海龟太大，占了前舱很大的面积，以至于水手吃饭的地方被挤占。这些水手就拿仰卧的海龟做凳子，坐在上面吃饭，甚至在海龟肚子上打牌。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奇异的物种，例如有的形似金瓜，其蒂上开紫色之花，如蝴蝶状。花很硬，类似石质，但艳美无比。此物生长于石土，根长四五寸，用力拔断其根，流出白浆，腥味异常，类似蟹爪的味道。他们最终也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属于植物还是动物，于是带了几个回来，准备给总督张人骏欣赏一下，再交给江南劝业会展览。他们还看到岛上随处可见巨大的海龟蛋和各种鸟蛋，以及藏在海螺里的寄生蟹。他们用大竹筐装了很多此类西沙特产，准备回家时赠送亲友。
巨大的海龟
这次巡海，自1909年农历四月初二起航，四月二十三日回到广州。历时21天。回来以后，向总督张人骏报告，张非常高兴，决意要开发西沙。于是西沙筹办处拟定了一个“西沙筹办八条办法”，内容大致有［8］：
（1）要制作海图，包括总分各图，然后将各岛正式命名，书立碑记，以保海权。
（2）化验西沙各岛磷肥的磷质，招工采取以收天然之利，并发展畜牧业和林业。
（3）西沙无粮食淡水，必须选择近地接应。可以榆林和三亚两港为其根据地。此两地可广筑盐田，在西沙开办分厂。
（4）西沙岛上可建厂房宿舍、淡水厂。粮食等有专轮运送，请派水师广海舰负责此事，并请添置兵舰巡阅各岛。
（5）安装无线电以通消息。
（6）在东沙岛、西沙岛、榆林、三亚等处分头派员负责筹办开发事务。
（7）拟聘外国高等化验师对西沙磷肥做化验，评定其价值。
（8）开办经费，约20万两白银，申请拨款。
然后，筹办处对西沙15岛的岛名重新做了命名。归之为东七岛和西八岛。
东七岛为树岛、北岛、中岛、南岛、林岛、石岛、东岛;西八岛为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南极岛、琛航岛、广金岛、伏波岛、天文岛。［9］
笔者在西沙永兴岛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些岛名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不再是李准命名的那些名称。其中原因是筹办处确定了命名的原则，即以军舰、当地出产或岛屿方位等命名，而不用地名命名。于是包括以两广总督张人骏家乡“丰润”和水师提督李准家乡“邻水”以及筹办处负责人李哲濬家乡“宁波”命名的岛屿，全部改了名。最后“丰润岛”以其位置变成了“东岛”，而“邻水岛”以其林木茂盛变成了“林岛”，这也就是今天的永兴岛。至此，西沙群岛上由李准命名的岛屿剩下4个，即“伏波岛”“琛航岛”“甘泉岛”“珊瑚岛”。后来到了1947年，“伏波岛”被国民政府改名为“晋卿岛”，这样李准命名的岛屿，在西沙群岛仅存3个。然而，给岛屿命名之后，西沙筹办处也就寿终正寝了。他们定了“筹办八条”，考虑天气原因，决定在当年八月以后开始实施，但是当年六月，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与此同时筹办处的李哲濬也被调往江苏，继任的两广总督袁树勋考虑到人力和经费两方面的原因，在九月决定裁撤西沙筹办处，将其业务划归劝业道管理。但这样一来，西沙“筹办八条”也便无法落实了。
然而李准从西沙归来，还是做了一件大事。他在1910年编写出版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列入了西沙群岛，兑现了自己要把西沙“收入海图，作中国之领土”［10］承诺。书中的海图，都是他带去西沙的测量师和学生画的。
这本书在中国的海图中首次使用了现代科技经纬度，李准这样表述：
“西沙岛在琼州陵水县榆林港之东南，星罗棋布，延袤直自纬北一十五度四十六分至纬北一十七度一十七分五秒，横自经东一百一十一度一十四分至经东一百一十二度四十五分。共岛十五处，分为西七岛、东八岛。水深一十三拓至二十拓不等。岛产燐质、雀粪极多。宣统元年，张前部堂派员查勘，现拟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11］
由于有了清晰的经纬度标示，这本“图说”后来成为中国政府证明南海主权的重要文献。书名中的“国防”二字很重要，因为它明确地将南海诸岛作为国防要地纳入中国版图，所以成为中国政府对南海早已实施管辖的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李准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此外，李准还把他从西沙带回很多珍稀的植物、矿石、珊瑚石、海产品和龟蛋、鸟蛋等等，专门搞了一个展览，供人参观。展览会开过后，他将一部分展品拿回家里，长期保存作为自己珍贵的纪念。大约100年后，也就是距今十年前，笔者到李准的女婿段平泰先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家里，还亲眼看到过李准从西沙带回的一些花花绿绿的海滩石子、贝壳等。2020年3月12日
［注释］
1 《张督复端督元电》，见陈天锡：《东沙岛成案汇编》第一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 参见《李提复袁督文》、《张督致外部邮部电》，《东沙岛成案汇编》第十六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3 陈天锡：《东沙岛成案汇编》第十九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4 《李准巡海记》，见《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3期。
5 1933年《国闻周报》发表的《李准巡海记》，将此处时间误记为“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乃文章发表时编辑之误。
6 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海岛名录，将此岛名改为晋卿岛。
7 邻水岛在1946年被改名为“永兴岛”，是因为“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强行占领了西沙群岛多个岛屿，“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永兴号”军舰接收西沙，所以重新命名这个岛为“永兴岛”。
8 《往勘后详报原文》，参见《西沙岛成案汇编》第三章第五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9 《拟定各岛之名》，见《西沙岛成案汇编》第三章第六节，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10 《李准巡海记》，1933年《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3期。
11 西沙15岛，西沙筹办处定为东七岛和西八岛，而李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定为西七岛和东八岛。
